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地理位置在上海，上海自貿區卻仍是“國字頭”戰略。
自貿區是典型的“一線放開，二線安全高效管住”的開放模式，也注定了在開放和改革的過程中，中央各部委必將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未來自貿區負面清單的調整將會是不斷地加減法。”上海自由貿易區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陳波9月30日接受本報采訪時說。
事實上，不僅是負面清單，和許多政策形成過程一樣，整個自貿區方案的形成和推動過程都是一個各方不斷博弈的過程。
生產力學會首提概念
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揭牌儀式上，有一位特殊的嘉賓，他不來自中央部委，也非上海方面的官員。他叫王茂林，來自中國生產力學會。
王茂林曾任湖南省委書記，2009年曾到上海進行“建立上海自貿區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課題調研，并通過生產力學會向中央提交了報告，正式提出了上海自貿區的概念。
事實上，當時對于這一建議，各部委的態度并不一致。一位區域經濟研究者向本報分析，對上海自貿區態度不一致的原因是在金融危機后在對外開放的話題上出現了較大的分歧。
一種觀點是，正是由于中國在某些領域沒有完全放開，因此在經歷東南亞金融危機、次貸危機時，國內受到的沖擊較小。而另外一種思路則是目前整個世界經濟的格局使得中國必須作出建立自貿區的選擇。
或許因為此，上海方面對自貿區的推進長時間未有明確表態。在此期間，上海不斷有學者提出在浦東嘗試開放。2011年4月，時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上海綜保區管委會主任的楊雄表示，上海綜保區要積極探索向國際通行的自由貿易區轉型升級。
一位接近上海市政府的人士透露，在此之后，上海方面一直在做努力，到了2012年年底，當時的中央高層對自貿區的項目已經作出了明確的表態。
在2013年初的上海市“兩會”上，上海官方提出“浦東將試點建設自由貿易園區”，并將這句話寫入了2013年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在春節后，也有浦東新區高層在公開場合證實上海建設自貿區已獲高層領導支持的消息。
而這一切最終隨著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到上海考察和講話而明朗化。3月底李克強在履新總理后第一次調研考察的目的地就是上海，并在上海的調研中明確提出在28平方公里內建立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進一步擴大開放，推動完善開放型經濟體制。
據了解，當時李總理對上海自貿區建立的時間節點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說法。
在李克強離開上海后，上海市政府即開始了調研和方案制定的過程。
稅收優惠條款被刪
本報獲得的一份關于上海牽頭進行自貿區調研和方案制定的情況匯報材料顯示，4月11日，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和市長楊雄就向國務院副總理汪洋進行了專題匯報，并與國家有關部委進行溝通。此后，副市長艾寶俊就召集上海16個相關部門進行推動，并成立了市級層面的工作推進小組以及1個總體組和13個專題組，負責制定總體方案。
5月2日，上海召開市政府專題會議，召集36個市相關部門和中央在滬單位參加會議。此后，逐步形成投資、貿易、金融、行政法制等領域的試點內容。
5月份的上海頗為繁忙，上述情況匯報稱，在制定總體方案過程中，上海方面曾多次與國家有關部門進行溝通銜接，并向國務院層面的領導進行專題匯報。
5月29日，商務部正式發函征求25個相關部委意見。至6月底，各部委都已書面反饋了修改意見。這其中包括63處修改意見。
而在此后的溝通中，一些問題上的意見趨于一致，但仍有12項意見存在較大分歧，這其中還包括部委之間對于投資領域開放的分歧。
這其中，外界頗為關注的稅收政策曾一度以“對注冊在區內符合條件的專業從事境外股權投資的企業，參照技術先進性服務業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的表述出現在方案中，而最終卻未能進入公布的總體方案。
與此類似的還有對從事離岸業務的企業的稅收優惠。
對于這些修改，一位參與方案設計的學者分析，所得稅優惠并不屬于多邊或者雙邊貿易談判的內容，并且在自貿區內實行稅收優惠容易造成政策洼地，也并不符合自貿區內改革的初衷。
而原有的“一線逐步徹底放開”，也最終被修改為“一線放開”。對于期貨市場非常關注的“允許境外期貨交易所在試驗區內指定或設立商品期貨的交割倉庫”，被征求意見的部委給出的處理意見是“不采納”，最終這一條款沒有進入上海自貿區總體方案之中。
這些處理意見直接影響了在自貿區內實行的負面清單內容，還有文物拍賣開放一項，也因未獲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而被列入了負面清單之中。
陳波認為，未來負面清單的調整過程中，依然是要進行加減法，“但始終是已經邁出了第一步”。
“無論如何，改革的過程需要的是勇氣和智慧。”一位接近上海市政府的人士如此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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