兩難境地考驗決策智慧
2014年,中國政府制定的經濟增長目標為7.5%,胡祖六認為,中國政府制定這樣的目標是為了避免經濟大起大落。中國面臨嚴峻的就業壓力,每年有700萬大學畢業生,解決就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外農民工進城、產業結構調整,都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來支撐。
不過他認為,在今年的國際和國內環境下,維持7.5%的增速面臨不小的難度和挑戰。“新興市場GDP增長率都在大幅下調,巴西和俄羅斯目前只有2%左右的水平,印度經濟增速回落明顯,這種環境下,中國還要保持7.5%,顯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胡祖六認為,保增長跟結構改革,在短期內存在沖突。傳統的增長來源是靠政府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來拉動,固定資產投資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由此導致了很多后遺癥,如地方融資平臺債務高企,在保增長的前提下完成結構調整,要運用市場化的手段促進改革,同時又要避免陷入維持經濟高增長的陷阱,這需要高超的智慧和政策的藝術。
胡祖六指出,過去幾年中國的政策總體來說是過于寬松,無論是銀行的信貸,還是社會融資都有非常顯著的擴張和膨脹,導致中國現在整體的杠桿率或者負債率非常高,地方政府和各類企業的負債率都非常高。中國唯一相對比較好的是老百姓的債務相對來說較少。這種情況下,可能為了避免系統性的風險而去杠桿化,顯然貨幣政策不能重復過去過度寬松的政策。另一方面,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如果過多地收緊反而適得其反,反而會加劇系統性風險,加劇信用緊縮,各種信貸產品或理財產品違約,這顯然對消費者、投資者的信心會造成負面影響,所以央行也處于進退兩難的微妙境地。
運用市場化方式處置債務
正如胡祖六所說,中國政府和企業的負債率,已經到了不可忽視的地步。隨著超日債的違約,剛性兌付的神話終于被打破。
“剛性兌付,無論是貸款還是債券,如果違約,不應該讓利益方承擔財務或經濟損失。”他認為,應根據合同和契約對違約方采取法律行動,包括破產清算的程序。如果由于政治的壓力或者別的壓力進行剛性兌付,這是對商業契約的鞭撻,不利于市場的約束,不利于公開的競爭,也會造成很大的道德風險。所以對中國市場的培育,尤其對金融體系的培育健康發展非常不利。他指出,所以違約雖然很痛苦,但是還是要順其發生,因為這就是市場經濟。市場能增加資源配置的效率,但并不是每一項投資和交易都是成功的。所以貸款也好,債券也好,都存在信用風險。對于那些可能會蒙受損失的機構和個人來說很遺憾,但這也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教訓,但只有這樣,下次才不會盲目地做類似的投資。
在所有的債務問題中,地方融資平臺借新還舊的操作模式令人擔憂。胡祖六指出,地方融資平臺背后的資產還是有價值的,只要假以時日,它的項目會有現金流來支付債務,只是短期存在困難,借新還舊是緩兵之計。但是過去有很多地方平臺本身完全是資不抵債,不管再茍延殘喘幾年,項目永遠不可能產生足夠的現金流或者收益。這種情況下就應該進行破產,因為這時候繼續還款,是用好錢去填補壞錢,導致資源進一步低效率配置和浪費,而且也助長了道德風險。這對中國未來金融體系老說后患無窮,所以長痛不如短痛。
此外,胡祖六認為,即使借新還債也應在市場環境下,各方通過協商談判達成結果,而不應該用外力,比如說政府擔保等。“為了避免債務危機的爆發都去借新還舊,來拖延、掩蓋這個嚴峻的事實,這是不可持續的。”
貨基高收益不可持久
在經濟增長承受壓力之時,草根理財需求急于尋求出口,而互聯網金融的出現,讓這種需求得以滿足。
胡祖六認為,互聯網金融是一個廣義的概念,用互聯網的技術和平臺,以低成本、高效率,向一個非常龐大的目標人群推廣各種標準化的產品,這是互聯網金融非常大的優勢。互聯網金融的崛起是一種客觀的必然,中國現有的金融體系,很大的欠缺,比如說在中小企業融資方面,在消費融資方面存在不足,所以給互聯網金融的崛起提供了機會。
部分互聯網金融產品的實質是貨幣市場基金,胡祖六指出,貨幣基金本來在美國是一個低收益的產品,它更像是存款的替代物,相對來說風險較低,收益率也比較低的產品,美國活期存款沒有利息,貨幣基金的收益率略高一點,但僅僅是0.1%、0.5%這樣的水平,沒有中國現在5%、6%這樣的顯著差別。
胡祖六認為,貨幣基金的高收益不可持續。貨幣基金對基金持有人的吸引力絕對不是高收益,追求高收益應該選擇股票。“現在很多買貨幣市場基金的人以為這跟銀行存款一樣,只是利率高一點,都一窩蜂地把資金從銀行流向貨幣基金產品,這是一種幻覺。”胡祖六稱,這貨幣基金本身的風險要高于存款。盡管中國沒有隱性的存款保險制度,但實際上銀行存款幾乎都是剛性存款保障制度。但是貨幣基金絕對沒有這種保障,盡管貨幣基金通常來說比較安全,但是可以看到,在美國也有很多違約導致流動性的問題,其實還是有風險的。不管怎么樣,不可能相對于可比的利率,有顯著的差異,這個現象不可能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