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策是指國家或政黨為實現一定的政治和經濟任務，或為指導和調節經濟活動，所規定的在經濟生活上的行動準則和措施，主要包括財政與稅收政策、貨幣政策、貿易政策等。這一時期的環境和主體決定了其土地政策占有很大的比重，而其他政策具有一定的輔助效果。

　　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筑。國民黨最終在大陸的失勢與其最后幾年經濟上的崩潰不能說沒有關系。中共當時作為一個新生的政黨，如何能夠在不斷發展壯大的同時實現經濟的良好運行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選定這一時期的理由有以下幾點：

　　與政治的相關性。中國共產黨尚未統一全國，世界局勢動蕩不安，經濟政策與政治形勢的變化密切相關。

　　政策轉變大。作為一個新生的團體，他具有所有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即從出生到成熟之間的成長期成長是最快的，政策制定的跨度也是最大的。

　　獨特性。政策的制定完全根據地的實際情況和自己的摸索，受到外界影響較小。作為一種新經濟方式的探索，既不同于之前所有時期具有的封建遺留，又不同于之后面向一個普遍意義上的國家——這一時期政策主體幾乎完全是農民。

　　政策口號化的原因是政策面向的主體是廣大農村的農民，一方面他們知識水平有限，識字率很低“一百個農民里頭，不過有五六個人能識字；至于受過普通教育的人，則不過一個二個罷了”[ 楊開道：《我國農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救的方法》　《東方雜志》，第二十四卷第十六號（1927年8月25日），頁5-13。轉引自羅志田《數千年中大舉動——科舉制的廢除及其部分后果》《二十一世紀》2005年6月號總第八十九期]；另一方面，口號朗朗上口，便于農民在田間地頭廣為傳播。一個更為根本的原因是這個時期，根據地處在外界的包圍之下，主流媒體的建立和拓展都受到嚴重的限制。

　　這一策略的也產生了巨大的作用：最明顯的就是時至今日，當年的很多口號仍然言猶在耳。再者，口號往往通俗易懂，增強了政策的執行力和落實效果；另外，口號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因而可以自我強化，這會使政策產生我們現在所謂的“乘數效應”。

　　二、1927年到1949年的口號變化與經濟政策轉變

　　“打土豪，分田地”。1927年南昌起義以后，在文家市首次提出了這一口號。次年以酃縣中村為分田試點，并在各級政府設立土地委員會或土地委員，明確提出"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毛主席還指導永新調查，制定了分田臨時綱領十七條，為《井岡山土地法》的制定打下了基礎。在1929年起草的《興國縣土地法》中，毛主席把《井岡山土地法》中"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

　　土地革命是近代中國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一件大事。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經濟政策以土地政策為主。土地政策是之后所有政策的基礎。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小農經濟延續了幾千年，土地問題是農民最關心的問題。土地問題的解決手段和成效直接決定著之后所有經濟政策的公信力和執行力。這一政策體現了一個普遍的特點，即我們現在常說的試點經濟。土地政策之后作為一個基本政策貫穿這個時期。

　　這一時期實施的土地稅為新中國新稅制的建立打下了基礎，它的出現，是新中國新型稅法的萌芽。

　　“耕者有其田”。1931年2月，毛主席在《給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的信》中，明確地提出了農民土地所有權問題。這一口號是對土地革命的延續和升華，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強調所有權，保護人們對土地的所有權而淡化了對身份的區分。1949年9月29日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三條：“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第二十七條：“必須保護農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權……實現耕者有其田。”從奪回屬于農民的土地，到強調所有權，到最終寫進成文的綱領里面。政策制定者牢牢把握住了問題的核心，不僅保證了革命的向心力，更是直接促進了農業的大發展，為同時期和以后的工商業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和“自力更生”。1939年2月2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生產動員大會上提出“自己動手”，之后逐漸豐富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這一階段是抗日戰爭時期，根據地面臨日本和國民黨的雙重封鎖。1941年延安大生產時期毛主席又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號。這一時期根據地在政治和經濟上面臨外部封鎖，主要以發展生產來解決財政上的困難。實行“農貸政策、獎勵移難民政策、變工政策”“獎勵植棉和提倡紡織”“積極發展公營、私營和合營的工業”“實行管理進口，保護出口，發展內部貿易的政策”[ 陳云《陜甘寧邊區的財政問題》 1944年12月3日]，實現了糧食自給和基本生活用品的自給。這一時期組織邊區人民開展合作社，興辦社會福利事業。最終在生產增收的條件下實現了經濟的穩定。

　　“學會做生意”。1948年12月22日劉少奇在《新中國經濟的性質與經濟建設方針》里提出。這一時期形勢逐漸明朗，經濟的發展逐漸被提上重要日程。因為隨著戰爭的推進，沒收了很多官僚資本并接管了很多國統區的工業企業。經濟體系逐步完善，對管理水平的專業化程度要求更高，所以要學習做生意。在解放區重點推行改革，保護民族工商業，統一了金融機構并在此基礎上努力穩定物價。

　　三、經濟建設成就與口號變化的一致性

　　土地革命將過去的封建體制全部推倒，為之后的經濟建設開辟了一塊干凈的基礎；自力更生是憑借自己的力量從零開始逐步構建一個全新的經濟體系，并保證自己的自生能力；最后階段的學做生意，是在方向既定的前提下對體系中不夠完善的地方進行修補，用經濟的強盛保證和平。這二十年的經濟政策演變有一個非常獨特的地方，那就是反復性。對于一個在摸索中實現發展的道路來說，這是不可避免的，可說是真正的“摸著石頭過河”。二十多年的建設過程中，口號文化不著痕跡的記錄了根據地經濟政策的轉變。這些轉變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經濟體系的逐步完善。到1949年，先后建立了200多個機構，發行了1000多種貨幣，最終建立了以人民幣為本位幣的獨立完整統一的貨幣市場。1932年，中央蘇區創建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基本上統一了中央蘇區的貨幣制度，形成了蘇區的金融體系。長征后將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西北分行改為陜甘寧邊區銀行；1946年陜甘寧邊區銀行與晉綏邊區銀行合并為西北農民銀行；1948年華北、北海和西北農民銀行合并為中國人民銀行，統一了全國的金融市場。

　　銀行體系的逐步完善與貫徹政府經濟政策形成良性循環互相促進。獨立的貨幣市場保護了人民財富，在外界通貨膨脹嚴重的情況下保證了根據地的物價穩定，進而支持政府的財政。通過發行農業貸款促進了農業的極大發展。在逐步接管官僚資本的過程中民族工業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許多產品比解放前提高了2~6倍，各種工業品產量，解放前為100,1949年11月，鋼產量為404.6，錳鐵為703.5，印刷紙為590，織布機為265.2，再制鹽為373，棉紗為115.4”[ 孫健《中國經濟通史（中卷）1840年-1949年》，第1339頁]

　　經濟基礎的鞏固。“陜甘寧邊區，1948年春，耕地面積已有8年前的818萬畝增加到1500萬畝，糧食產量有100萬石增至180萬石，棉花有5萬斤增至200萬斤。新區東北，耕地面積1947年擴大了800萬坰，1948年又擴大78萬坰。糧食產量不斷增加，1947年味600萬噸，1949年增加到1400萬噸。”[ 孫健《中國經濟通史（中卷）1840年-1949年》第1334頁]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興修水利，修牛路，大量開墾農田同時植樹造林保持水土。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水利基礎的完善為以后各地農業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經濟參與主體的身份與知識水平的變化。這一時期最顯著的變化就是婦女的地位得到了極大地提高，而且農村人口受教育的比例也大幅度的提升。幾千年來的革命都是圍繞著獲得土地，反抗壓迫；這一時期在前人的基礎上提出的全新的變革就是提高婦女地位和人民知識水平。“如興國縣在1932年，共有列寧小學432所，學生17201人，入學兒童占學齡兒童總數的60%，長崗鄉在1933年，437戶，1784人，有小學4所，學生186人，占全鄉學齡兒童總數的65%”[ 《興國縣志》（下）江西省興國縣志編纂委員會，第610頁　榮孟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革命根據地的文化教育》，贛南師范學院、江西省科學研究所編：《江西蘇區教育資料匯編》（六）第111頁 ] 對成年人辦的識字組“其中興國縣識字組組員就有22529，尤以女子居多，占全縣組員總數的60%”[ 郭璐《論中央蘇區婦女地位的演變》上海師范大學]這是1927年土地革命以前所不能比的。婦女意識的覺醒使得她們也被廣泛的動員到根據地建設的過程中，在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參軍的條件下保證了革命后方的物資供給。

　　經濟思想的逐步成熟。從一開始經濟政策為政治斗爭服務，轉變為強調經濟發展本身的重要作用。從教條的照搬在國外學習的經驗轉變為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從嚴格的意識形態界定到抓住根本原則而在實際實施過程中有所變通。從劃分派別到專注于自己所屬的團體，進一步到面向個人“學會做生意”，對于人的關注和重視也一步步加強。

　　現在看來口號文化固然有其弊端，比如使政策被簡單化、表面化，但那個年代的實際情況使這些弊端成為了優勢，因為簡單易懂所以傳播快、煽動性強，進而深入人心。這也是研究歷史的過程中我們強調還原歷史和換位思考的原因。經濟學中講究所有理論的成立都有一個前提假設，脫離了那個假設理論也就失去了意義；同樣，在經濟史中的假設就是當時的歷史大背景，脫離了那個背景來評價那個時期的經濟政策也是可笑的。

　　口號和標語在建國以后仍然存在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直到近幾年才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這也是政策成熟的表現。無論口號還是標語都只是一種形式，是政策的載體，最終要服務于它所承載的內容。

　　通過口號所折射出的經濟政策側重點的轉變，我們可以看到經濟發展的重要地位逐漸凸顯，對于獨立自主的強調始終未改變——這也是根據地經濟能表現出自己成長規律的原因之一。回到現在，世界經濟交流頻繁，很多發展中國家參照發達國家的標準制定自己的目標，跳躍性太大而造成了經濟的停滯倒退或者社會不安定。

　　對于本文所試圖揭示的問題，有幾點需要注意：這一時期持續時間僅22年，相對于歷史研究來說比較短暫，規律性不很明顯；前面提到的大環境的特殊性決定了這其中很多表現不具有普遍性。作者的目的在于通過一個獨特的視角，重新理解那段為所大家熟知的歷史，并得出在這一視角下的一些可供現在借鑒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