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鞏，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廣播藝術團團長、國家一級演員，代表作品《虎年談虎》、《點子公司》、《拍賣》等。1月9日上午，中國紀檢監察報記者在電視劇《生活有點甜》劇組對馮鞏進行了專訪。
●作為文藝工作者，應該從現實生活中汲取營養、捕捉素材，找角度、搞創新，圍繞老百姓的酸甜苦辣、喜怒哀樂來創作
●不在外面吃挺好，“三高”下來了，和家人團聚的時間多了，經常回天津陪陪老母親
記者：記得早在上世紀90年代，您和牛群就在相聲作品里諷刺過官僚主義等不良風氣，一些經典作品如《小偷公司》等，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您怎么看文藝作品對營造崇廉尚潔社會氛圍、重塑社會價值觀的作用？
馮鞏：《小偷公司》是我和牛群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個代表作。那時候還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人浮于事、機構臃腫、辦事拖沓、不作為等問題比較突出。于是我們和梁左一起創作了這個作品，老百姓很喜歡。
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是更多的問題也隨之而來。就好比窗戶打開了，新鮮空氣進來了，但蚊子蒼蠅也多了。現在不僅要反對官僚主義，還要反對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黨中央提出反“四風”，這不僅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需要，更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期盼。作為文藝工作者，責無旁貸，應該從現實生活中汲取營養、捕捉素材，找角度、搞創新，圍繞老百姓的酸甜苦辣、喜怒哀樂來創作。
一部文藝作品應當起到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以相聲為例，我認為相聲首先得有娛樂，但娛樂是表象，娛樂之上還得有審美，要凈化語言、提升格調，使一些低俗的東西變通俗，讓各個層面的觀眾都能接受。審美之上是引領，中華民族有文以載道的傳統，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丑”，歌頌與諷刺并存，對陰暗的諷刺也是對光明的歌頌，引領人心向上。引領之上是認知，讓歷史告訴未來，這樣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
記者：一年來，隨著正風反腐特別是作風建設的深入，您和身邊人的工作、生活有了哪些變化？
馮鞏：就拿廣播藝術團來講，我們把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落實到工作中，走基層、轉作風，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為構建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滿足基層人民文化需求作出新的貢獻。2014年初延安革命紀念館一曲《我的中國夢》響起，拉開了我團“雙扎”活動的序幕。一年多來，我們深入基層演出140多場，北到海拉爾，南到革命老區福建將樂，西到新疆伊寧，東到新四軍根據地江蘇南通，足跡遍布全國各地。
每場演出，我們都堅持勤儉節約辦節目，杜絕奢華鋪張浪費，采用了簡潔質樸的舞美置景。前段時間去南車慰問演出，我們就地取材，車間作舞臺，高鐵當背景，特別接地氣。環境雖然簡單，卻拉近了我們與觀眾心靈之間的距離。
在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過程中，我們全團2014這一年基本上沒用公款吃過一次飯、買過一次單。我們都是有事在辦公室談，有話在單位里講，不行我們主動去您單位溝通，正經的事干嘛非通過吃飯來辦呢？所以對我們來說就是，能不吃就不吃，能不請就不請，能不花錢就不花錢。當然，涉及外事活動，比如國外交響樂團來個指揮家和我們進行藝術交流，必要的、簡單樸素的業務接待還是要有的。
就我個人而言，應酬和飯局少了。以前有的單位喜歡在演出前招待一下，演出后答謝一下。自己想留點時間準備一下演出，可實在是盛情難卻。現在這種現象基本上消失了。不在外面吃挺好，“三高”下來了，和家人團聚的時間多了，經常回天津陪陪老母親，還有更多的時間潛下心來思考問題，研究藝術創作。少一些應酬，多一些實干。
記者：從網上曝出的劇照來看，您正在拍的電視劇好像是要塑造一個基層干部形象，可否劇透一下？
馮鞏：這個片子主要是講述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紡織工人的故事。通過小工人大擔當、小“干部”大責任、小人物大社會，體現工人階級一路跟黨走的奉獻和執著。我扮演的這個角色是一個工段的副工長，他不是干部卻拿自己當干部，更拿自己的責任當回事，處處以身作則、嚴格要求，可能有些不入時、有些好笑，但是很可愛，體現了一種擔當和奉獻精神。
記者：去年春晚，您在相聲《我就這么個人》里面諷刺了春節期間送禮、走后門的不良風氣，您的創作初衷是怎樣的？今年有計劃推出跟正風反腐有關的作品嗎？
馮鞏：我感覺社會上對受賄的官員關注得多，對行賄的關注得少。我覺得受賄和行賄是一根繩上的倆螞蚱，沒有行賄哪有受賄，沒有拍馬的哪來騎馬的？所以去年我抓住行賄者見利忘義、投機取巧、見風使舵的心態進行了諷刺。
今年，我們把視角放到一個普通的家庭上，準備的是一個關于家庭溫情的作品，因為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健康了、穩固了，社會上問題就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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