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于今年7月啟動的“獵狐2014”緝捕在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人專項行動，截至目前已經抓獲100余人。在成功追逃的背后，中國警方如何進行境外抓捕、如何押解？攜巨款外逃人員國外的生活如何等一系列問題都鮮為人知。近日，公安部“獵狐2014”專項行動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經偵局副局長劉冬等行動人員接受了京華時報記者采訪，揭秘“獵狐”。
武斗
聯合當地警方武力緝捕
劉冬告訴記者，在境外緝捕嫌犯要依靠當地執法部門的配合。一般是由他們抓人，然后移交給中國警方。行動組提供情報，協商制定緝捕方案。有時候也會與當地執法人員一起參與緝捕行動。
據統計，在已經押解回國的外逃嫌犯中，緝捕抓獲的占到了60%。雖然境外緝捕困難很多，但截至目前派出的近40個行動組都有收獲，無一失手。
案例
1、步行3天排查逃亡夫婦
王光是從河北借調到獵狐行動組的，今年8月份，他和同事奉命到泰國緝捕外逃的張某一家3口。張某夫婦倆約50歲，女兒今年27歲。張某和妻子何某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涉案金額高達8.6億元；他們的女兒將一套房子賣給13家，涉嫌合同詐騙犯罪，涉案金額1000多萬元。
今年3月份，一家三口攜帶數百萬現金逃到澳門，試圖搏一把，贏了就回去還錢。但最終卻是輸個精光。3人隨即逃到泰國。一家人在清邁租了一套公寓，買了一輛二手車。女兒則在曼谷一家學校學泰語。
8月29日，王光等人趕到泰國時，掌握的情況少得可憐，只知道這對夫婦租住在清邁大學附近。要在短時間內找到兩人，幾同大海撈針。
王光和同事以及泰國兩名警察，拿著嫌犯的照片在方圓兩公里的范圍內排查。清邁當地馬路狹窄，4個人只能步行在炎熱的清邁街頭，對可能藏匿的地點逐一排查。連續排查了3天，毫無線索。第三天的下午，4個人碰頭商量，決定兵分兩路，一組排查當地的夜市，另一組去當地兩個僅有的高檔商場。當天晚上7點半，在其中一個高檔商場，這對來吃飯的夫婦被當場抓獲。在這對夫婦租住的公寓內，行動組起獲大量的現金、首飾及十幾個名牌包，鋪滿了整整一床。這對夫婦說，他們以為清邁的中國人多，警方很難找到他們，沒想這么快就被抓了。
隨后，行動組帶著張某夫婦來到曼谷尋找他們的女兒。在學校里撲空后，警方直奔其女兒租住的公寓。泰國警察進公寓查看。10分鐘后，何某突然拍著車窗大哭，王光往窗外一看，發現一名中國女孩走進公寓。他立即跑下車跟了上去，并喊女孩的名字，女孩答應了一聲，一家三口至此全部落網。
案例
2、埃博拉疫區設計抓嫌犯
1985年出生的錢松（化名），2009年從中國刑警學院畢業后在山東某市的公安局經偵支隊工作，是行動組中比較年輕的一位。
今年8月在接到要去尼日利亞執行緝捕任務時，錢松的心突地一沉。尼日利亞地處西非，正是埃博拉肆虐的國家之一。“要說一點兒不擔心是撒謊。”錢松說，但擔心只是一閃即過，并沒有影響執行任務，只是他沒敢告訴家里人。
錢松等人8月30日來到尼日利亞，這次緝捕的外逃嫌犯是青島一名涉嫌集資詐騙的犯罪嫌疑人李清，身高約有1米9，當過兵，練過田徑。李清的老婆因為涉案被判無期，李清本人深知案子的嚴重性，2006年逃到尼日利亞，防范意識很強。錢松來到尼日利亞發現，大街上很多人都戴著口罩行色匆匆，當地籠罩在埃博拉病毒的恐怖之中。而對于行動組來說，在完成緝捕任務的同時，不但要面對埃博拉、瘧疾等疾病的威脅，還要時刻提防無處不在的武裝搶劫。由于尼日利亞槍支泛濫，大街上經常有人拎著自動步槍招搖過市，隨時可能遭遇搶劫。
行動組在當地租了一輛車，車窗全用窗紗圍起來，不讓人看見車內情況。錢松說，一次在路口等紅燈時，有人拿著一把自動步槍將前面的一輛車窗敲開，讓他們吃驚不小，所幸持槍者并沒有過來騷擾他們，行動組迅速驅車離去。
李清租住的是一個高檔公寓，要進公寓必須經過兩道門，均有持槍保安站崗。外人若想進入公寓，保安都會盤問找誰，并會通知事主。即使是警察執行公務，保安也要事先通知事主。而李清還在公寓周圍設置了一圈鐵絲網，網外面是一堵低矮的圍墻，翻過去就是車水馬龍的大街。一旦打草驚蛇，李清將會很快逃到馬路上，導致緝捕失敗。
行動組與當地移民局警察決定另辟蹊徑。據調查，李清在當地雇了一些人做裝修生意。當地警方以當地普通人的身份聯系上李清，聲稱要做裝修，雙方約好到錢松所住的酒店談生意。李清興沖沖地開著車駛進了酒店院子，在酒店服務員拉開車門的一瞬間，3名便衣警察撲上去，將李清按在座椅上。
文斗
四成嫌犯被勸返回國自首
據統計，有40%的嫌犯是行動組或其他執法部門勸返回國自首的。行動組成員告訴記者，緝捕都是“以我為主”，行動組可以從自身出發制定和實施緝捕方案；但勸返則要考慮對方的感受，只要嫌犯提出的要求合乎法律、合乎政策，要盡量滿足。
談判3輪嫌犯才同意見面
蘇東是福建泉州人，1999年，因涉嫌合同詐騙罪逃往菲律賓。辦理此案的是上海市公安機關，辦案人員通過蘇東的一個遠房親戚，傳達希望蘇東回國自首的愿望。但蘇一直沒有明確答復是否愿意面談。行動組成員武文（化名）告訴記者，蘇東的案子比較特殊，警方希望將其勸返，給其他在菲律賓的嫌犯一個正面示范。
今年9月21日，行動組趕往菲律賓。行動組先聯系上蘇東的一個遠房侄子，向蘇東轉達了警方的意圖。武文告訴記者，勸返總結起來就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挾之以威”。具體到蘇東案，由于蘇東的親屬都在菲律賓，國內已經沒有直系親屬，“動之以情”很難。所以要告知只要回來配合調查，就能獲得減輕、從輕的機會。辦案單位會考慮其實際情況，按正常的法律程序辦案。如果他不回來，將會一直受到通緝。
第一輪談判后，蘇東沒有露面。第二輪談判出面的是蘇氏宗親會的一個副會長，比他的遠房侄子近一步。但副會長擔心在談的時候蘇東被抓，因此只是把意思轉達給了蘇父。
第三輪談判面對的是蘇的父親。一見面蘇父就明確表態，蘇東近期不會回國。武文等人耐心勸說：“這是蘇東一個說明情況的好機會，既然能說清楚，為何非要背一輩子嫌犯的名聲？不應該放過證明清白的機會。”行動組還從法律上說明蘇回國的種種利好。
第二天早上，蘇東傳過話來，答應本人見面談。為了減輕蘇東的心理負擔，最后一次談判行動組只去了兩個人，都是上海的辦案人員。這一次，蘇東終于答應回國自首。
武文告訴記者，勸返時，行動組也會有分工，一個闡述回國的好處，一個說不回國的壞處。能答應見面的嫌犯，其實在國內已經通過親屬或朋友談得差不多了，所以一般不會出現反悔的情況。而且這些嫌犯心里也明白，既然聯系到他本人，要想緝捕肯定也跑不了，所以也愿意回國自首。
押解
距離追逃成功僅一步之遙
緝捕外逃嫌犯之后，押解回國也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劉冬表示，不同的國家協作方式不一樣，不同的個案也不一樣，有的通過法庭，有的通過行政形式，具體形式有法院或行政程序的正式司法引渡、遣返等。
案例
1、一波三折被困機場48小時
押解似乎是一項簡單的工作，但林琳（化名）就是吃了“簡單”想法的虧，被困哥倫比亞機場48個小時。
今年9月19日，林琳奉命去哥倫比亞緝捕一名嫌犯。8月份行動組已經從哥倫比亞遣返了一名嫌犯，他覺得這次也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他連換洗的衣服也沒多帶，只背了一個小包，從法蘭克福轉機趕到哥倫比亞。
這次被抓獲的嫌犯是一名50多歲的男子，河南三門峽人，之前開了一家進出口公司，涉嫌非法吸引公眾存款犯罪，涉案金額達到了兩個多億，還有一億多沒有兌現。今年6月份，嫌犯來到哥倫比亞，買了一棟別墅，請了翻譯。據稱，他還在哥倫比亞購買了兩個金礦，聘請了職業經理。
當地時間9月19日晚上，行動組一行4人趕到哥倫比亞。第二天，嫌犯被當地移民局抓獲，移交給行動組。林告訴記者，他們當時商定9月20日晚上返程，先飛巴西，再飛西班牙，然后回國。行動組訂了當天晚上9點40分的航班。到了晚上9點鐘，航空公司突然通知他們，航班超售不能登機。由于哥倫比亞出境航班很少，已經沒有當天的機票，行動組在與航空公司交涉的同時，發現這家公司第二天還有5張機票，要求航空公司留票。奇怪的是，航空公司卻聲稱沒有票了。行動組只好讓國內同事通過其他國家訂票。
第二天，行動組已經辦完了值機和托運手續，到了晚上9點，航空公司又聲稱押解犯人需要提前48小時申請，否則不能登機。但據行動組了解，該航空公司真正的規定是提前一小時即可。就在交涉的同時，飛機已經起飛了。行動組這才發現，他們的行李根本沒有辦理托運手續。
行動組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開始考慮其他方案。第三天，行動組再次購買了該航空公司的機票，同時還購買了其他航空公司8點40分的機票，先飛法蘭克福，再飛中國，以掩人耳目、聲東擊西。這次，行動組幾個人分散登機，才平安離開哥倫比亞。
在候機的幾天里，由于嫌犯已經移交給中國警方，行動組只能借當地移民局設在機場的看守所暫時安置嫌犯。哥倫比亞地處高原，當地白天和晚上溫差近20℃。看守所非常簡陋，只有一些簡單的人造革墊子。嫌犯在屋里還能鋪一個蓋一個，而在門口看守的行動組成員，只把坐在一個墊子上。
至于這次一波三折的押解行動，有一種傳言是嫌犯在當地購買了金礦，有一定的活動能力，可能是有人想阻止押解。
案例
2、女嫌犯飛機上偷藏刀叉
行動組人員告訴記者，押解嫌犯坐飛機時，一般往往選擇后面的座位，讓嫌犯坐在中間，前后左右都有行動組人員。如果沒有這樣的座位，盡量讓嫌犯靠窗坐，押解人坐在外面。
在上飛機前，行動組成員都會與嫌犯聊天，告訴他們回國后要積極配合調查，而案情談得比較少，讓嫌犯的心理舒緩下來，在飛機上不致出現過激行為，“盡量不刺激他們，讓他們放下心理包袱”。
行動組會根據嫌犯不同的情況，采取不同的措施。如果嫌犯很配合，就不會使用戒具。個別嫌犯的情緒很激動，就需要上戒具。
女警蕭然（化名）說，有一次押解，女嫌犯在飛機上吃完飯后，偷偷地要把刀、叉藏起來。雖然刀叉是塑料的，但仍具有一定危險性，蕭然立即索要下來。
分析
嫌犯不逍遙天天怕被抓
蕭然告訴記者，很多人都以為，這些外逃經濟嫌犯有的轉移了大量財產，有的帶著大量現金去國外，一定過得很舒服，但實際上并非如此，“以為有了錢就可以到國外逍遙，其實完全不是，就像驚弓之鳥”。蕭然說，這些人可能物質條件上還算可以，但心理壓力很大，在國外同樣害怕被抓。
有錢不敢花總吃大白菜
在被追逃回國的這些嫌犯中，真正能過得好的沒有幾個。遠離故土，水土不服。雖然這些嫌犯有錢，但他們租了房子，白天不敢出門，有錢不敢花，只是趁著天黑到附近的超市買點吃的，抽根煙都怕被別人看見。
行動組成員石玫很早就參與押解女嫌犯回國的工作。2010年她去馬來西亞押解一名女嫌犯回國，女嫌犯看見她，拉著手哭，“終于把你們盼來了”。這名女嫌犯也是有錢不敢花，天天吃大白菜。
一名從越南被押解回國的女嫌犯當初是為了躲避前男友的糾纏，從兩人開的股份制公司里攜款逃到越南。大學畢業的她很快找到了工作，在一家韓國企業里負責中國區域方面的事務，有了新的伴侶，生了孩子，看起來很幸福。但她被抓時如釋重負地說，四年沒回國，很想念父母，要讓孩子接受中國教育，讓父母好好看看孩子。
逃往泰國清邁的張某、何某夫婦倆，隨身攜帶了大量現金，但并不敢輕易出門消費，只能放在租住的公寓里。
李清在尼日利亞雖然租住在高檔公寓，但錢松告訴記者，他在當地過得也是很落魄。在當地做裝修生意，由于當地人的抵觸心理，生意并不好做。
獵狐行動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雖然沒有統計嫌犯外逃到哪個國家最多，但嫌犯出逃時一般有兩個規律。一是選擇容易逃跑的國家，也就是辦簽證比較容易的國家和一些實行落地簽的國家。部分嫌犯往往將東南亞國家作為跳板，再往其他國家逃跑。二是嫌犯往往選擇華人較多的國家，華人比較多不容易暴露，而且容易生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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