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發”國家實現“后發”需要比“先發”國家更努力的創新實踐，需要具備“先發”國家不具備的某些比較優勢。實現創新，贏得產業自主國際化并非坦途，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共同努力。政府要形成制度和環境的保障，企業要用產品來實現。而企業，尤其是上市公司，面臨的創新機遇和壓力更多地表現在產業層面。作為轉型升級的創新驅動者，身處競爭巨潮中的中國上市公司唯有直面創新，以巨大的勇氣和堅定的信念，通過艱苦的產業創新實現轉型和升級，才能為中國贏得新30年發展方式轉型的勝機！

 

　　產業組織創新更具戰略意義

 

　　創新的內涵十分豐富，不僅包括產品的創新，技術的創新、市場的創新和要素的創新，也包括組織方式和組織技術的創新。除了企業的組織之外，還有產業的組織。近年來，人們往往對技術創新關注較多，但對組織，尤其對產業組織的創新，對新技術與新組織、新市場結合程度與方式的關注度還不夠。一些人甚至不理解什么是組織創新，以及為什么要進行組織方式的創新。其實，組織方式的創新在一定時期（例如在沒有出現技術突破的時期），往往比產品和技術的創新來得更重要。

 

　　美國人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們通過"阿波羅"把人送上月球，其實并沒有多少蘇聯人不知道的技術，只是我們在組合與應用已有技術方面做得更好。”這句話很值得深思。今天，中國企業的組織形式很多，如直線制、職能制、直線職能制、網絡式、事業部制、矩陣制等。很多企業家往往通過八仙過海式頻繁的組織結構調整，處理人的去留問題，但真正用組織方式的創新去實現企業目標的可謂寥寥！

 

　　企業的組織形式是不斷發展的，每發展一種新的形態，生產與組織要素的結合就會找到新的方式，就會提高勞動生產力。從亞當?斯密考察的生產分工，到福特發明的汽車制造流水線，再到豐田的“即時制生產”，無一不是通過（生產）組織方式的創新來達到低成本產量的快速增長。實現不確定環境中的企業目標，需要不斷地創新組織模式，不僅把它作為控制人、激勵人的工具，更應將它真正作為組合多種要素、發揮綜合效果的組織方式。

 

　　就企業間的合作而言，一開始我們引進聯盟、戰略聯盟、戰略技術聯盟，后來又發展為戰略創新聯盟，到現在國家還在花錢支持研發產業共性技術的產業技術聯盟等。這些本質上都是通過對組織方式的創新，達到對資源的重新組合和高效率的運用，使企業在不增加或者少增加資源投入的前提下能夠促進發展。

 

　　從產業高度審視創新路徑

 

　　上市公司負有產業發展的使命，應當不斷深化產業層面的思考，以推動產業創新和發展為己任。

 

　　企業上市的直接結果固然是圈到錢，但融資還賦予了上市公司一種隱形壓力——應比其他企業更多地承擔產業發展的責任。公眾投資者給予上市公司的并不僅是比其他企業更多、更低成本的資金，還包含著沉甸甸的信任和期盼。從市場上募集的錢終歸還要投出去，很大程度上需要投向新的領域、新的產業，這就是產業層面的投資問題，而不只是企業層面的會計核算。計利當計天下利，不考慮產業創新與產業發展問題的企業，即便體格魁梧也是大而不強，往往成為瘸腿公司。合格的上市企業理應自覺去不斷適應市場的需求，推動及引領產業的發展。

 

　　從產業創新層面審視一個企業，有時會得出與微距觀察不同的結果。以光伏產業為例，無錫尚德確實是家成功的上市企業，因為它實現了太陽能光伏技術的本土產業化，代表了一個新產業的出現，創造了一種新的商業模式，具有讓同行眼紅的發展能力。不過，光伏企業的跟進者卻沒有那么幸運。毫無疑問，太陽能利用是綠色產業，但在這個產業綠色鏈條中，某些產品節點，尤其是前端節點，例如多晶硅的生產，往往需要消耗相當的煤電。如果長期在產業鏈低端扮演制造角色，我們享受的“綠色”效果無疑將沒有發達國家明顯，無形中反而可能增加了中國減少碳排放努力的壓力。因此，從產業層面看，一個規模龐大的光伏產業有可能造成我們現有產業結構與能源結構的不平衡。

 

　　無錫尚德為我們提供了不少創新的范例。我們有理由期待，這家企業在一個有可能加劇產業結構畸形的產業低端的突圍式升級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畢竟，原創性的產業技術突破更能導致一個產業的跨越式發展，更能體現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轉變。這就是從產業層面出發的考察結果。

 

　　同行并非冤家：號準創新脈點

 

　　優秀的企業家都很清楚，需要準確判斷自身在產業鏈中的位置。

 

　　產業鏈上既有鏈式的上下游關系，也有橫向關系。一般而言，橫向關系上是競爭大于合作，而縱向關系上是合作大于競爭。但我們可以反過來思考，在縱向上以競爭性選擇為主，在橫向上以合作式競爭為主。比如，在橫向上通過共同的努力形成一些突破和核心能力，讓其催生上下游競爭關系的形成。這時，雖然企業仍舊處于產業鏈的某一環節上，但對整個產業鏈的走向和重組將能發揮明顯的作用，此時就可逐漸擺脫被動狀態而引領產業鏈，最終產業鏈的“高端”和“低端”就可能發生變化。例如一家原先制造中間配件的企業，一個戰略路徑選擇是沿著產業鏈往上“爬”，做部件、主件甚至整機；但也可以選擇把部件做到極致，從而使整個產業鏈發生分化和升級，就像英特爾專注做芯片一樣。如果成功實施后一戰略，企業將成為產業鏈的主導者或者說是發起人。

 

　　這是兩種發展思路：在技術領域往縱向走；在組織領域橫向走。當別人都在橫向把同行視為冤家的時候，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就可以聯合部分同行，共同將自己這一領域的技術創新搞好，最終引領上下端的改變。

 

　　因此，企業創新的脈點之一就是將技術創新和組織創新相結合，或者說，用組織技術的創新成果去保障技術創新活動的開展。當然，對于企業和產業組織技術，中國公司要根據文化和制度的不同環節和特點加以改造。概括而言，目前中國的產業發展有三個特點：部分產業“被國際化”；內需市場還未得到充分挖掘；我國還沒有與產業自主國際化相協調的競爭和合作關系網絡，或者說還沒有與產業自主國際化相和諧的足夠的產業組織創新。

 

　　共性技術研發：新產業藍海

 

　　一般而言，技術的創新可以分為兩類：產品技術的創新；產業共性技術的創新。產品技術創新主要是對特定產品的性能、制造工藝、應用范圍的改進與拓展；而產業共性技術創新指的是新產業領域的開拓，新原理和新工程技術手段的出現，通常與新產品的出現相伴而生。相比產品技術的創新，產業技術層面有更多的藍海——這是一個幾乎沒有競爭或尚未形成競爭的領域！

 

　　發達國家是怎樣發展產業共性技術的呢？要么是國家出錢在高校建立國家實驗室，研究前沿技術和非產業化技術；要么是企業成立研究院，部分從事產業共性技術的研究，當然它的結果和產品會優先供其自己使用。國外的大公司往往都有實力強大的研究院，這些研究院與其說在開發產品，不如說更多的是在研究新的產業技術。例如，貝爾實驗室就從晶體管、激光器、太陽能電池、發光二極管、數字交換機、通信衛星、電子數字計算機、蜂窩移動通信設備、長途電視傳送，一路研發到仿真語言、有聲電影、立體聲錄音以及通信網等。至于它早期如何效力AT&T，現在又在朗訊科技麾下，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從東亞來看，產業共性技術研發主要由政府出面來組織或協調產業研究院（或者工業技術研究院），這一類的平臺主要利用政府的資助研究產業共性技術供大家利用。政府可以支持共性技術的發展，支持綠色技術的發展，支持下一代技術的發展，因為它們并不會直接轉換成企業的產品，這就是東亞的創新特點。這種方式源于日本，繁榮發展于中國臺灣。我們目前也在引進這一創新型組織模式，逐步建立產業共性技術研究基地。

 

　　政府資助共性技術開發而不是直接資助企業的創新活動是一個慣例。例如WTO就對政府資助企業有相應的限制，因為政府資助可能造成企業間的不公平競爭，有關投入需要計入產品的全成本核算。如果出口產品的定價中沒有考慮這部分投入，進口國就有理由對其課以稅收。對這部分投入的直接效果的不同計算，是部分貿易摩擦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前中國的一些大企業主要在已形成的市場上進行分割和競爭，而不是下大工夫進行未來市場的開拓，對后者的“競爭”做得還不夠。而要從事未來市場的開拓，就要研究產業共性技術。顯然，針對未來市場的努力要比已有市場上的競爭更能產出高附加值的創新成果，因為這就是藍海。

 

　　制度創新：全民創新催化劑

 

　　眼下的中國正在建設比美國更多的創新“谷”，單南京一地就有液晶谷、無線谷、軟件谷、生物醫藥谷和仙寶智慧谷等，然而能否實現“五谷豐登”？這至少需要艱苦的努力。

 

　　創新“谷”究其本質是一種創新發展的組織方式，是一種社會結構，而不僅僅是產業開發區、企業集聚區和單純的技術創新區。從美國硅谷近60年的發展經驗看，創新“谷”是科技創新、產業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和社會創新在一個特定區域內的和諧統一，而不僅是技術創新，更不僅是一所大學的科技園或重點實驗室。如果說風險資本、專利指標是創新“谷”的關鍵指標，則美國的硅谷似乎已經衰落，至少是正在走向衰落。因為硅谷近年來無論是風險投資的相對總量，還是專利的絕對總量都在減少——專利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保護創新，保護創新成功者的一定時期收益；另一方面遏制新創新萌芽，不允許無成本地使用專利。

 

　　創新“谷”的彼消此長，同樣體現了政府的意志和作用。

 

　　如果我們將市場看做由企業、消費者、政府三部分組成（有時在分析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時也可能將政府獨立于市場之外），全社會的創新應該是市場主體各自守土有責。政府作為市場組成部分之一，在推動創新的過程中可以有直接的作為，例如投資與組織研究產業共性技術、投資與組織研究公共產品、投資與組織研究環境修復和改良技術。政府也會行使市場監管者的職責，例如對產品質量、環境準入提出要求。政府還有一些間接手段，而且有時還以間接發揮作用為主，比如通過社會保障來推動全社會形成倡導創業和容忍失敗的創業文化。總之，政府可以有多方面的作為。目前，立法和制度安排并不能完全解決問題，還必須依靠具體措施的落實和推動。

 

　　從總體和長遠看，更高效率的制度安排必須能夠調動每個人的創新積極性。中國只要十分之一的人致富，就大體相當于一個美國；再有另外十分之一的人致富，就大體等于兩個美國的內需市場。一旦老百姓的養老、住房、醫療、教育問題解決，制度就會進一步釋放創新的潛力，加上13億人的創新行為，就能實現科學發展的目標。

 

　　要實現全民族的創新，還必須將創新意識和傳統文化相結合，需要進行某種程度的民族文化的變革和提煉。既要尊重和傳承傳統，例如把“孔老先生”的雕像豎立在國家博物館前面，更要讓中華民族人人都成為創新者和創業者。現在政府一方面從制度上積極推進改革，另一方面推動全民族的創新精神培育，就是抓在關鍵之處。國家在全體大學生中進行創新創業的素質教育，也是為了推動這一目標的早日實現。當然，這個過程需要政府和企業一起去推動，至少政府要形成制度和環境的保障，企業要用產品來實現它。

 

　　“后發”先躍：實現產業自主國際化

 

　　眾所周知，“后發”國家實現“后發”，需要比“先發”國家更努力地創新實踐，需要具備“先發”國家不具備的某些比較優勢。

 

　　例如一些阿拉伯國家的“后發”靠著比美國更多的人均石油資源，而日本實現“后發”是因為有比美國更有效的政府和企業聯手的產業推動機制。在某種程度上，日本通商產業省對產業發展的干預程度并不亞于我國的發改委。日本六大綜合商社，也就是六大企業集團，不僅與政府的關系非常密切，而且實現了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三資合一”基礎上的國際市場創新。所以，“后發”有時需要比“先發”者更好的條件、優勢和機會。

 

　　我們的機會，或者說優勢在哪里呢？就在于13億人的創新，在于我們有比別人更能集中資源辦大事的制度。

 

　　未來30年，尤其是近10年，對中華民族的崛起是至關重要的歷史機遇期。我們必須一方面利用現有基礎和全民族的創新爭取產業鏈上的升級，實現產業的東西部區域轉移和均衡發展，將全國的資源進行打破一定行政區劃的戰略性重組；另一方面要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上形成氣候，形成一個相對獨立（但不是“閉關自守”）和以我為主的產業體系，通常稱之為“新型產業體系”，而不是一個單純“被國際化”的產業體系——像高鐵技術，就有可能成為我們的強勢產業，還可以向歐洲、北美和拉美輸出——以維護國家的產業安全，為新型產業的自主國際化打好基礎。

 

　　當前，中國產業發展正在實現從“被國際化”向“自主國際化”的轉變。我們唯有先把自己的產業體系做好，才可能將產業體系往外推。也就是說，中國的產業只有引領國際，才能實現面向國外的自主輸出。我們需要像高鐵一樣的產業去實現“以我為主”的自主國際化，產業體系的外推加上中華文化的傳播，才能真正讓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推動創新和創業文化的發展，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是必須肩擔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