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爭年代，社會與經濟發展嚴重受損、停滯，甚至倒退，然而總有很多企業不僅能頑強生存下來，并且通過改變經營策略創造了幾乎不可能的繁榮。以永安公司為代表的永安、先施、新新、大新上海四大百貨公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更換注冊國求保護

　　1937年8月13日，侵華日軍對上海發起全面進攻，“八一三”事變爆發。“八一三”事變后上海的百貨業成為遭受日本轟炸損失較為嚴重的行業之一，很多企業紛紛將職員全部遣返回鄉，停止營業，而永安、先施、新新、大新被人稱為上海“四大公司”的四大百貨公司卻毅然選擇了繼續營業。

　　“八一三”事變之后，受日軍在黃浦江駐扎戰艦、抗日戰事吃緊的影響，上海南京路上的人流量迅速減少，這條在平時極盡繁華的商業街忽然之間行人寥寥，“四大公司”業績受其影響也大打折扣。更為糟糕的是，1937年8月23日，先施公司突然遭受飛機炸彈轟炸（事后查明是中國空軍的飛機誤投所致），被炸毀了大樓東南側的一角，部分建筑遭到破壞，當場被炸身亡的公司職工、顧客及南京路上的行人竟有255人之多，受傷者更是在500人以上，人員、財產損失慘重。位于馬路對面的永安公司也未能幸免，十七層高的永安新廈玻璃全部被震碎，當場死亡職工15人，受傷百余人。這一次飛來橫禍，給永安公司在戰時的經營造成了沉重的打擊，永安的房屋建筑與商品損失慘重，尤其是“沿南京路的商場從底層到四樓各商品部的裝置、設備和商品，幾乎成為一片瓦礫，其中尤以毛巾、陽傘、內衣、西藥、熱水瓶、珠被、布匹等部毀損更為嚴重”，直接損失達到41萬元。

　　早在公司注冊成立之際，為了最大限度利于公司的發展，永安、先施、新新三家都是向港英政府注冊的工商企業，所以，此時在他們看來，應該可以借助“租界”和“外商”的名頭獲得注冊國的保護，然而情況卻并非如他們所愿。

　　雖然“八一三”事變爆發后，上海的公共租界與法租界日軍并未被日軍占領，局勢相對穩定，然而從此時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四年時間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為了被困的“孤島”。面對日軍的侵襲，公共租界開始實行宵禁，一到晚上9時，就不準市民在街頭徘徊，百貨商場的生意一落千丈。“因為人們現在關心的是戰事的進展和因此帶來的糧食問題，盡可能節省不必要的花費，所以昔日熙來攘往的熱鬧商場，變成冷冷清清，門可羅雀。”人流量的減少給永安公司帶來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營業額的驟降。1937年1月至6月的月平均營業額為827667元，而7月至12月的平均營業額則下降為594917元，降幅達到了28.12%。

　　面對戰事導致的營業額驟降，永安公司在第一時間向英國駐上海領事館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可以得到保護，并請領事館出面與日方交涉，賠償因轟炸導致的損失，原本以為會得到領事館的保護，但此一時彼一時。當永安創始人郭樂向英國領事館提出要求時，非但沒有得到保護，反而被領事館因永安為華人所創辦之企業，不符合英商注冊法規之規定而被撤銷了永安的“英商”注冊資格。曾經想借助注冊國來對公司經營起到保護作用的夢想此時破碎了。

　　英領事館的無情拒絕，使永安不得不重新尋找賴以生存的條件，更換注冊國別成為無奈之舉。永安公司這次選擇了轉而向美國注冊，然而根據美國的商法，華商向美國注冊，總裁、司庫必須是美國人，董事也必須半數以上為美國人，為了達到目的，郭樂轉而聘請慎昌洋行總經理吉利蘭兼任永安公司總裁，原上海工部局總董、美國人樊克令任秘書，由已加入美國籍的公司高級職員李業棠、劉生初分別擔任正、副司庫，經過這一番變動，1939年7月永安公司獲得了美國商務部的注冊批準，轉而成為“美商”企業。

　　“孤島”的繁榮

　　在上海公共租界成為“孤島”時期，由于暫時未被戰事波及，局勢相對穩定，上海周邊地區大量的資金、人流涌入“孤島”，而“四大公司”尤其是永安公司也充分利用了這一有利條件，在“美商”這塊金子招牌的保護下，借助畸形的市場需求，通過自身經營策略的變化，在“孤島”時期的上海經營出了異常繁榮的百貨業。

　　“八一三”之后，江浙一帶的富商紛紛遷入租界居住，內地不少紳商也因受戰事之累遷居上海，一時之間，上海公共租界出現了少有的短時間內的畸形人流集聚和資金涌入，人口從戰前的300萬左右猛增到500萬以上，而這對于“四大公司”來說，則意味著顧客群的瞬間擴大。

　　面對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永安公司積極組織貨源，以滿足市場對于高檔進口商品的需求。在國外辦莊組織貨源較為有限的條件下，甚至不惜從黑市兌換外匯，向黑市高價購入各類商品，以補充庫存急需。一方面是為了以高價賣出賺取利潤，另外一方面也旨在樹立大型百貨公司的信譽，彰顯其貨源充足。面對直接從國外進口貨物越來越困難的情形，永安發揮其聯號經營的優勢，將香港存貨轉運至上海銷售，以應門市需求，同時以香港為中轉站，通過香港自由港的便利由國外進口貨物，再運至上海經銷。

　　當然，在盡力組織洋貨貨源的同時，受到時局的影響，永安對于國貨的重視也逐漸顯現出來。早在20世紀30年代永安就已經與諸多國貨生產廠家有了較為密切的聯系，雖然籌劃中的大型國貨商場因戰事而受阻，但是卻并沒有切斷雙方之間的聯系。面對洋貨進口越來越困難的現實，永安公司通過與產品質量較為上乘的國貨生產廠家合作，仿制出在規格、式樣、性能等方面都足以替代洋貨的產品，以補充門市零售，在幫助民族工業恢復生產的同時，也為公司業務的穩定增長奠定了貨源基礎。

　　借著“孤島”畸形繁榮的春風，“四大公司”紛紛延長經營時間，增加雇員人數，擴大經營。在百貨商場業務迅速增長的同時，它們附設的其他各項娛樂事業也在“孤島”時期得到了異乎尋常的發展和壯大。

　　永安公司的大東旅社成為了滬上大亨闊少醉生夢死、尋歡作樂的場所；天韻樓游樂場天天人滿為患，營業興旺，收入激增，最高時每天售出的門票就達到12萬張之多。為了進一步招徠顧客，1938年5月，永安公司還在永安新廈三樓開辦了跑冰場（即溜冰場），以美國進口的“電動木”地板和“芝加哥”牌跑冰鞋為號召招徠生意。由于設備考究，加之當時上海青年人的娛樂場所有限，經營狀況盛極一時。有資料記載，5月28日開幕，“是日天氣晴朗，又值星期六日，故顧客盈門，極一時之盛，茶座生意，尤屬可觀，半日之內跑冰茶座等收入，共計七百余元，翌日星期，更形熱鬧，上下午均有人山人海之勢，同時茶座臨時加添臺椅若干，俱告滿座，全日收入，共計千余，場內職員，應接不暇，兩日來未得正常進膳”。若不是公司所定的跑冰鞋未能及早做廣告加以宣傳，經營狀況會更佳。據永安公司老職工回憶：“當時公司營業每天從開門到打烊，顧客始終絡繹不絕，下午更是擁擠，商場內人如潮涌，柜臺上總擠滿了人，……職工連正常吃飯的時間也沒有了。”

　　“軍管”中的艱難圖存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永安的經營者面對上海“孤島”時期的繁榮，頭腦依然是十分清醒的，他們深知出現這一畸形繁榮的原因并非市場的合理需求，也看到了背后的隱患。

　　即使在極盛時期，永安的存貨也經常大量減少，有時候會甚至出現一個月內存貨減少一半的情況。戰爭中人們囤物保值的思想越來越盛行，也就對“四大公司”的貨源是否充足提出了挑戰，一旦當“孤島”與外界的聯系被切斷時，貨源組織出現斷檔，對于“四大公司”來說就將會是致命的打擊，事實也很快就證明了這一擔心絕非空穴來風。

　　1941年圣誕節的前夕，正當“四大公司”為即將到來的節日營造氣氛，準備大張旗鼓開展節日大促銷時，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造成美軍損失慘重，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隨即開進上海租界，上海完全淪陷，“四大公司”的命運也隨之發生改變。

　　面對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的形勢，“四大公司”還是決定繼續營業。新新公司因為營業旺盛，因此要求職員全部到崗，靜觀事態發展，三天后，新新公司自行開設的新新電臺被日軍征用，已經無法正常經營。永安公司為了防止日軍哄搶公司商品，更是在公司里砌了一堵墻，把一些貴重的商品砌在墻里面，但后來還是被日本人抄了出來。

　　由于永安公司在抗戰爆發后改換門庭，向美國注冊為“美商”企業，此時即變成了日軍眼中的“敵產”，被列為了“軍管理”的對象，“孤島”時期上海經濟的畸形發展，促成了“四大公司”黃金時代的到來，但這種畸形繁榮，最終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而煙消云散了，永安公司進入了“軍管”的艱難圖存時期。

　　1942年3月26日，日軍宣布向先施、永安、大新三家公司派遣“財務監督官”，永安公司的正常運營基本中斷，財務監督官控制了公司的采購、銷售、庫存、價格等關鍵環節，營業額要報告，采購也由監督官決定，同時要求公司將所有的現金點清后存入橫濱正金銀行。這種封鎖進口、加強物資統制的做法，使得各大公司的營業頓時陷入蕭條。

　　在加強對百貨公司的經營控制的同時，日軍在占領租界后，還經常以各種名義實施道路封鎖、地區戒嚴，嚴重破壞正常的商業經營活動。1941年12月23日、26日，在永安公司商場就曾接連遭定時炸彈的威脅，日軍為此封鎖了商場。1942年2月14日上午，一個漢奸被刺，日軍又大做文章，派兵包圍封鎖相關區域，永安公司即被包圍其中，甚至在公司購物的顧客也來不及離開，一并被關在公司內。這次封鎖的時間為三天半，導致公司無法營業，損失不小。時隔不久，1942年2月25日，因在大新公司門前發現一個定時炸彈，日軍即對大新公司周圍地區采取封鎖戒嚴措施，永安公司又被包括在內。這次時間更長，前后達24天之久，因為當時正值春節期間，無法營業給各大公司帶來了慘重的損失。

　　正當永安為其經營狀況擔驚受怕時，1942年9月1日，日偽宣布實行限價政策，將物價強行壓制到當年5月26日至28日的水平，并要求百貨公司必須以“中儲券”為商品標價，不得隨意加價，隨即全市物價出現了大波動。永安在日軍興亞院華中聯絡處的監督下，不得不調整物價，9月1日的物品價格較之8月31日迅速下降了20%到50%不等。

　　這導致社會上的搶購風潮迅速出現，當時的永安公司人流如潮，據記載，從9月1日下午開始，到永安公司去的顧客就逐漸增多。第二天上午開市前，大批顧客等候在門外，一開門，便爭先恐后地涌進來，這一天顧客約有1.7萬人左右，五金器皿及廚房用具一天的營業額較平日超出170%左右。之后的幾天更是達到每天平均二萬人左右，營業額超出平日的220%以上。連續的搶購風潮，使得大型百貨公司的庫存頃刻間所剩無幾，出現了銷售額愈大、虧損越多的銷售與利潤倒掛的怪現象，利潤額迅速下滑。

　　永安公司百貨商場1942年的利潤額僅為1941年的四分之一，到了1943年只相當于1941年的8.8%，1944年更是僅為1941年的1.8%。更為重要的是，“四大公司”的貨源無法及時得到補充，庫存總額也同利潤額一樣大幅度減少。永安公司1942年的庫存僅為1941年的30.2%，1943年庫存額比1941年減少了四分之三，而到1944年，更是只相當于1941年庫存總額的2.9%。庫存窘迫狀況一目了然。

　　為了生存，更換注冊國別再次成為了永安公司采取的維持營業的手段。1942年8月28日，上海永安公司即向日本興亞院呈送了“闡明本公司為華商立場”的文件，并在后附的《上海永安有限公司歷略》中詳細說明了公司股東、股份的構成，指出上海永安公司股東中華人占絕大多數，實際上永安為華人之商業組織。上海永安希望以此說明已撇清與注冊國美國的關系，盡快解除“軍管理”。經過永安公司的不懈努力，加之日軍也為了緩和與華商企業的關系，1943年4月，日軍解除了對永安的“軍管理”，永安隨即向汪偽政府實業部提出注冊申請，上海永安公司又成為了一家華商企業。

　　改變策略尋發展

　　“軍管理”最終雖然解除了，“四大公司”想單從百貨業的經營維持經營已略顯悲觀，因此，在堅持百貨業的同時，籌集資金轉投其他行業，分散經營，尤其是戰亂時期的投機活動，也成為“四大公司”在艱難時期圖存的選擇。面經營困境，永安開始借助一些投機活動維持生計。

　　永安公司的股票早年并沒有上市流通，基本都被華僑及其家屬持有，但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僑匯斷絕，一些華僑家屬為了生活開始拋售永安股票。1942年11月，據中國經濟研究調查所的統計，從1942年6月至11月，短短五個月的時間，永安公司的股票即上漲了44.4%，7月初的時候股價一度達到每股十六七元，漲幅居各大百貨公司之首。而當時的永安資本額為二千萬元，每張股票面值僅國幣十元。

　　到了1943年，上海證券交易所恢復交易，所有的外商股票均處于停止交易狀態，華商企業的股票隨即出現了更為活躍的交易局面。永安、新新兩個百貨公司股相繼上市，在股價高漲、需要資金時，公司即拋出一部分股票，反之則收進一部分股票，這樣一進一出，對于資金的調度有著非常重要的調節作用，甚至還可以獲取高額暴利。永安公司甚至曾以永百、永紗兩種股票為主從事投機活動，還特地為此租了一個寫字間，取名“振泰”，專門從事股票買賣。

　　從轉投股票、房地產等行業中獲益甚多的當屬新新公司，由于新新公司在開幕時為四大公司中唯一一家向中國政府注冊的華商企業，因此相比較先施、永安、大新來說，其處境就稍顯寬松，從1942年至1945年抗戰勝利前，由于“孤島”時期的盈余，使得公司資金較為充裕，新新公司經過多方研究，決定自己經營銀行，以保證資金的自供自給，不必求人，隨即收購了久昌銀行，改組成為新大銀行，同時先后設立了新新實業公司（專經營地產）、福安煙行、福安南貨公司、奇美服裝廠（自制出品）、綠寶飲料公司等五家附屬企業，獲利豐厚。

　　在日軍“軍管理”的夾縫中，“四大公司”各自通過從商品管理、投機活動、轉投其他行業等手段入手，盡一切所能力圖維持企業的戰時經營。

　　“孤島”時期的畸形繁榮和“軍管”時期的圖存，是永安百貨公司在抗戰時期艱難發展的歷程，也是近代民族企業在抗戰時期經營狀況的一個縮影。從最初的向港英政府注冊到抗戰開始被迫轉向美國注冊，再到“軍管”時期為了擺脫與美國的關系轉而又向汪偽政府注冊，更換注冊國似乎成為了永安應付時局、維持經營的一大非常規手段，盡管有投機之嫌，但卻也說明了中國近代民族企業“實業救國”思想實踐的艱辛歷程，同時也反映了近代民族企業發展受制于政治環境的無奈，不應成為被詬病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