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葛蘭素史克(GSK)引爆的跨國藥企商賄事件仍在持續發酵中，除上海之外，北京、南京、武漢等多地工商部門，都在近幾天采取了類似的調查行動，羅氏、阿斯利康、拜耳等業界巨頭相繼被卷入。   　　在以藥養醫的行業環境下，治理醫藥商業賄賂幾已成為有司的日常工作，但如此集中、大規模地展開有關調查亦非多見，一時間，整治外資藥企以打壓高昂的藥價成為坊間猜測傳得沸沸揚揚。   　　誠然，藥價之高以外資藥企的產品首當其沖，而醫保基金的支付壓力確實也構成打壓藥價的動力，但恰恰是以藥養醫的現實，阻斷了其中的邏輯因果鏈條——在沒有提高醫療服務價格、使醫生的人力資本價值得到充分補償的情況下，擠干藥價的“水分”將讓醫院和醫生如何生存?   　　過去10多年的監管實踐也證明了上述思路的失敗：政府自1997年起重新管制藥價，然而20多次、覆蓋數千種藥品的降價指令并沒有實現控制藥品費用的政策意圖，《衛生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2000-2010年，政府辦醫院的藥品費用一直在漲——10年間門診均次藥費平均年增長率為5.76%，住院均次藥費更以每年7.14%的速度增長。   　　長期研究醫改的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鵬認為，中國的藥價虛高，直接原因是公立醫院行政壟斷加上以藥養醫，深層次原因則是公立醫療體系主導的格局與市場經濟體制的不相匹配。他斷言，如果此次GSK事件帶來的僅僅是打壓藥價，而不配套以相關改革，結局仍然還會和以前一樣。   　　換言之，孤立地治理醫藥商業賄賂，無非是“把醫改變成藥改”的極端版本，無補于醫改的宏觀大局。不過，從微觀層面來看，無論其中含有多少水分，外資藥企藥品的高價，再次提醒了我們對有關藥物政策的反思。   　　在今年3月的全國“兩會”期間，多位醫藥界的代表委員就曾呼吁，取消外資藥企的“超國民待遇”。首先在藥品的定價及招標方面，原研藥一旦過了保護期限，就應該等同于仿制藥，而不能再實行單獨定價。   　　其次，在藥品集中采購環節，搞所謂的“分層次招標”，雖說是體現了“價格優先”，但這也使外資企業藥品被采購的機會大大增加。 　　在藥品報銷環節，醫保實行同等的“按比例報銷”，變相鼓勵患者選擇進口合資藥品。   　　北大縱橫管理咨詢集團合伙人王宏志認為，除了和醫改中藥品流通體制直接相關的有關政策，國內有關規則的設置失當、對國際規則利用不足，也不利于本土藥企的發展。   　　比如在藥品審批環節搞所謂的“一致性評價”，用外資藥品而不是國家藥典做標準評價本土企業已經上市的仿制藥，達不到外企標準就要退市。   　　此外，我們早于WTO相關協議要求10余年就對藥品實施專利保護，并且至今尚未使用發展中國家擁有的“強制許可”、“平行進口”等權利，對專利藥品進口和進入醫保報銷目錄也沒有用量限制。   　　王宏志引用的海關數據顯示，進口藥品增長過快，2005年至2011年進口藥品每年的增長率為34%，某些年度增長率竟然達到43%。   　　要求此次整治外資藥企醫藥商業賄賂能夠降低藥價，是囿于體制束縛的奢望，但使之成為外資藥企在華長期享有超國民待遇的潛在拐點，應是一個現實理性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