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鄧小平110周年誕辰紀念日。
8月19日，記者專訪了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采訪地點定在北京的京西賓館，當天，眾多國內知名黨史專家聚集于此，準備參加即將召開的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紀念座談會。
石仲泉告訴澎湃新聞，他這一輩子基本上是在“爬格子”，在中央機關從事理論和黨史的研究。
在石仲泉眾多學術成果之中，《我觀鄧小平》這本書的分量很重。今年的上海書展上，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該書的增訂本。
在該書中，石仲泉對鄧小平在新時期的功績做出了評價：他糾正了毛澤東的錯誤，撥正了黨前進的航向；開拓了第二次偉大革命，創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
在書中，石仲泉總結了鄧小平在新時期實現的三個“超越”，排在首位的是超越了個人本位觀念的“自我”。
石仲泉認為，鄧小平盡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小沖擊，幾起幾落，但他不計較個人的恩恩怨怨。“相反，在社會上資產階級自由化浪潮興起之時，他挺身捍衛毛澤東在黨的歷史上的領袖地位。”石仲泉說。
超越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是石仲泉為鄧小平總結的第二個“超越”。石仲泉認為，鄧小平提出要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和毛澤東思想區別開來，一方面要否定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一方面要堅持毛澤東思想，這是很不容易的，但又是不能不做的。”
第三個“超越”，是超越了許多傳統的社會主義觀念。石仲泉對鄧小平的這個“超越”評價很高，認為“這一點應該大書特書”。
其中，最為石仲泉推崇的，是十四大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個理論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超越，有些人目前還沒有接受下來。”石仲泉如是評論道。
推進國家治理的過程中，鄧小平在開放經濟，進行改革開放之外，也注重民主制度的建設。石仲泉認為，其中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放權。
在采訪中，石仲泉直言：“為什么會發生‘文化大革命’呢？就是權力過分集中的結果，集體領導和民主制度都受到破壞了，各種迷信、專斷的作風越來越嚴重。”
為了挽救十年動蕩造成的損失，建立更加優良的制度，鄧小平進行了一番改革：結束領導終身制，建立退休制度，培養年輕干部，并恢復成立中央紀委等。這些在石仲泉看來，都是鄧小平智慧的體現。
這些傳統，也延續至今。
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后，在2012年底出外考察首站就選擇了深圳，重溫改革開放之路，被視作向鄧小平致敬。石仲泉認為，這表明習近平將繼續堅定不移地沿著鄧小平路線，繼續推進國家現代化治理。
“解放思想、勇于擔當、艱苦奮斗。”石仲泉認為，這些鄧小平時代樸素的智慧與堅韌，依舊適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如何總結鄧小平的功績？
記者：目前，大家對鄧小平的貢獻，經濟方面談得多，民主法制方面談得少，這方面要如何總結鄧小平的功績？
石仲泉：鄧小平復出之后，就進行了撥亂反正，把過去以階級斗爭為綱，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過去僵化的、半僵化的、封閉的、半封閉的經濟發展模式改為全面進行改革開放。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對外開放是全方位的開放。
不僅如此，在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就對政治的改革、對民主的建設發表了有名的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提出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工作制度都要進行改革。
社會主義總的說來是個好的制度，但是有很多具體問題需要解決。我們過去在制度方面很不健全，很不完善，特別是權力過分集中。為什么會發生“文化大革命”呢？就是權力過分集中的結果，集體領導和民主制度都受到破壞了，各種迷信、專斷的作風越來越嚴重，于是就發生了“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因為我們的制度不健全，他晚年也犯了錯誤，那個時候因為不健全的制度，也沒能制止住他的錯誤。
因此，鄧小平提出，一定要改革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制度，要結束領導終身制，建立退休制度，這就是非常大的改革了，這是推進民主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
記者：你在論證鄧小平與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系時有提到“集權高效與分權制衡”這一點。在我國，人民民主制度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堅持民主集中制，你認為如今黨做出了哪些創新舉措，來完善分權制衡的機制？
石仲泉：集權與分權，一直是大家很關心的問題。社會主義的優勢是在于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集權的好處，但是集權要有一個度，如果跨越這個度了，那就走向反面，“文革”就是這樣。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制度上的分權很成功。比如說搞“包產到戶”，農民有了自主權，這就是分權。現在搞市場經濟，這也是分權。
在政治生活領域內，也要集權和分權。實話說，在這方面我們過去盡管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依然還很不完善，路子還要繼續摸索。
最近紀委系統進行了體制上的改革，強調了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班子的提名權。省里的紀委直接受中央紀委和地方黨委雙重領導，但是以對中央紀委負責為主，這就很不一樣了，強化了垂直系統，這對地方黨委能夠進行更加有效的監督，這是過去沒有的。
鄧小平如何反腐？
記者：經濟發展過程中是否一定伴隨腐敗？能否避免？
石仲泉：只要有私有制存在就會有腐敗，只要有私有觀念存在就會有腐敗。社會主義按照馬克思的說法，是要消滅私有制，這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我國有兩千多年封建歷史，這個歷史基因不是短期內能夠改變的，是長期起作用的。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封建的東西在起作用，另外還有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歷史，這些不好的東西都在隱性地、顯性地發生作用。所以，社會主義制度是很好的制度，但是我國歷史的影響短期內不會清除。但是作為共產黨人來說，就是要自覺地消除這些負面的東西。
光靠教育是不行的，還要靠制度來保證。一個靠思想教育，一個靠制度，盡量消除這些腐敗的東西。很多官員開始是好樣的，不然無法得到提升，但是上來之后，他自己不注意改造思想觀念的，價值觀念發生了變化，經受不住一些誘惑了，放縱了自己，壞的東西就慢慢膨脹了，開始就很壞的絕對上不來。
所以鄧小平講得很清楚，制度建設是根本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
制度建設也是習近平這一屆中央領導班子正在做的。我國的制度建設漏洞很多，還不健全。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就是要加大制度建設，使制度定型，更加成熟。要實現這個目標任務很艱巨，還有7年時間，就到建黨100周年了，所以時間很緊迫，任重道遠。
記者：鄧小平曾提出了自己設計的黨內監督機制，例如鄧小平在1962年就提出對領導人第一個最重要的監督來自黨委會本身，另一個最重要的監督是要有專門的機構進行鐵面無私的監督檢查。有沒有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鄧小平是如何健全黨內監督機制的？
石仲泉：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之后，他認為應該健全黨內的監督機構，就恢復成立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這是過去沒有的。
除此之外，他還成立了中央顧問委員會，因為老同志多了，“文化大革命”把他們耽誤了，但他們還想做些工作，既然不能在一線工作，就讓他們擔任顧問的工作。在那時，這兩大委員會都是重量級的，他們對于中央委員會可以起咨詢和監督的作用。
不過，這個中顧委是過渡性的，十四大之后就取消了。鄧小平認為，中顧委不能干預過多，要把握個度，既然年輕干部慢慢成長起來了，就要放手讓他們干。
記者：鄧小平是因為什么原因，意識到培養年輕干部的重要性呢？
石仲泉：1980年8月，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了逐步實現各級干部“四化”的要求，即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就排在第二位，說明他很重視。
在他第二次復出之后，周恩來總理病重，由鄧小平主持工作，王洪文對此不服氣，那個時候王洪文是黨的副主席，是做接班人的。但由于鄧小平的能力被大家認可，后來被委以重任。當時王洪文就說：“10年之后再看。”
當時，鄧小平71歲，王洪文40歲。鄧小平說，“我們都老啦，我們一定要找接班人。”鄧小平從那個時候，就開始考慮接班人的問題。
習近平“近平”之路
記者：鄧小平“完整地準確地”繼承了毛澤東思想，例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等，你認為現在黨有沒有繼續繼承這些優秀傳統呢？
石仲泉：應該說，習近平去年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專門討論了這些問題。現在黨是完全在沿著毛澤東和鄧小平的足跡在推進，并在新時代與時俱進。
習近平一上任，首先到深圳考察，還去了鄧小平的銅像前獻花、植樹。從他上任后的許多做法看，是在繼承和發揚鄧小平的思想作風。我曾做過一個解讀，近平，近平，就是接近鄧小平，向鄧小平致敬。
記者：你能否總結一下，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一些思考，以及改革開放走到現在，我們還面臨哪些問題和挑戰？
石仲泉：鄧小平對社會主義充滿信心，在初級階段要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堅持不懈的努力，看得很長遠。充滿信心。
目前應當說，我們這幾十年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相當不錯的，沒有發生大的起伏動蕩，基本是平穩的。鄧小平曾說過，相信他的同志們和后人們會堅持這個道路走下去，不會改變。
從目前來說我覺得，要把這個事業繼續向前推進，還是要堅持改革開放，不能動搖，不能碰到什么問題發生反復。
第二是，堅持反腐倡廉，反腐敗斗爭堅持搞下去。黨的形象直接體現在身邊的官員形象怎么樣？貪不貪，是不是為人民服務，兩袖清風。
所以這兩年來，習近平領導的中共中央查處省部級官員有近40個，力度很大。過去從來沒有這么大的力度，有一個查一個。
第三是艱苦奮斗。中央八項規定出臺后，作風改變了，收斂多了。光收斂不夠，還要樹立艱苦奮斗的作風，因為我們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在國家的發展還很不平衡。一定要把艱苦奮斗堅持下去。
記者：在新的全面深化改革時期，我們應該如何從鄧小平身上汲取智慧？
石仲泉：第一是思想解放，要與時俱進。
鄧小平的眼光是很遠大的，這與他十六歲出國留學有很大關系，有開闊的胸懷和視野，所以他就能夠把握大局大勢。
在“文革”時期，江青借“萬噸輪船”批判鄧小平。他覺得好笑，建國這么多年，造個萬噸輪船就驕傲了。這算什么？我出國的時候就是坐萬噸輪船出去的。那是一幕遮天，坐井觀天，在他看來萬噸輪船沒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他說，我們社會制度很好，一定要把外國好的東西都要吸收過來，讓制度更好。要吸收人類一切文明成果，不解放思想不行。
第二是擔當精神。要敢于拍板，要敢于實驗，敢于闖。
沒有冒的精神，就干不成大事走不了新路。那個時期不少官員，高級官員都缺乏敢于闖、敢于冒的精神，要100%的正確才能辦事。
鄧小平從來不這么認為。他說，發現錯了改就是了，沒什么了不起。現在我們改革進入了深水區，進入了攻堅階段，更需要這種闖的精神。闖，就要有擔當的精神，不能前怕狼后怕虎。機不可失，失不再來，錯過了就晚了。
第三是艱苦奮斗。改革開放發展到今天是當初沒有想到的。
三十多年后，我們的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但是，我們的人均還很落后，所以要艱苦奮斗，不能沾沾自喜！要看到我們的不足，貧富差距問題、貪腐問題都需要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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