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有關金錢、暴富和欺詐的南派傳銷系統。它與依靠暴力限制傳銷者自由的北派傳銷截然不同。在信奉者眼中“北派打地鋪，南派住別墅”的口號已成為他們通往財富的坦途。
這個名為“純資本運作”的南派傳銷模式已進化成完全虛擬的畸形金融游戲。他們注重文化教育，要求參與者愛國，每天早上開早課，齊聲朗誦《弟子規》等國學經典“警方偵破一起參與者達七八千人的傳銷案，之前無一人報案。”
當數百人剛被抓走，傳銷者又已編造出“那只是國家在調控、凈化純資本運作市場”的麻醉術。
如今，警方已開始思考，為何在現有的“群防群治、齊抓共管”政策和法律精神下，傳銷屢禁不止？
5月初的一個清晨，南寧市良慶區大沙田街道停車場已站了不少人，擠在人群里，很容易聽到的字眼是“這是個國家級經濟開發區”和“投資”。
“你站在他們身邊聽吧，這些人都是搞傳銷的。”張紅（化名）說，她太熟悉這些人，縱然，她已與傳銷隔絕兩年。
今年4月27日，南寧市西鄉塘區法院對廣西警方2012年破獲的“1·18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系列案”一審宣判，張紅獲刑兩年零一個月，算上在押時間，今年5月6日她剛被釋放。
她是118名獲刑被告人之一，這個涉及17個省、7300余人參與，收取下線申購款、發放下線提成的銀行賬戶往來資金總額達23億元的“廣西一號傳銷大案”，刑拘345人，追繳贓款數千萬元。公安機關稱，該案全國罕見。
“父母從我被抓就從新疆石河子市的家里到了南寧，一直在等我出獄，我本沒臉回家，但在大沙田，傳銷還在，我們想，等我老公從看守所出來，團圓了，就一起離開。我得重新開始了。”張紅說。
丈夫給妻子下了一個套
這天晚上，張紅的丈夫和老鄉攤了牌，根本就沒什么邊境貿易，丈夫告訴她，讓她來看的就是這個純資本運作，很多人靠這個發了財。
大沙田只是廣西多個傳銷聚居地之一，這個位于南寧南部的街道前身是城中村，四周皆是三五層高的出租民房，早晨是大沙田最熱鬧的時候，一些ATM機前排起長隊，捏著卡和現金的人等著轉賬。
跟2009年張紅剛來時一樣，所有傳銷者都想變成常景。
常景是張紅丈夫的發小，也是廣西一號傳銷大案中三巨頭之一，被判刑10年。
以前，常景他們都在石河子跑長途出租，干了多年后，有了積蓄。2008年，常景突然去了廣西。
他再次出現是一年后，開著一輛價格不菲的別克君越 。
所有人的反應一樣，這家伙暴富了。四處請人吃飯的常景逢人就說他在中越邊境做的進出口貿易生意，來錢很快。以前滿嘴臟話的常景變得很有禮貌，像變了個人，這也給人好感。
2009年8月，受到刺激的張紅丈夫當即賣車跟常景去了廣西。
只兩天，一切就都變了。丈夫走后第二天打電話讓張紅也趕緊過去。除了一套住房沒賣，這個家庭所有積蓄都被帶到南寧。
常景沒出現，丈夫和另一個老鄉接了她。
老鄉說他有親戚在邊境當領導，他本要帶張紅去邊境看生意，剛好有批貨要接，貨還沒到，親戚又打電話過來說讓他去考察個項目，張紅左右無事，可幫著參謀參謀。
第二天，老鄉帶著張紅到了大沙田一處陳設簡陋的民房，一個人口若懸河地介紹一項“國家項目”，“南寧是北部灣開發、西部大開發和中國東盟自貿區的窗口城市，國家在南寧搞建設，這里有很多國家項目，你投資3800元，能賺380萬。”
這天，相似的民房，老鄉帶著她去了4家，張紅耐著性子聽了4遍，除了項目名稱變化，說的還是那些“投3800元賺380萬”的話。
到晚上，張紅急了，問何時去邊境。老鄉推說貨仍未到，第二天又帶她繼續“幫忙”考察項目，這天又去了4家。
“這是傳銷啊。”張紅猛地反應過來，她在家時看過廣西的新聞，這些人所說的“介紹朋友過來投資，讓朋友的朋友再來投資，你就能‘上總’，月月拿6位數的工資”，這可不就是傳銷？
老鄉說，這怎么是傳銷呢，都是國家項目。這種投資方式叫純資本運作，國外都運行上百年了。
張紅開始疑心，她被騙了。丈夫提前被騙了，又跟老鄉把她也騙來。
這天晚上，丈夫和老鄉攤了牌，根本就沒什么邊境貿易，丈夫告訴她，讓她來看的就是這個純資本運作，很多人靠這個發了財。
不一樣的南派傳銷
組織者號召為國家服務，每天早上會開早課，參與者還被要求齊誦《弟子規》等國學經典。
得知被丈夫做局騙，張紅很生氣，但在丈夫的勸慰下，她轉念一想“幾千里都來了，留下來看看也無妨。”
像不吸毒的人永不相信自己染上毒癮一樣，“留觀”的決定讓這個家庭徹底陷落。老鄉又領著他倆跑了10多個“國家項目”，并在南寧城里轉悠了起來。一連串的經歷讓張紅改變了自己的想法，也讓她見識了不一樣的南派傳銷。
首先，在正規書店介紹民間資本運作的圖書讓張紅心里放寬。“如果純資本運作是傳銷，國家能讓書店賣這書？”張紅看見的書名為《北部灣集結號》，這本有正規刊號的出版物提到，資本運作既創業又創富，富國又利民。
接下來，傳銷者偽造了政府文件，純資本運作被說成西方國家成功應用了一百多年并被國內試運行多年的經濟“起搏器”，能快速拉動區域經濟繁榮。還有傳銷組織者利用虛假公司資料辦理了通信行業的手機集團號業務，集團內通話免費，這被說成“國家特許”。
和北派傳銷的限制人身自由不一樣的是。南派傳銷注重文化教育，組織者對參與者封閉培訓，宣誓，號召為國家服務，每天早上會開早課，參與者還被要求齊誦《弟子規》等國學經典。
最終，一段拍攝于當地民政局前門，內容是純資本運作向汶川地震捐款50萬元”的視頻，讓張紅去除了擔憂。“這要是傳銷，那捐款的錢就是贓款，民政怎么會接受贓款？”
2009年9月，在南寧市街頭。張紅一面端詳著，滿大街掛著的“打擊傳銷”條幅，一面看著，馬路上三五成群的搞“純資本運作”的人群，她決定加入這個組織。“在大沙田晃悠著的人多半是搞這種項目的，要真是傳銷，政府難道不管？”
一周后，張紅和丈夫將69800元打進了別人的賬戶。打錢時張并不知道，就在兩個月前，南寧市區卻是另一番景象。
2009年7月，南寧開展了一次打擊傳銷的“獵狼”專項行動，2000多名公安、工商、司法部門聯合執法人員分別在南寧市良慶區大沙田、高新區等地聯合行動，執法者采取入戶清查、臨時斷水斷電等措施，當日僅在大沙田就抓獲涉嫌傳銷分子681人，在全市抓獲的1679名涉嫌傳銷人員最后被遣送。但兩個月后傳銷者再次匯集到南寧。
聊起傳銷客的返潮，南寧市公安局經偵支隊大隊長謝育銘有點無奈，“那會兒很多參與者還不構成犯罪，只能教育。”
“純資本運作”
按照常景等“大老總”設立的游戲規則，被拉來的下線須申購某個“國家項目”，可申購1至21份，首份3800元，之后3300元/份，申購21份需69800元，可直接獲得較高職位，盡快獲得大額分成。
加入傳銷組織后，張紅成了丈夫的下線，丈夫成了常景家人的下線。此時，常景已經換掉別克君越，他買了兩輛寶馬和一輛路虎。在見識了常景財富增長的同時，張紅也逐漸理解了純資本運作的意義。
按照常景等“大老總”設立的游戲規則，被拉來的下線須申購某個“國家項目”，可申購1至21份，首份3800元，之后3300元/份，申購21份需69800元，可直接獲得較高職位，盡快獲得大額分成。
申購份額后，像張紅這樣的新人須再去找3名下線申購項目，下線的下線再去發展3人，以此類推。
“1·18案”三巨頭之一的趙晨江說，這是用數學模型算出來的，利用的是3的N次方幾何倍增原理，發展下線速度驚人。張紅交的69800元被說成用于建設“國家項目”，實質上，這筆錢首先進入常景這樣的“老總”賬戶，老總返給她19000元，剩余的50800元則被層層瓜分。
在這個網絡里，傳銷者根據申購份額及發展下線多寡，充當業務員、組長、主任、經理、老總等角色，按照“五級三晉制”游戲規則，不同級別的人可分到不同的錢。
2010年初，張紅成功拉到一個下線，是好友。在隨后的日子里張與丈夫感到被一種不可控的力量牽扯。“沒有親情，沒有友情，只想怎么讓更多的人進來。”
張紅丈夫“上總”是2012年初的事情。那一天，傳銷組織者先恭喜了這對夫妻，隨后建議“先買車，買房別人看不見。”于是張紅夫婦借錢買了寶馬車，不過張紅至今沒有坐過。她說，車被丈夫開回石河子，目的是炫耀，拉更多下線。
截至2012年4月被抓，不到兩年時間里，張紅和老公發展了數十名下線。而常景傘下，則是一個約2000人的龐大網絡。
在張紅的傳銷網絡里，絕大多數都是清貧的市民，發展的傳銷下線也都是自己的家人。
比如，一名上過大學的女子先是騙來了正上大學的弟弟，之后是自己的姐姐姐夫，到最后，是他們的父親，一個賣豆芽供應三個子女上大學的老人。一些公務員也被騙來，加入后通過他們的身份和關系拉來更多下線。“我們說傳銷犯罪中沒有受害者就是這個意思，就這么一條鏈騙下去。”專管打擊傳銷的一位老民警說，而且很難說服，即便是被判刑的人出來后仍相信他們從事的活動是好東西。
今年4月，一位剛刑滿釋放的前傳銷者向記者如此闡述了自己的經歷。他說，坐牢了，這件事在法律層面肯定是錯了，但他覺得純資本運作要是國家出面去做，正規管理，是能做下去的。
熊偉就在旁邊聽著，這個一直參與辦案的警官眉頭擰到一起，“可怕之處正在于此，很多傳銷者被洗腦后觀念根深蒂固。”
“從立法精神上說，國家為什么要打擊傳銷？是因為他們整個活動中不產生任何社會價值，違背了價值規律，不符合勞動創造財富的這樣一個人類的最基本的共識。”熊偉說，可傳銷者并不這么認為。
這種解釋在現實里顯得極度蒼白。就在剛剛過去的4月，南寧市賓陽縣公安局又偵破一起涉案數百人的特大傳銷案，涉案金額近億元，在這個案子里，警方發現，有一家三口竟然在開展傳銷“業績”競賽，每周還會開一次家庭業務碰頭會交流心得。
腹背受敵的廣西警察
“上面經常強調，各部門要群防群治，齊抓共管，但到了下面，就成了齊抓都不管，群防都治不了。”
姚登明所在的廣西公安廳經偵總隊傳銷犯罪偵查支隊是全國唯一的打傳專業隊伍，2012年組建后，2013年的案件偵破率卻并無明顯增長，“每年都在打，但給我的感覺是，傳銷者仍源源不斷。”
5月13日，公安部經偵局涉眾型經濟犯罪偵查處處長劉路軍透露，2009年至今，公安部會同有關部門連續部署全國或區域專項打傳行動，截至2013年，全國公安機關累計偵破傳銷犯罪案件超過2萬起。
劉路軍說，目前，傳銷形勢嚴峻，發案總體上升，隨著公安機關、工商部門打擊力度不斷加大，發案數屢創新高。近年還多次發生傳銷組織者煽動參與人員暴力抗法，或聚眾“鳴冤叫屈”的情況，引發較多擾亂社會秩序事件。
對傳銷年年打卻屢禁不止的原因，劉路軍稱，原因復雜，涉及很多方面。
姚登明則更愿意從他每天經手的傳銷案中分析原因。
“上面經常強調，各部門要群防群治，齊抓共管。但到了下面，就成了齊抓都不管，群防都治不了。”姚登明稱，打傳由多部門共管，但事實上各部門溝通協調存在障礙。按規定，傳銷活動中，構成犯罪前歸工商部門管，構成犯罪后才由公安部門打擊，“兩個部門的無縫銜接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時候形成這樣的態勢：沒犯罪前沒人管，客觀上造成了把傳銷組織養肥了才打，而不是在未造成更大危害時就打掉他們。”
姚登明透露，一些掣肘事件也讓打傳者心寒，一次警方抓了一個組織、領導傳銷的嫌疑人，按犯罪情節至少應判3年，這個人四處托人活動，最后竟被放了出來，“有時感覺腹背受敵。”
法律層面存在的問題也經常困擾這些實操者。
姚登明說，傳銷的變種不斷出現后，他越來越覺得現在對于傳銷這塊的法律規定跟不上形勢，“往往是出現了某種新傳銷形式，立法系統經過一系列調查，調查了兩三年，法條出來之后，已不適宜現在的形勢。”
立法速度與傳銷者改頭換面速度形成對比。姚登明說，這些年，因為傳銷形式不斷變異，每一次針對傳銷案件的開庭，一些傳銷者都會旁聽，“他們會去了解究竟是為什么被法院認定犯罪，想去規避。”
人手不足是困擾打傳的又一難題。姚登明稱，以廣西為例，打傳以前屬經偵管，但傳銷罪只是經偵負責的89種罪名其中之一，有限的警力還須負責其他經濟案件。
打傳支隊成立后，隊員可專門去辦打擊傳銷的事，“但我們人手太少了，支隊總共五個人。”姚登明稱，打傳需要專業知識，需花時間去研究，否則無法辦案。為此，他們多次要人，去年來了兩個，培養了很久，本想今年就能夠上手用了，不料一人調任其他部門，另一人干脆放棄公務員去了國企，“都知道在廣西打傳是個苦差事，沒人愿意來。”
“過年時是我們最開心的時候，傳銷人員都回家了，一下子沒了舉報，但等過完年，舉報投訴一下子又鋪天蓋地。”姚登明稱，他每天都要接到3個左右的舉報電話，疲累不堪。
在姚登明看來，在當前形勢下，除了讓更多人知道傳銷給參與者帶來的惡劣后果外，也應讓犯罪成本增高，“為什么臺灣、澳門沒人傳銷？臺灣把介紹傳銷入罪，我叫你來搞傳銷，這就要追究責任，還有誰敢做？臺灣將傳銷罪叫做吸金詐欺罪，這個罪名里，誰只要從不特定人群中騙到一分錢，都叫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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