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26日，中紀委明確提出，今年完成省級紀委改革。據中紀委網站，截至5月18日，全國31個省（區、市）紀委內設機構調整方案均獲中央紀委批復。記者統計，截至6月11日，已有12個省區市的紀委，做完了機構改革的“加減法”。一場紀委“重建”行動，正在全國快速鋪開。
省級紀委
執紀監督人數占比達57.6%
省級紀委改革，最大共同點是聚焦反腐主業，增設紀檢監察室，反腐辦案力量明顯增強。
今年3月，中紀委完成了本屆紀委組建以來的第二次機構改革。
中紀委副書記陳文清曾介紹，這次改革聚焦反腐主業，“紀檢監察室總數由8個增至12個；新設紀檢監察干部監督室，及時把‘害群之馬’清理出去”。
已完成機構調整的12個省級紀委，均“復制”上述改革思路，內部機構設置基本與中紀委一致，如全部新設了紀檢監察干部監督室，“堅決防止‘燈下黑’”。
據中紀委官網報道，此次首個完成機構改革的是北京市紀委。4月18日公布成立紀委干部監督室，當天下午就收到了舉報信。“可見社會關注度之高。”北京市紀委干部監督室主任耿新說。
機構改革后，省級紀檢監察機關中，紀檢監察室多數為7至8個，河南省紀委最多達11個；四川、北京增至9個。而四川原來只有4個紀檢監察室，增加125%。海南、江西、江蘇、四川、湖北的一線執紀監督人員，占比都在60%以上。
此前，各省級紀委的紀檢監察室，多按地域、單位“分工”，也就是“劃片”監督。改革后，不僅監督“地域”，還監督“領域”。
例如廣東，教科文衛領域就從省直單位中單獨抽離，由新設的第六紀檢監察室負責。廣東的這一特殊安排，有其現實考慮。去年，廣東教科文衛領域597人落馬。
一些地方還多做了“加法”，比如廣東、河北新設了信息管理處（信息技術保障室）。廣東省紀委副書記鐘世堅稱，這道“加法”，一方面為適應網絡反腐需求，信息技術保障室代管廣東省紀檢監察網絡輿情中心；另一方面強化現代科技反腐力量，“腐敗分子的犯罪手段越來越隱蔽、復雜、而且智能化作案越來越多”。
有些地方在調整部門之前，先“清理門戶”。山西省委發文要求開展“凈化隊伍”行動，對不適合做紀檢監察工作的干部要堅決調離。年初至今，已經查處案件42件，處分46人。
市縣紀委
改革思路仍在“構思”
不同于省級紀委，市縣紀委的機構改革模式，目前仍在“構思”中。
湖北孝昌縣紀委常委汪貴安對新京報記者介紹，去年中紀委首次機構改革調整了議事協調機構，孝昌縣紀委隨后跟進，“縣紀委的議事協調機構由94個精簡到16個”。
但今年3月中紀委第二次機構改革后，孝昌縣紀委并沒有立即行動。“省里已發文，要求等待統一安排。”
其他省份的市縣紀委改革，也在探索中。遼寧省紀委發文稱，“縣級紀委內設機構調整工作要抓緊調研，待明年條件成熟后適時推開”；安徽提出將選2個縣試點。
上月26日，中紀委副書記楊曉渡做客中紀委官網在線訪談時表示，“地市縣的情況，不同于省、區、市和副省級城市，如何轉，需要研究”。
“今年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以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紀委要完成機構調整，明年推進到地市紀檢監察機關，后年推進到縣級紀檢監察機關。”楊曉渡說。
改革雖然后年才到縣級，但汪貴安認為，改革方向很明朗，上層紀委“老虎”、“蒼蠅”一起打，特別強調“打老虎”，而基層紀檢的重點則是怎么才能拍住“蒼蠅”？
“中紀委的兩次機構改革，都強調聚焦主業，職能聚焦到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汪貴安說，市縣紀委的下一步改革，同樣要聚焦主業，增加一線的執紀監督力量，“面對基層，拍‘蒼蠅’的任務更重，所以更應該增強辦案力量。通過機構改革做‘加減法’，增加一線執紀監督的人員配置，才能及時發現問題。”
自2009年起，孝昌縣等全國數十個縣市推行了紀檢派駐機構“統一直管”改革，撤銷了原有的“一對一”派駐紀檢組，設立“大紀檢組”或“紀工委”，分片負責轄區各單位。“大紀檢組”或“紀工委”都由縣紀委垂直領導，人、財、物（即工資、福利待遇）都由縣紀委承擔。
汪貴安認為，4年實踐表明，“統一直管”模式適合基層紀檢，有利于“拍蒼蠅”。以孝昌縣為例，“統一直管”后查處的案件數量，是“統一直管”前3年總數的3倍。
有的市縣紀委為“拍住蒼蠅”，升級了派駐機構紀委書記（紀檢組長）的規格。
甘肅武威市選取了市發改委、住建局、水務局和林業局4個重點部門的紀委書記（紀檢組長），由副縣級升為正縣級，由市紀委直接領導。甘肅日報報道稱，改革后，去年至今共查辦案件10件，處分13人，“實現了部門派駐機構查辦案件零的突破”。
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等受訪專家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推動黨的紀律檢查工作雙重領導體制具體化、程序化、制度化，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市縣紀委的機構改革應圍繞這一思路展開，“關鍵在于雙重領導體制如何創新？‘統一直管’的‘大紀檢組’、‘紀工委’模式，以及升級重點單位紀委書記的規格，做出了有益嘗試，值得借鑒。”
派出機構
強調紀委書記“獨立性”
此前，由于一些國家部委不斷發生大要案，紀檢派出機構受到了質疑。受訪專家認為，紀檢派出機構發揮作用，須理順紀檢組和黨組之間的關系。
中紀委官網曾刊文提出，“紀檢組和黨組之間的關系沒有理順。紀檢組長作為黨組成員當然有利于紀檢組長參與集體決策，擁有投票權而不僅僅是列席會議，但是其是否要服從黨組的決定是個矛盾”。該文章稱，在原衛生部參加中紀委監察部派駐機構統一管理試點時，時任衛生部部長就提出一個問題，“紀檢組組長是黨組成員，是否要執行黨組決定？”
今年3月中紀委第二次機構改革后，上述局面已有改觀。各中央單位均強調紀委書記（紀檢組長）的“專職性”、“獨立性”，剝離了之前紀委書記的其他兼職。
證監會紀委監察局發文稱，“過去，特別是派出機構的紀委書記多數是兼職，難以保證紀委書記把主要精力放在紀檢監察工作上，證監會黨委作出決定，把全系統單位的紀委書記均設為專職，不再兼任任何行政職務”。
紀委書記（紀檢組長）“獨立”后，各單位開始約談“施壓”。
如交通運輸部，上月，該部黨組成員分率7個約談組，約談了63個部屬單位204名黨政主要領導及紀檢機構主要負責人。
值得關注的是商務部，明確了黨組和紀檢組如何溝通配合，制定了“黨組和紀檢組加強溝通協商的意見”，規定干部選任等七個方面，黨組要與紀檢組溝通協商。
一央企員工對新京報記者說，“紀委地位明顯提高了，今年幾次會議都強調紀委對同級黨委的監督職責，原來可沒有這么頻繁”。
程文浩認為，上述舉措，都是在解題，雙重領導體制如何具體化、程序化、制度化？紀檢組和黨組之間的關系怎樣協調？“這是今年的重點。三中全會確定了改革思路‘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黨委負主體責任，紀委負監督責任’。4月到5月，王岐山書記一個月內先后6次主持召開專題座談會，強調落實黨風廉政建設的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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