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教授丁未做了5年的“田野調查”，只為觀察“無腳鳥”。
這種“鳥”，一天12個小時基本上腳不沾地；一年甚至幾年才回故鄉看一看；一輩子都在操勞，只為讓后代不再步自己的后塵。
“無腳鳥”就在丁未生活的深圳，大街上隨處可見。伸手攔住一輛出租車，可能就見到了“無腳鳥”。
這個含著怪誕與悲涼的詞，是丁未對在這座城市里開出租車的湖南攸縣籍司機的命名。“他們就像無腳鳥，始終在飛。一方面他們每天一半的時間在車上；另一方面他們始終是攸縣人，城市不是最終的家，他們被‘拋在空中’。”她感慨道。
丁未從社區傳播的角度，研究深圳一個城中村的流動人口。這個城中村叫石廈村，位于深圳市中心位置，與福田區政府僅一街之隔，周邊有商業中心，還有高檔酒店，一幅繁華景象。
走進村子卻是另一個世界。在這塊只有0.2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著3萬余人。丁未第一次跟著一名攸縣籍出租車司機進村走了一段后，感覺“像是從古到今經歷了好幾個年代、好幾重空間”。
“我不想孩子和我一樣沒出息”
老肖就是丁未所說的“無腳鳥”。他從早晨7點開始“飛”，晚上7點才下班。這12個小時，除去午飯和上廁所的時間，他幾乎全在車輪子上轉。
4月一個早晨，老肖6點半從床上爬起來，洗漱一番。妻子已為他準備好早飯，兩菜一湯。菜是自制的臘肉和燒青菜，湯為海帶燉排骨。
他坐在餐桌前，匆匆扒拉幾口，拿起一個黑色手包，就趕著出門。包中裝有開出租車所需證件、數百元零錢以及一點胃藥。出租車司機生活不規律，不少人身體有毛病。
“一覺醒來，我就欠公司好幾百塊錢。”他邊走邊說，“我們就是拿健康換生計，沒指望什么。”
老肖承包了一輛出租車。早些年，深圳一輛出租車每月的“份子錢”為14680元，后來“份子錢”的上限降到11743元。就這也足夠司機忙活。
穿過幾條狹窄的小巷，他出現在石廈村的大榕樹下。這是村里唯一一個開闊的地方。大榕樹枝葉蔓延，像一個華蓋。樹下有幾張石桌，周圍有一圈欄桿和石凳。旁邊的道路也比較寬敞，多年來一直是司機交接班的地方。
這里已有不少穿淺藍色襯衫、深藍色褲子的出租車司機在等候。和老肖一樣，他們都是車主。據丁未的調查，攸縣人創造了主副班制度，車主承包車，白天干活兒，稱為“白班司機”。車主另雇夜班司機晚上跑車，需要交給車主一定數額的租車費和押金。
不一會兒，夜班司機將車開來。老肖坐進駕駛室，檢查一番，和夜班司機略作交流，便開車離去。
拐一道彎，車子就進入了不同的世界，一個繁華的大都市。
老肖其實不老，39歲，但“混社會”的年頭不短了。他來自攸縣一個偏僻山村，距離深圳近800公里。高中畢業后，他干了一段時間農活兒就甩手不干了，因 出力不賺錢。
1994年春節，在深圳開出租車的姐夫回到家鄉，動員他到深圳去開出租車。
“深圳能掙大錢，沒有錢，你連老婆也娶不到。”姐夫對他說。他動了心。當時他也聽說，一部分到深圳開出租車的人，已經在家蓋起樓房，而他，還和父母住在土坯房中。姐夫雖去得晚，一個月凈收入也在5000元，出手明顯比以前闊綽不少。
次年，他考取駕照后，到深圳投奔姐夫。他要掙錢蓋房、娶老婆。
和老肖一樣，很多攸縣人到深圳，都抱著“發財夢”。
一名攸縣司機在來深圳之前，曾挖過幾年煤，一年賺一萬元。幾年下來，他攢了幾萬元，在村里蓋起一棟“史無前例”的“小洋樓”，村里人羨慕他。一次在縣城，他碰到幾名在深圳開出租車的司機。幾句話下來，他就受到刺激。后來，他奔到石廈村投靠好友。
“想一想當時真傻，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他說。
石廈村攸縣流動黨支部書記劉愛敏，原先在地方國營農場工作，還做過一個廠的廠長。農場漸漸不景氣，他干脆就離職南下深圳，當一名出租車司機。
兩年過后，老肖手頭攢了幾萬塊錢。他用這些錢，翻修了家里的房子。賺錢的消息傳開后，就有人上門說媒。
“那時，只要是在深圳開出租車的，大家都認為條件不會差。”老肖笑著說。他的妻子也在一旁吃吃笑。
妻子生小孩后一年，趕到深圳和他團聚，孩子則留在家中，由老人照看。
老肖想將孩子帶到身邊。可孩子一來，就得單獨租房。不然，孩子半夜哭，會吵到合住的司機。
孩子現在讀初三，他和孩子在一起生活的時間只有兩年。那是孩子兩歲多的時候，被他和妻子帶到深圳。要讀幼兒園了，他又將孩子送回去。
“生活壓力大。孩子大了，父母年紀也大了，不賺錢怎么行？我不想孩子和我一樣沒出息。”
老肖幾次想放棄這份職業，可一轉念，他又不得不繼續干下去。他還要跑車，供孩子“上香港的大學”，以徹底“翻身”。
“攸縣化”的空間建構
從一開始，這群“無腳鳥”就試著在深圳找一個暫時落腳的地方。他們以“一個帶一個”的“鏈式流動”模式，在石廈村有了一席之地。
丁未稱之為“進行了一次‘攸縣化’的空間建構”。
老肖無意中參與了建構。他聽從姐夫召喚，坐著大巴，顛簸20多個小時，從家鄉來到石廈。一年后，同村的小學同學又來投靠他。
司機劉華為丁未提供過一個“劉氏家族流動圖”。先是劉華的大姨父，1989年到深圳開大巴，后轉開出租車；接著劉華的父親投奔而來。此后，劉華的兩個叔叔和小姨父也到深圳當的哥。1997年，劉華跟著父親到石廈跑車，不久3名同村人也跟過來。2004年，劉華的弟弟也來到深圳，仍是跑出租。
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石廈村長期住著3000余名攸縣籍出租車司機。加上家屬及其他生意人，石廈的攸縣人達到上萬人，約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一。這使得石廈村成為遠近聞名的“攸縣村”，又稱“攸縣的哥村”。攸縣還在此成立了“流動黨支部”。
只要在村里走一趟，就能感受到濃厚的湖南氣息。村子里始終飄著一股辣椒味。這里的菜市場有香干、臘肉等湖南特色食品，湘菜館也出現幾家。有幾家商店，甚至直接在廣告紙上打出“攸縣”字樣。
打牌是許多攸縣人熱衷的娛樂方式。大榕樹下從早到晚都有人打牌，一問，多是攸縣人。還有幾家棋牌室，也有不少攸縣人在玩。
500名本地人紛紛搬出去。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很多本地人成為富翁，從農民變為出租房屋的業主。現在這個村子共蓋起400多棟樓、一萬多間房。
樓挨著樓，有的樓房之間，僅容一個人穿行。有一棟樓房，就著地形蓋成菱形。一次，村中有地方失火，消防車根本進不來。好在大家齊心協力，撲滅了火，沒造成太大損失。后來，政府決定對石廈村進行改造，有的房屋正在被拆除。
老肖到深圳后，先是在姐夫家客廳打地鋪。
嚴格說來，姐夫在石廈村并沒有家。他和另外一名攸縣老鄉，共同租住了一個小兩居室，兩家4口人一起生活。這個兩居室，大約40平方米，每個房間不過10平方米。擺上一張雙人床、一張桌子和一個簡單的衣柜后，可供騰挪的地方不大。
打地鋪是攸縣人接待新人的一個慣例，一個客廳擠三五人是常有的事兒。合租伙伴通常都會同意，因為說不定以后自己也會有親友投靠。就在老肖搬走后不久，姐夫家的客廳又住進一人，是另一家的親戚。
早期攸縣司機還有一個慣例，在火車站或汽車站接到攸縣新來深圳的人，就給對方20元錢。
“要是沒有人在深圳，我可能就不會來。”老肖說，“人生地不熟，來了兩眼一抹黑。”
如他所言，如果不是姐夫幫忙，他不可能順利地辦完各種手續，更不可能開上出租車。
按照當時深圳市出租車行業的規定，滿兩年駕齡才能上崗。因為有姐夫在，他就偷偷摸摸給姐夫做夜班司機。這期間，姐夫委托“蛇頭”為他辦了一套假證，以此他考取了駕駛出租車的資格證。后來，老肖又通過關系，恢復了身份。
“蛇頭”通常會提供“流水線”式服務，為新人代辦駕駛證、修改駕齡，甚至代辦假身份證等，還提供處理違章、車輛年檢等服務。在入關的地方，也有“蛇頭”帶未辦邊防證的人入關。當時，很多攸縣人連駕駛證都沒有。
在深圳年頭長了，一些攸縣籍老司機也開始充當“蛇頭”。
非攸縣籍司機，自然享受不到“攸縣化”的便利。丁未記錄的故事中，一個非湖南籍出租車司機，跟一個攸縣司機搭夜班。結果，他付出的租金和押金都高于攸縣人，并且合同期限也比攸縣人的長。
對此，丁未分析道：“那些出身農業社會的人們寧可主動再建構一個熟人社會和熟悉的環境，而不是進城后急于褪去身上的‘土氣’，來一次城市化的改頭換面。可見他們內心有一種對地域文化和身份共同體的強烈的認同。”
對講機里的“江湖”
在石廈村調研5年，丁未逐漸注意到，這群“無腳鳥”不僅建構了一個暫時的實體共同體，同時還借助信息傳播技術，建構了一個“空中共同體”。
上世紀90年代，出租車公司為每輛車配備一個對講機，以方便總部和司機聯絡。司機稱這個黑色的家伙為“骷髏頭”。
后有司機發現，手中的這臺對講機可以自己調頻，人員能自由組合、自由對話。只要鎖定頻率，知道密碼就能加入群，“一呼百應”。
“對講機是他們職業生涯中最令人難忘、動情的一件物品。好多人講起來眉飛色舞。”丁未說。而在她初次坐上深圳出租車時，她對司機在對講機中“喊話”的舉動頗有些不快。
其實只要隨便問一下老司機，他們都能講出一段關于對講機的故事。
加入對講機的群，需要“拜把子”。通常先由群里人介紹，大家約定一個合適的時間，新進群的人請群里人吃個便飯，多為10多元一份的盒飯。
老肖剛給姐夫做“夜班司機”時，姐夫就在幾個常玩的群內告訴大家，自己小舅子給他開車，希望大家照顧一下。自然，老肖免不了“拜把子”。
他還記得，第一次使用對講機是問路。他的話剛“喊”完，就有人立即告訴他。那個夜里，他感覺很“溫暖”。此后，他便喜歡上了那個黑色的家伙。
老肖混成白班司機后，便到皇崗口岸，花30元自設了一個頻道，群內有30多人，全是老鄉。
“有這個東西很方便，問路求助，大家都會幫忙。有不順心的事情也可和大伙說說。”他說。工作辛苦，份兒錢高，司機滿腹牢騷。
老肖曾因和其他車輛剮蹭，招致對方威脅。他在對講機里一呼，講明地點，不一會兒，附近的出租車司機趕了過來，有10多人。對方一看這邊的力量，留下點錢開車走了。
當然，當別人碰到問題的時候，老肖自然也要去“撐場面”。“你不去幫助別人，以后別人就不來幫助你。大家心中都有數。”
通過對講機擒賊防劫的事兒，攸縣司機更是津津樂道。當時的深圳治安并不太好，尤其在關外。一名司機在3年內，碰到過3次劫匪。
這名司機回憶說，上世紀末一個深夜，他的對講機里一名司機說拉了客人，到關外。車開出去不久，司機發現后面一直有車跟著他，到人煙稀少的地方，后車超過將其攔截。當時該司機立馬在對講機上喊“有人搶劫”，并告訴具體位置。很快群里就有人趕過去，并有人報警。最后大家將劫犯抓住。
因出租車上統一配備的對講機功率小，有效范圍僅兩三公里。有些司機還花上千元，購買大功率的對講機，有效范圍能達20公里。
據丁未了解，攸縣的這一個個對講機群，相對封閉。有一次，一個群里突然闖入一個東北人的聲音，結果一剎那“大家都不說話了”。
借助對講機，攸縣的出租車司機鬧過事、罷過工。主要誘因在于“份子錢”和“茶水費”等勞資矛盾。
“份子錢”過高，一直是出租車司機不滿的地方。另因僧多粥少，出租車營運證非常緊俏。司機要想獲得營運證，必須要給公司或者中間人一定的好處，這被稱為“茶水費”，從幾千元到幾萬元不等，全看個人關系。
幾次事件后，無線電管理部門開始查處私開對講機頻道之事。如果查到司機私開頻道，公司就會對司機有所懲罰。
有懂無線電的司機，告訴大家躲避的辦法，但“好景不長”，從2002年開始，攸縣出租車司機手中的“黑色骷髏頭”逐漸被新的數字系統替代。深圳的出租車進入數字化車載電話的新時代。
“沒了對講機，再不可能出現一呼百應的場面。”老肖不悅，“一碰到麻煩事就懷念對講機時代。”
不過，丁未倒認為，新技術的使用，客觀上為攸縣這一以農民工為主的勞務群體，提供了一個“向現代公司員工職業身份轉變的契機”。
“過去是人親，現在是錢親”
公司采用新技術后，出租車司機建構的“空中共同體”逐步瓦解。
無論是摩托羅拉的設備，以及后來的“惠世通”，多將對話限制在公司車隊內部。即使這樣，公司也會因種種原因鎖死組呼功能，甚至還能監聽到司機通話。很多司機干脆不用。
與此同時，石廈村的通訊店鋪，也推出了新的業務。“中國移動集群網，五元包月群內互打”的廣告出現在一些商店。
老肖買了一張這樣的卡，開始使用群內的“小號”和親友聯系。“對講機朋友”，特別熟的，就加入“小號”。他的社會交往，變成了丁未所描述的“核心關系圈”。
丁未曾看過一些人的手機通訊簿。“大多數司機的手機通訊簿中，存的多是攸縣老鄉的電話，與外界交往的人不多。”她說。
老肖的手機通訊簿中也是如此。還有一個已轉為深圳戶口的攸縣司機的聯系人中，居然只有一個本地人的電話，就是房東。石廈村攸縣流動黨支部書記劉愛敏已經被一家出租車公司聘為管理人員，但他坦言，自己的社交圈子也不廣，公司和老鄉關系外的朋友極少。
當丁未一和司機提起“核心關系圈”時，有司機立馬就拿“借錢”說事。“借貸關系可以說是這個社群中，最能反映人際關系親疏格局的一個指標。”丁未這樣判斷。
承包一輛車，動輒10多萬元，對入行不久的人來說，是一筆巨款。丁未看到過一名攸縣籍司機的借條，共175900元，最多借款25000元，最少只有500元，共涉及21人次，其中同姓12人次。大體順序為家庭成員—近親—遠親—好友。
很多司機告訴丁未，“知根知底”是一個必要條件，除了“玩得好”、“人品”外，還必須知道對方住哪里。這在丁未看來，仍是“最大程度上保持鄉村社會的非流動性的信任關系”。
“我們都是流動人口，不知道對方是哪里的，萬一跑了怎么辦？”有司機說。
綜合種種分析，丁未認為，攸縣出租車司機，一有機會就會“回歸鄉土的本源”。
隨著時間推移，一些變化在悄悄發生著。比如查違章，老肖不再托朋友，而是自己在網上查。早幾年，他買了一臺臺式機，并開通網絡。他學會了QQ聊天，每過幾天，他和妻子都要和800公里外的兒子視頻通話。有時，他的父母也過來看看熱鬧。
而在上世紀90年代，別人給他介紹對象后，為培養感情，他常出現在遍布石廈村的IP電話亭，和老家的對象通話。時間一長，倆人真成了。如今，IP電話亭只是老肖記憶中的事了。
出了交通事故，他也不像以前一樣，喊一大撥老鄉過來“撐場面”，而是一個電話召保險公司的人過來處理。
這名的哥偶爾瀏覽新聞，尤其是關于深圳出租車行業的一些規定。載客時，他也和乘客聊國家大事。
有一次，老肖的車壞在路上。他打電話給自認為關系不錯的老鄉，請求幫忙拖車，結果幾個老鄉都說離他比較遠，讓他找找近一點的。
“就是朋友敷衍我也能理解。”老肖說，“油錢這么貴，不像以前，油便宜，大家隨便跑都沒關系。”
這次之后，他幾乎不再找人幫忙，甚至是自家親戚都不好意思開口。即使是非得托人的事兒，他也會說：“我請你吃個飯。”
有“的嫂”對丁未說：“過去是人親，現在是錢親。”
其實，出租車行業也在規范。早在2008年，深圳市便成立出租車駕駛員人才交流中心，建立統一人才庫。駕駛員的聘用，根據信譽度由平臺統一調配。“茶水費”現在不用了。即使新人，現在也大可不必托關系包車、辦證件。
城市里的孤獨者
傍晚7點，“無腳鳥”老肖出現在大榕樹下。和夜班司機交接完后，他便與在此守候的妻子，一同到旁邊的彩票站買上5注彩票。連續幾年，雷打不動。他中的最大獎為100元，但樂此不疲。
這個狹小的彩票站門前赫然打出中獎20萬的招牌，屋內擠滿了人。不少人和老肖一樣，穿著不太干凈的工裝。大家都不說話。
買完彩票，夫妻倆一道回家。
老肖已經記不清搬了幾次家，房租也一年比一年高。現在他住的一居室，每月房租為1600元，水電費等支出約200元。前些天，房東在門上貼了一張紙，說要加房租200元，不然就搬家。老肖很想和房東商量一下，可房東的面壓根兒見不著。
他剛到石廈村的時候，這里的房子多為三四層，現在大部分為8層。那時房租也不貴，同樣面積的房子，每月600元。
房東這棟樓有8層，每層4戶，僅租金一項，月收入就超過5萬元。“都是農民出身，命運為什么這么不公平？”老肖有時發發牢騷，慨嘆自己“沒生對地方”。不過，他也感謝深圳，要不是這里，他“可能在挖煤”，過不上現在的生活。
好多攸縣人和老肖一樣，租住的房中供奉著一尊觀音。石廈村村邊有座“楊侯宮”，供奉的是宋朝名將楊延昭。在楊延昭塑像的左右兩側，分別供奉財神和媽祖。
丁未曾在有一年的正月初一觀察，兩個小時內，這里香火不斷，但只有一名攸縣司機進入。平日里，攸縣人也幾乎不去上香。丁未問過他們原因，有人回答“因為那是他們的觀音”。彼此供奉的神仙，很分明。
石廈村還有兩座宗祠，有一次的祭祖宴席甚至達到150桌。但這里的攸縣司機幾乎也從不留意這些。
司機們很清楚，這里不是他們的地盤，他們只是暫時在此歇息而已。很多人甚至也沒打算在深圳闖出什么局面。
有一個賣手機的小伙子，攸縣人，“有幸”與一名當地姑娘結婚，生活一下子大變樣。如今他已有了一個香港身份的孩子。
一個攸縣司機，兒女雙雙研究生畢業，兒子在長沙買了房。做父親的給付了首付，每個月還要幫兒子還房貸。
流動黨支部書記劉愛敏，2009年被評為深圳市“百優”出租車司機之一，后競聘到一家出租車公司任中層管理人員。
攸縣的哥劉華靠著開出租車，2011年，取得了深圳戶口。
對此老肖似乎并不艷羨。“有戶口又怎么樣？買不起房子，還不是和現在一樣？我是生活在都市里的鄉下人。”關內的房價，很多地方已經突破3萬元一平方米。雖然他現在每月收入有上萬元，但除去生活花費，也僅剩7000元。
前些年，他在老家弄了一塊地，蓋了一棟“豪宅”，花費數十萬元。不過，他很少回老家去，父母也不住他的房子，“豪宅”就一直鎖著。
和很多出租車司機一樣，老肖很少在深圳“逛”。唯一的一次，兒子到深圳時，嚷嚷著要逛逛。他開著出租車，一家三口去了“世界之窗”。逛完后，他送回妻兒，又出門干活兒了。
劉愛敏也是如此。這名曾經的廠長，也只是在兒子到深圳玩時，曾陪著兒子逛過“世界之窗”和蓮花山公園。
“我很少出門逛，那是別人的，不是我的，看著眼睛痛。”劉愛敏說。
今年，丁未的研究成果以《流動的家園》為書名出版后，她曾請一些的哥的嫂吃飯。待大家在沙發上坐定，她特意站起身，讀了一段新書的后記：“我最需要感謝的，當然是我在這些年結識的所有攸縣出租車司機們。感謝你們為我講述的人生經歷……謹以此書獻給所有石廈村的攸縣出租車司機們，感謝你們為這個城市所付出的艱辛和所做的貢獻！”
讀完后，大家開始鼓掌。丁未發現，有一位的嫂偷偷扭過臉去抹眼淚。
“她的話打動我，很少有人這么關心我們。”一名在場的司機回憶說。
老肖加入了“攸縣的士司機樂隊”。他常和樂隊的同伴到石廈村外一塊草地上，演奏湖南花鼓戲《麻姑獻壽》。
這天晚上，他拉了一段二胡，聲音婉轉凄涼，惹不少行人駐足。白天他的車壞了，花一下午才修好，沒進賬，還搭了300元修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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