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1月29日，南京國民政府收到了一份署名“參謀總長蔣中正”的機密公函，內容是為剛剛成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呈請備案”。
該機構直屬國民政府參謀本部，由已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的蔣委員長本人，親自擔綱執掌，其特殊地位與分量，可以想見。
自新政權定鼎南京，大體上統一南北之后，振興國力成為頭等大事，三四年間，一系列大刀闊斧的變革措施不斷出臺，主管經濟的新“部委”，也相繼亮相。為應付“國難當前、萬端待理”之時局而問世的國防設計委員會，乃是當時應運而生的國民政府三大委員會之一。日后看來，它也可能是最舉足輕重的一個。
政商學聯手
三大委員會中，以國民黨元老張靜江主持的建設委員會資歷最深。
1928年2月18日，中華民國建設委員會成立。此時，“寧漢合流”不過數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落幕才10天。“四中全會”的主要決議是“改組國民政府”，規定其接受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導、監督，掌理全國政務，并設立一系列政府部委及最高法院等。就是在這次全會上，蔣中正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身份，獲選為新設的軍事委員會主席。
同年10月，國民政府正式采用“五院制”（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建設委員會歸屬行政院，時為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張靜江，兼任該委員會主席。
“建委”設立的初衷是，“指導及提倡建設的方法，而尤在根據總理建國方略，實行經營一切國有事業，以樹訓政、憲政之基礎”。
張靜江是孫中山病逝北京前夕簽署“總理遺囑”的現場證明人之一。他本來就是“商而優則仕”，對北伐成功后，迅速從“軍政”轉入“訓政”，加緊國家建設，主張最力。主政家鄉浙江期間，又大興土木，發展地方基建，頗受贊譽，出掌“建委”，當屬不二人選。
國民政府給“建委”授權的職能范圍相當廣泛，舉凡國內的交通、水利、農林、魚牧、礦冶、墾殖、開辟商港、商埠及其他生產之設計開創，無一不歸其管。當時的南京首都電廠、浙江長興煤礦、安徽淮南煤礦等，是“建委”管轄的幾家重點國營企業。
第二個委員會——全國經濟委員會，成立于1931年11月11日。它也隸屬于行政院，權限比“建委”有過之而無不及：“凡國家一切經濟建設或發展計劃，其經費由國庫負擔者或輔助者，應經全國經濟委員會審定，呈請國民政府核準之”。在使用外國貸款方面，權力尤大。該委員會直接統籌的最大工程，是修筑豫、鄂、皖、贛、蘇、浙、湘七省公路，日后赫赫有名的黃河水利委員會、揚子江（長江）水利委員會等機構，也歸其管轄。
它的委員陣容非常很強大，黨國政要蔣中正、汪精衛、宋子文等均名列其中，張靜江的湖州老鄉、“黨內教育家”朱家驊出任秘書長。讓人感到意外的是，“經委”首任主席，是以大膽敢言著稱的經濟學家馬寅初。
要知道，就在不久前“九一八事變”爆發后，身為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及財政委員會委員長的馬寅初，剛剛發表《長期抵抗之準備》一文，尖銳批評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不管怎么樣，“蔣核心”的領導班子雖然強調以黨治國，但富國強兵既為當務之急，他們必須借重國內一流知識精英的智慧和聲望，故也能盡量容忍后者的逆耳之言。
“中國現在要有政府”
“九一八事變”與“一二八事變”相繼爆發，日本侵華行動步步升級，加上1929年～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的持續沖擊，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環境不斷惡化。連一些早年留學歐美，崇尚民主與科學，因而對南京國民政府日益嚴厲的“黨國體制”感到不滿的自由派高級知識分子，也開始重新考慮他們與蔣氏政權的關系。
比如1932年6月，在有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刊物《獨立評論》上，北京大學教授傅斯年發表《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提出“一國立國之本，最大者有三事”，即“一是政治重心，二是國民經濟，三是技術程度”，“若根本沒有了政府，必成亡國之奴”。
他還逐個點評了當時的國民黨領袖，認為：胡（漢民）之人格堅固，汪（精衛）之人物有吸引力，蔣（中正）之意志有強力。
另一位北京大學的地質學家丁文江，也在同一刊物上發文《中國政治的出路》，聲稱“我們是主張有政府的人”，并指出現政府在經濟建設的科學計劃及制度安排方面的種種缺點，公開表明“專家參政”的意愿。
這兩位學者大概不知道，他們的大名，早已列入一個秘密進行的特別計劃中，呈送到蔣中正的案頭。計劃的操盤手，是一位同為海歸的學者型官員，時任教育部常務次長錢昌照。
錢昌照從政之初，曾任蔣氏秘書，負責處理經濟、教育、外交等方面文件，深得信任。日后，他在回憶錄里寫道，早在1931年冬天，他已向蔣建議，創辦一個由其直接領導的國防設計機構，網羅社會各界精英為政府所用，目的有三：富國強兵、抵御外侮、鞏固統治。
正為內憂外患焦慮不安的蔣委員長，對此十分首肯，即讓錢昌照著手操辦。兩個星期后，一份囊括軍事、國際關系、教育文化、財政經濟、原料及制造、交通運輸、土地糧食等領域國內一流專家或實業家，一共四五十人的專才名單出爐——這就是一年之后公開面世的國防設計委員會的雛形。
錢昌照在回憶中特別強調，他推薦的專才中，“沒有孔祥熙、宋子文系統的人，也沒有國民黨CC系陳立夫、陳果夫的人”，可見一般正直學界人士對勢力日益膨脹的官僚壟斷資本的警覺。
自由還是統制？
1932年11月1日，國防設計委員會在南京成立。最終獲得任命的39名委員，既有丁文江、胡適、王世杰、蔣夢麟等聲名卓著的學者，也有金融工商界大腕，如吳鼎昌、劉鴻生、穆藕初等等。
蔣中正自任該會委員長，實際主持會務的正、副秘書長，分別為時任清華大學代理校長的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以及錢昌照本人。
說到翁文灝與國防設計委員會，還有一段小插曲。話說留歐歸來的翁文灝，專注學術已逾20年，一向不問政治。雖經錢昌照極力引薦，他跟蔣委員長又是地道的寧波同鄉，但一開始并不愿棄學從政，全力為國防設計委員會服務，勉強就職之后，仍長住北平，繼續地質研究。
直到1934年2月，翁文灝前往浙江考察石油資源，途中不幸遭遇車禍，身受重傷，昏迷不醒。蔣中正聞訊即下令不惜一切代價搶救，又命錢昌照趕赴杭州的醫院協調一切。翁轉危為安后，感激蔣的救命之恩，從此才決心效命。
有研究民國經濟史的學者認為，南京國民政府“訓政”時期的發展模式，就是逐步確立國家資本的主導地位，圈定須由國家經營的主要產業，使得北洋政府時期的自由經濟，逐步轉向統制經濟。
無論是張靜江麾下的“建委”，還是馬寅初牽頭的“經委”，以及同期運行的農礦部、工商部（1930年底兩者合并為實業部）和兵工署等，集聚國家資本的具體過程或有不同，實際路徑不外兩條：一是對北洋政府時期的國有企業（包括軍工企業）進行接收和有選擇的擴建；二是直接投資甚至接管、兼并民營企業，期間不時引發官府與民間商人之間的激烈糾紛和沖突（詳見本報2013年10月21日D8版《接收與“劫收”》）。
“建委”、“經委”的目標是解決經濟內憂，而國防設計委員會一如其名，主要為了應對外患。它的職權范圍是：一、擬制全國國防之具體方案；二、計劃以國防為中心之建設事業；三、籌擬關于國防之臨時處置。
該委員會成立的最初一年半里，實際業務由錢昌照主持，主要從事與國防戰備有關的調查研究，重點當然是為對日作戰未雨綢繆。直到1935年4月，它改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管轄，更名資源委員會。
八年抗日戰爭爆發初期，翁文灝、錢昌照帶領的資源委員會，全力組織民族工業大遷徙，為保存中國寶貴的現代產業血脈，支持抗戰勝利所做出的巨大貢獻，早已載入史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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