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電 美國《華爾街日報》中文網7日發表署名邵宇的專欄文章，探尋各國跨越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度原因。文章稱，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傳統增長模式的枯竭與轉型升級的失敗，傳統增長模式的枯竭主要源自“追趕效應”的消失、不斷上漲的要素價格、內外失衡等等，而轉型升級的失敗則可能源自制度缺陷、戰略失誤、經濟脆弱、社會不穩定等。
文章說，探尋各國跨越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度原因從數據采集到邏輯梳理，研究的難度較大，不僅涉及到經濟層面的諸多原因，還涉及到政治、社會、文化等等諸多方面。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傳統增長模式的枯竭與轉型升級的失敗，傳統增長模式的枯竭主要源自“追趕效應”的消失、不斷上漲的要素價格、內外失衡等等，而轉型升級的失敗則可能源自制度缺陷或戰略失誤、國內經濟的脆弱性、社會秩序的不穩定等等。
“追趕效應”描述的是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窮國在發展初期更容易實現持續高速增長。貧窮國家在加入全球一體化分工的時候，貧瘠的技術積累、低廉的要素價格、匱乏的資本存量以及脆弱的產業結構等，一方面是前期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也為后期追趕提供了較大的增長空間。
從生產函數的角度來看，窮國在融入全球產業鏈分工的過程中，生產效率與資本投入會同時提升。國際經驗顯示，從低收入群體邁向中低收入群體的過程中，追趕效應會最為明顯，進入中高收入群體之后，追趕效應帶來的紅利逐步減弱，代工式的傳統模式下的弊端逐步體現。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變化可作為考察追趕效應較好的參考指標。
韓國和日本同屬于成功跨越中等 收入陷阱的國家，尤其韓國的發展歷程值得參考。由日本和韓國的經驗來看，進入中低收入群體的過程中，工業化速度較快；進入中高收入群體之后工業化進 程有所放緩，而在逐步接近以及進入高收入群體之后整個工業化進程結束，步入后工業化時代，一二產業的占比下降，第三產業占比趨勢上行。
亞洲部分國家的發展歷程也可以提供一些參考,如泰國和馬拉西亞。馬來西亞在1963年前后進入中低收入群體后工業化進程發展的比較快，但在1978年前后進入中高收入群體之后工業化進程明顯放慢，近年來隨著向高收入群體的門檻逐步邁進工業率開始出現下降。
泰國在1995年前后步入中高收入群體之后，工業化速度較前期也開始減慢。拉美國家具有類似的規律，但整個發展歷程反復無常、波動過于劇烈，人文、社會結構也與中國迥異，警示作用大于啟發。尤其大家最常談到的阿根廷，類似逆生長的發展路徑，與中國的發展歷程大相徑庭。
要素價格低廉，是 窮國在追趕過程中的重要優勢。但是，隨著經濟發展，這種優勢會逐漸被透支殆盡，或者至少相對優勢在下降，對于生產國這種特征表現的非常明顯。
阿根廷、巴西、南非、馬來西亞等曾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在入“陷阱”前勞動要素的成本上升也非常明顯，但隨著經濟在較長一段時期的停滯、波動加大等，勞動力要素的實際成本階段性地出現過回落。
看到勞動力實際成本的上升，很多人的第一反應肯定是該段時期這些國家的人口結構是不是出現了惡化。事實上，先發國家與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中，除日本部分時段略有回落，其他國家在這段時期的勞動人口占比普遍是在明顯上升。
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的邏輯，可以采用“兩部門”模型解釋(即“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如果將整個經濟體分成“可貿易部門”與“不可貿易部門”，那么加入全球貿易分工會從兩個層面導致勞動力實際成本的上行。
首先，由于追趕效應的存在，可貿易部門的生產效率較融入全球產業鏈條之前出現明顯提升，并導致可貿易部門的勞動力實際成本提升，并通過勞動力市場的流通帶動不可貿易部門的勞動力實際成本上升。其次，追趕效應會帶動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可貿易部門的占比也會逐步提升。因此，“追趕效應”帶來后發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 要素價格的上升也是不可避免的，而要素成本的提升會逐步削弱后發國家在“追趕階段”的國際競爭優勢，或者說逐步消化掉了后發國家早期發展模式的相對競爭優勢。
導致傳統模式枯竭的另外一個因素，在于內外失衡的不斷加劇。在美元主導的全球“三元結構”下，“消費國-生產國-資源國”實現了良好的外部循環，但卻加劇了主要參與方國際貿易收支的不平衡，以及國內產業結構的不平衡。
外部失衡主要表現為國際收支的不平衡，而內部失衡的出現，有時候源于事件性沖擊的出現，更多時候則與該經濟體的政治、文化乃至國民性等諸多原因有關。
以拉美國家為例，普遍不喜歡儲蓄，所以儲蓄率歷來比較低，但同時又要發展經濟，所以只好靠借外債的形式彌補。 這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民主化運動風起云涌時表現的尤其嚴重，為討好選民，政府對經濟做出的承諾需要引入資金實現，于是外債規模不斷增加，并最終導致了本世紀初拉美債務危機的出現。
內部失衡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國內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數據顯示，拉美國家主要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出口附加值相對會比較低，而且出口對象往往比較單一。這使得這些國家抵抗沖擊的能力非常差；再疊加上脆弱的國內經濟結構，就很容易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的邏輯鏈，一直處于全球價值鏈分工中較為低端的層次，無法實現真正的突破，也就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事實上，融入全球產業鏈條在經濟發展進入到一定階段之后，會面臨另外一重的阻礙，主要包括：先發國家設定的技術與貿易壁壘、知識產權保護、國際貿易規則的變化等。沖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提高產品的研發能力與核心競爭力。
成功沖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無疑都在發展過程中提高了對研發創新的重視度；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反之，對研發創新點不重視導致“追趕效應”之后產品競爭優勢缺失、國內產業結構對風險的承受能力下降。
從主要經濟體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以及每百萬人研發技術人員數量等指標來看，成功沖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研發對經濟的貢獻度都非常高，而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南非、馬來西亞等曾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泥潭中較長時期的國家研發對經濟的貢獻一直很低。這使得他們在全球貿易鏈條上的分工定位，只能在較長一段時期維持在相對低端的位置，即便一度沖入高收入群體或中高收入群體，也會因承受內外部風險的能力較低，而經常出現經濟的劇烈波動，無法實現真正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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