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聶樹斌案”進行復查后，聶樹斌的母親張煥枝和律師李樹亭立即趕赴山東，向山東高院遞交查閱和復制聶樹斌案卷的申請。在走出山東省高院的那一刻，張煥枝臉上露出了難得一見的笑容，她相信：國家在進步，法律也在進步。

 

這成為我國異地復查的第一案。近日，記者專訪了聶樹斌的前任代理律師劉博今和現任代理律師李樹亭，他們說，“聶樹斌案”開啟了異地復審的先河，這是中國司法的突破，讓他們看到了變革的力量。

 

[談異地復查]

 

“聶樹斌案”是異地復查再審第一例

 

記者：請問最高院為何指令山東省高院進行異地復查？

 

李樹亭：2007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函告張煥枝，稱依照法律規定，已將張煥枝的申訴材料轉河北省高院，讓張煥枝與河北省高院聯系。但是7年多過去了，河北省高院對“聶樹斌案”的復查、再審毫無進展，對社會公眾的質疑充耳不聞，嚴重損害了法律的權威和司法機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指令山東省高院復查此案，一個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藉由“聶樹斌案”的公開、公正、公平審理，重建人民群眾對中國司法制度的信心。

 

記者：本次由最高院出面干涉“聶樹斌案”，請問這體現最高院怎樣態度？其對王書金死刑復核遲遲不下達，又有怎樣的含義？

 

劉博今：我相信最高院對河北省高院處理“聶樹斌案”和“王書金案”是不滿的。同時，應該半年下達的王書金死刑復核，一年半都沒批，也是意有所指的，我想就是給河北省高院壓力。同時，最近最高院在沒有終止河北高院審查的程序下，又指令山東省高院復查，這也是罕見的。

 

李樹亭：最高院對王書金死刑遲遲不予核準，客觀上是為“聶樹斌案”復查、再審保留一個至關重要的證人。王書金的存在，更有利于徹查“聶樹斌案”。

 

記者：以前有一些高官復審采取了異地復審。但在民間百姓的復審上，之前有無異地復審的案例？“聶樹斌案”異地復審是否體現了司法的進步？

 

李樹亭：如薄熙來類案件，沒有在犯罪地和居住地人民法院審判，而是由最高院分別指定異地下級人民法院審判，這是防止在訴訟過程中，他們犯罪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司法機關，以及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和審判人員，與他們具有某種利害關系或其他特殊關系，可能影響案件的公正審理。這也是為了更好地體現司法審判公開、公正、公平的原則。“聶樹斌案”屬于審判監督程序的指令再審，可以說是異地復查再審的第一例。

 

[談卷宗查閱]

 

“個人認為是當地壓著該案不動”

 

記者：律師向河北法院提出查閱“聶樹斌案”卷宗的申請多年來得不到支持是何種原因？

 

李樹亭：無論是聶樹斌家人還是委托的代理律師，都要求河北省高院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聶樹斌案”進行再審，然而這些正當合法的要求一直被河北省高院以各種理由拒絕。如果說河北省高院不給聶樹斌家人判決書，是為聶家人依法進行申訴人為設置障礙的話，那么不讓律師依法查閱、復制“聶樹斌案”卷宗，是因為“聶樹斌案”基本是依據聶樹斌的口供作出的判決，沒有確鑿充分的證據。

 

劉博今：冤假錯案如果真的出現，是非常丟人的。若翻案勢必追究當時相關的辦案人員，因此我認為，是河北省政法委的力量壓著該案不動。

 

記者：你覺得河北高院拒絕卷宗公開是否合法？

 

劉博今：按常規，各級法院的檔案室都是對外公開的，只要律師拿著當事人的授權委托書，都可以查閱摘抄卷宗，但河北省高院采取了偷換概念的方法予以阻止查閱，理由是：刑事案件的申訴程序，律師不允許閱卷。他們說的是申訴程序的卷宗不允許看，其實我們要看的是一審、二審卷宗，但他們一直這么解答了二三十次，將卷宗捂在手里七八年。

 

李樹亭：《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34四條規定：“受委托的律師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權查閱、摘抄和復制與案件有關的所有材料。”但是，河北省高院不僅不讓律師依法查閱、復制“聶樹斌案”卷宗，甚至連聶樹斌的判決書都不給聶樹斌家人。另一方面，河北省高院又以聶家沒有判決書為由，不受理聶家的申訴。河北省高院的做法，顯然與法律規定背道而馳。

 

記者：能夠查閱一審、二審卷宗對“聶樹斌案”意味著什么？

 

李樹亭：根據現有公開的信息和一審、二審判決書的內容看，除聶樹斌本人的供述外，沒有任何人指證聶樹斌對被害人實施了強奸犯罪，也沒有任何人指證聶樹斌殺害了被害人；沒有任何聶樹斌強奸、殺害被害人直接物證（如指紋、手印、腳印、血液、體液、案發現場遺落的個人物品），證明聶樹斌實施犯罪；公安機關是根據對犯罪嫌疑人的分析推斷，“按圖索兇”抓獲了聶樹斌；最終，兩級法院根據聶樹斌的口供判處其死刑并立即執行。代理律師查閱“聶樹斌案”卷宗，是為了找出本案審理過程中存在的各種疑點，盡最大可能還原案件客觀事實，以證明聶樹斌無罪。

 

[談糾錯機制]

 

一些司法人員潛意識里存“有罪推定”

 

記者：您認為造成眾多冤假錯案的原因是什么？

 

劉博今：原因是多方面的，這與中國法治進程只有30年，執法者素質不高、糾錯機制不完善都有關系。其中最主要來自于公安偵查機關，包括刑訊逼供的惡習等。由于公檢法的關系，一個案子下來，材料從公安局送到檢查院、最后到法院，基本上就按照公安局提供的材料，一上午走完程序就判了。要知道一宗民事案件可以扯半年，但關乎人命的刑事案件卻簡單到這種程度。當然，現在隨著法律制度、糾錯機制的健全，冤假錯案在不斷減少。

 

李樹亭：在相當一部分司法人員的潛意識里，尚存“有罪推定”的概念，并由此產生一種慣性思維：一個人有犯罪嫌疑，或者被刑事拘留、逮捕、審判，那他就成了壞人，他作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說的一切，就都是在為自己的罪行開脫、狡辯，根本不必予以理睬；其次，對犯罪嫌疑人先入為主，信奉罪從供出：有了口供，就有了破案線索、方向，案件往往迎刃而解；沒有口供，案件往往就無從下手，久拖不決，甚至無法結案。所以他們為圖省事和走捷徑，不去調查研究，收集證據，而是千方百計采用引供、誘供、指名指事問供等非法手段獲取口供；甚至對被訊問人濫施刑訊毒刑，嚴重侵害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權利；再次，在一些偵查機關人員意識里，有時明明已經知道案件證據不足，還要把錯案一錯到底。因為覺得辦錯案件，不僅不能立功受獎，受到表彰提拔，還要內部受到追究，遭到批評或處分。有時甚至法院認為無罪了，偵查機關還堅持要求定罪。

 

記者：“聶樹斌案”折射出我國司法的哪些問題？它的重審有何意義？

 

李樹亭：“聶樹斌案”折射了我國司法存在的兩大問題：一是“有罪推定”，二是“口供定罪”。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這就是“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在我國刑事法律中的體現。但是，從已經暴露出來的多起冤假錯案，從“聶樹斌案”、“呼格吉勒圖案”來看，許多司法機關還遠遠沒有做到這一點，這也是司法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劉博今：我是中國法院網下屬中國申訴網的首席律師，網站三年來收到幾千個冤假錯案的申訴，僅在我辦公室，就堆著數百件自稱錯殺錯判的案件申訴材料。“聶樹斌案”至為關鍵，所有案子都在盯著這個案子，只有“聶樹斌案”得到合理合法的糾正，才能推動更多案件的重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