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6日，安徽省安慶市太湖縣劉畈鄉，翠綠的山野上仍能看到焦黑的死樹。
“誰燒山，誰坐牢。”
7月6日，安徽太湖縣，從縣城到50公里外的劉畈鄉，沿途每隔數百米，可看到類似標語。與此相伴的，是蔥郁植被間，如雀斑一樣被火肆虐過的土地。
近10年來，農民外出務工致使大量土地拋荒，芭茅草瘋長，上墳等原因導致火災頻發，大火正在逐年蠶食有限的林地。
這一勢頭在2014年初達到頂峰。1月22日起，安慶市多地發生森林火災，其中太湖縣發生33起，3天后仍未完全撲滅。這場大火讓安慶官場“地震”，安慶市副市長、林業局局長等多人受處分，太湖縣林業局局長、森林公安局局長被免職。
領導們被處理后，隨之而來是有史以來最嚴厲的防火措施。明火上山，一律拘留；造成后果，一律批捕——成為太湖縣“治火”運動的個性注腳。且現實遠比標語嚴厲，巡防人員甚至等不到人們帶明火上山，就在田間地頭將他們帶走，直接送進拘留所。
今年以來，太湖縣因防火拘留人數達160人，其中136人成為鐵腕“治火”運動的“倒霉鬼”——他們并未引發火災，僅因為在田間焚燒雜草，被“殺雞儆猴”，樹為反面典型。
鐵腕“治火”運動仍在繼續。接下來的秋季森林防火期到來后，監管部門希望繼續以“非常手段”，遏制森林大火，恢復多年來因火災遭到破壞的生態。而人們則擔心，自己會否成為下一個被莫名送入拘留所的人。
田間燒雜草被抓
2014年1月23日（農歷臘月二十三）上午，農歷小年當天，太湖縣劉畈鄉劉畈村村民潘迎九扛著鋤頭，去打理自家準備種春小麥的田地。他沒想到幾個小時后，會被三四個人扭送至拘留所。
“都快過年了，我想早點弄完好去辦年貨。”潘迎九告訴澎湃新聞，當時地里有少許雜草，他覺得沒有必要帶回家，就和往常一樣，用打火機點燃焚燒。就在火快熄滅時，幾個穿制服的人出現了。
“他們說按照上面的規定，要拘留。”潘迎九告訴澎湃新聞，他當時急了，忙著給對方解釋，“我是一個莊稼人，只燒了點雜草，又沒有燒山”。但對方沒有聽他說完，就拽著他上了車。
就在前一天，太湖縣出現多起火情。據《新安晚報(微博)》及旗下的安徽網報道，1月23日、24日又不斷有火情出現，共計33起。其中多處火點被衛星捕捉到，按照相關規定應上報。但太湖縣應急辦、縣林業局均未向安慶市應急辦、市防火辦報告，僅采取自行撲救。
1月24日，安慶市宜秀區大龍山森林公園連續出現16處火情，初步統計，過火面積15公頃。宜秀區林業部門與太湖縣的做法一樣，亦未上報。
此時，慌了神的太湖縣林業局一邊忙著撲火，一邊尋找可能引起火災的火源。潘迎九不幸成為“非常時期”第一個被樹立起來的反面典型。
“當時火都快滅了。”這個50歲的農夫再三強調，他并不覺得焚燒田地里的雜草被拘有何不妥，只是“事先根本不知道燒田地里的草也要拘留，如果知道絕對不會這么做”。
當天晚上，潘迎九被送到太湖縣治安拘留所。“他太冤枉了。”潘迎九的哥哥潘義生為弟弟感到不平。他說，之前從未看到過禁止在田地里焚燒雜草的通知，直到弟弟被抓后第二天，架著擴音器的車子才出現在村子里，高聲宣布禁止違規野外用火。
潘迎九被帶走后，五六十個村民到劉畈鄉政府交涉，要求給一個說法。但村民被告知，這是“上面的規定”。最后家屬要求，必須在過年前將人送回來。
5天后，潘迎九被釋放。這是他平生第一次進拘留所，盡管失去自由的時間不算長，在拘留所也未受到傷害，但他還是覺得自己是“坐過牢的人”，在村子里抬不起頭。
“上山野外使用明火者，一律依法拘留”
拘留潘迎九只是大規模抓捕行動的開始。
1月25日，全市山林大面積著火后，安慶市一日內連發三道“防火令”，次日再發兩道“防火令”。“這在以前是從未有過的。”半年前被免職的太湖縣森林公安局原局長何聲林對澎湃新聞說。
《安慶市森林防火消防工作指揮部令第一號》第二項明確提到：“今后幾日，無論是誰，上山野外使用明火者，一律依法拘留；如使用明火造成后果的，一律依法批捕。”“防火令”的簽發人為安慶市委書記虞愛華和市長魏曉明。
澎湃新聞記者注意到，這份文件成了許多新近打出的防火標語的依據，也為隨后展開的大規模抓捕“違規用火”做了鋪墊。
按照《森林防火條例》，森林防火期內未經批準，擅自在森林防火區內野外用火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業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給予警告，對個人并處2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罰款。
但在今年，罰款變成一律拘留。
對于這樣的鐵腕“治火”，貴州律師李明富認為存在不妥。他說，“防火令”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人身自由權利是憲法賦予公民的最基本權利，依照治安處罰法規定，拘留排在警告、罰款之后，只有行為人的違法行為達到相對嚴重的程度，采取警告和罰款后仍難起作用，才適用拘留。
“如果僅僅依照‘防火令’去抓人就鬧笑話了。”在李明富看來，“這不過是執法者平時怠于履行職責，出現問題后才采取高壓態勢打擊，置法律于不顧，其實還是為了個別領導的政績。”
1月26日下午，安慶市召開森林防火工作緊急電視電話會議，責成分管林業的副市長向市委作深刻檢查，同意安慶市林業局局長引咎辭職，同時還有10多名干部受到免職處理。
時任太湖縣林業局局長何家華、太湖縣森林公安局局長何聲林，均被免去職務。目前，何聲林以黨組成員身份主持工作，私下有同事替他感到委屈，“森林公安主要工作是破案，如果案件沒破追責是應該的，發生火災和他關系有多大呢？”
差不多同時，抓捕野外“違規”用火行動在全市范圍內鋪開。據人民網2014年4月4日報道，安慶市公安機關共處理森林火災責任人432人，其中刑拘87人，逮捕18人，治安拘留237人，行政罰款90人，安慶市有關部門負責人表示：“處理力度之大、震懾之強，都是歷史上沒有過的。”
而遭到火災重創的太湖縣執行得尤為嚴厲。何聲林坦言，“（抓的人）可能比別的縣區都要多”。一位要求匿名的鄉林業站工作人員稱，最多的一天抓了8個人，太湖縣拘留所都關不下了，只能送到安慶市去。
澎湃新聞從太湖縣森林公安局獲得的數據顯示，2014年1-6月，太湖縣因防火需要拘留的人數為160人，其中24人為刑事拘留，136人為治安拘留。而在2012年和2013年，刑拘人數分別為12人和19人，治安拘留人數為0。不難看出，防火力度呈逐年嚴控之勢。
何聲林解釋，刑事拘留者一般為引發火災，造成后果的責任人；而治安拘留對象為野外違規用火的人，一般指在森林保護區300米范圍內用火，焚燒田壩雜草的農民是主要群體。
何聲林告訴澎湃新聞，當地破獲的野外火災案件中，有三分之一為上墳引起，將近三分之二為燒田壩引起。對于此次鐵腕“治火”行動，他委婉承認“有些左了”，但同時表示也只能執行上級的規定。
“我們當然都很害怕，不小心就被抓進去了。”劉畈鄉村民潘德明（化名）告訴澎湃新聞，那段時間防火宣傳車經常在村里出沒，村民們避之不及。接受采訪時他要求隱去自己名字，擔心現在說話招致麻煩。
在地里抽根煙都戰戰兢兢
不過，在鐵腕“治火”運動前，太湖縣許多鄉鎮年年失火，已經讓當地民眾見慣不怪，卻又痛心于財產被毀。
在劉畈鄉劉畈村村民胡文學的記憶中，大約從2003年起，山火頻頻出現。當時他還是村里的小組長，每次開會都要反映防火問題，但未得到足夠重視。往往被燒過的山林，次年長出茅草，再次引發火災。
太湖縣山林面積180萬畝，其中荒山16萬畝，因火災形成的荒山占相當比例。村民們估計，近些年來累計因火災導致的荒山可能超過萬畝。太湖縣林業局原局長何家華則說，“很難統計，估計還不止”。
從太湖縣城到劉畈鄉，沿途隨處可以見光禿禿的山丘。胡文學說，這些臨近公路的荒地，多數是山火導致，“以前公路都被兩邊的樹遮住了”。
山林多為上世紀80年代種植的松樹和杉木，每家的林地面積一般在幾畝到到十多畝。樹木成林后原本可以砍伐售賣，帶來收入，但頻發的山火讓村民們多年的盼望毀于一旦。
劉畈鄉至少5位村民告訴澎湃新聞，家里的山林燒過三四次，“只能用來當柴禾了”。村民們說，即使被查明原因的火災，懲罰也多是罰款，未能起到有效的警示作用。
潘義生家四兄弟的山林共計80余畝，在村里算是造林大戶，但前后3次大火差不多將林木燒光。他告訴澎湃新聞，不知誰引發了火災，也沒有得過任何補償。
今年1月份的大火延綿數個鄉鎮，在胡文學的印象中“燒了三天三夜才熄滅”。“當時天都燒紅了”，他描述火災現場，大火留下的灰燼，迎風飄到數公里外，“就像下雪一樣”。澎湃新聞記者6月初走訪期間，仍能看到被焚燒后枯死的樹木。
這次大火顯然給太湖縣監管部門留下了深刻教訓。領導們被處理后，村民們也跟著受到嚴控。“這是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了”，胡文學說，“以前不怎么管，現在又管過了頭”。
太湖縣林業局原局長何家華告訴澎湃新聞，今年遇到高火險天氣時，全縣每天有4000余名森林防火巡查員進行全天候巡邏，300余名縣直單位干部職工在各重要路口值守，“看到帶有煙花爆竹之類的就進行勸阻”。
但這仍未阻止今年3月劉畈鄉的火災。這次火災將胡文學家的7畝杉木全部焚毀，這些杉木如今已有碗口粗，每棵可以賣到三四十元。胡文學估計，僅他家的損失就在10萬元以上。
事后，他從鄉政府獲得了100多棵樹苗，作為對損失的補償，但更多村民則只能“自認倒霉”。他們感到不滿的是：“為什么每次火災之后，林業局對責任人采取罰款，而我們什么也得不到？”
村民們質疑，一直以來實施的這種監管措施，并沒有起到真正杜絕火災的作用，反而讓監管部門“有利可圖”，變相造成對失火的縱容。
1月25日下發的“防火令”依然生效。太湖縣湯泉鄉林業站站長張珍凡認為，之前采取過罰款、警告措施都不管用，拘留是“迫不得已”，會起到震懾作用，“多數老百姓是支持的，當然，被拘留的肯定不高興。”
“以后在地里抽根煙都要戰戰兢兢的。”事情過去近半年，潘義生為弟弟被抓一事仍耿耿于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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