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德國和日本的復蘇非常漫長。兩國均經受了屈辱的軍事占領，并做出不再威脅和平的保證，才重新獲得主權。德國新憲法規定，只有在防衛或在集體安全協作時才有權動用軍事力量。日本憲法第九條則更進一步，“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
戰后國際格局正在我們眼前瓦解。德國和日本經歷過二戰的一輩人逐漸逝去。崛起的后輩們以新的方式定義他們的根本利益;1989年以后，他們無法再指望美國替他們去戰斗。事實上，美國發動的軍事干預——比如伊拉克戰爭——可能極大地損害了德國與日本的國家利益。
美國與德日之間逐漸疏遠，如美國找不到一條具有創造性的馭國之道，一些具體問題會使長期存在的諒解遭到更深的質疑。不出一二十年，戰后合作伙伴很可能不再志同道合。多年來，美國與德日的伙伴關系一直是聯結當代世界的樞紐，正因如此，奧巴馬政府才會理所當然地假定這種關系將繼續保持穩定;也正因如此，五角大樓和中情局才得以無視政治根本面，主導美國的關鍵對外政策。
上周的新聞已向美國證明，繼續以自動駕駛模式應對與德日的關系，將是危險的。讓我們先說德國。在冷戰期間，為了對抗共產主義的威脅，中央情報局曾滲透西德政府。如果說這還算名正言順的話，那么時至今日，普京針對德國的間諜活動已不構成重大威脅，我們應該相信德國完全有能力應對。可中情局卻無視基本前提，對德國的監控一點沒落下。
更糟糕的是，當默克爾要求中情局柏林站站長離開德國時，美國政府擺出了一副不屑一顧的姿態——認為中情局的作為符合“情報界”的標準作業程序，默克爾的公開指責乃小題大做。奧巴馬本應該借此機會好好安撫德國——要知道，只有27%的德國人認為美國“值得信賴”，而有多達46%德國人視美國為“具有侵略性的大國”。
在日本問題上，美國國家安全機構的傾向將造成更具破壞性的影響。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是個頑固的民族主義者，在他的領導下，自民黨極力抹黑和平憲法，宣稱其為美占時期麥克阿瑟非法強加于日本的畸形產物。安倍的第一個目標是憲法和平條款。一開始，他試圖通過憲法框架內的公投來修訂憲法。在這一舉措招致輿論和議會重重反對后，他改弦易轍，設法通過違憲手段達到同樣的目的。
7月1日，安倍悍然推翻前兩代人的憲法解釋，宣布其政府將“重新解釋”憲法第九條，允許日本擁有憲法聲明將“永遠”放棄的“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權。
此舉已引發自1960年代以來最大的抗議示威活動，并招致日本民眾的極力反對。作為回應，日本政府許諾將進行更慎重的討論，并修改了原定于九月執行的立法計劃。
如果美國坐視安倍成功修憲，他對憲法激進的修改將為自民黨開啟先河，而后者早欲破除日本憲法對政治和公民權利的根本承諾。茲事體大、攸關者眾，數月后日本將迎來其現代史上最重要的大辯論之一。
在此關鍵性時刻，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選擇了介入——可他竟然站在錯誤的立場上。在上周五美國軍方的新聞發布會上，他宣稱美國政府“大力支持”安倍政府“大膽的、歷史性的、標志性的決定”，對其涉及的嚴重的憲法問題竟只字未提。
哈格爾表態對美國的標志性意義，并不亞于安倍修憲對日本的意義——它推翻了前兩代美國人極力促成的憲法秩序程序。鑒于安倍晉三逆襲憲法的劃時代意義，美國的立場輪不到哈格爾在五角大樓新聞發布會上來宣布。日本修憲將給亞洲自由民主的未來造成毀滅性打擊，美國總統應在與國務卿深入商議后，由奧巴馬本人在白宮針對此事表態。
但克里和奧巴馬都忙于在中東和其他地方救火，沒工夫思考宏觀戰略的大問題。德國間諜丑聞與日本修憲這兩件事，均反映出美國無意反思調整戰后伙伴關系，一再縱容國家安全機構染指重大對外政策。
上周的新聞為美國敲響了警鐘。奧巴馬政府必須學會分辨輕重緩急。美國若不重新思考二戰后建立伙伴關系，等待我們的將是一個日益威權的日本和與我們離心離德的德國——二十世紀美國最偉大的遺產將毀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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