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是第一個酒的釀造和飲用最廣泛的時期，很多研究酒發展史的專家稱魏晉時代為酒的黃金時代，上至王公貴胄，下至平民面百姓，無不與酒發生著密切關系。這個黃金時代，是如何形成的呢？
由魏晉文人、青樓酒肆、《齊民要術》三者相聯，構建了魏晉南北朝酒的有機發展環境。文人是當時酒的消費代表，他們嗜酒成風的引領，為酒提供了市場，青樓酒肆則代表了酒的銷售機構，為酒的商業化提供了渠道，而《齊民要術》則是釀酒技術的總結，為酒生產發展提供了技術條件。產、供、銷三者的有機聯動，形成了酒的優良生存空間。
魏晉風骨
有人說過，文壇濁酒，一半被李白喝進了詩里，另一半讓魏晉文人就著寒食散干了。這句話，一方面反映了李白的豪飲，另一面也體現出了魏晉時期文人墨客整體上對于酒的一種熱愛。從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賢，無不是對酒當歌，把酒言歡。
孔融作為建安七子之首，酷愛飲酒。曹操主政之時，為了保護糧食，禁止私人釀酒，孔融完全不理會曹操的禁令，在家私自釀酒，有著“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的名聲，并且還寫了《論酒禁書》送于曹操，反駁其禁酒的政策。除此之外，魏代還產生了游宴詩這種特別的詩歌創作形式。游宴詩是建安七子鄴下時期一道參與詩酒宴會活動的產物，王粲的《公宴詩》、陳琳的《宴會詩》、阮瑀的《公宴詩》、應玚的《公宴詩》、劉楨的《公燕詩》等一批作品都產生于詩酒宴上。阮瑀《公宴詩》中寫到：“五味風雨集，杯酌若浮云”，表現了酒美妙，應玚《公宴詩》：“開館延群士，置酒于新堂”，則寫到了酒宴的盛景。
晉代著名的《蘭亭集序》，也是描寫當時詩酒宴會的場景，王羲之大醉成就了“天下第一行書”。《蘭亭集序》共計324字，凡是重復的字都各不相同，其中21個“之”字，各具風韻，皆無雷同。
魏晉是一個個性時代，有人將其與春秋作比，但魏晉與春秋最大的不同，在于酒對人的作用，酒讓這個時代半醉半醒。國家不幸詩家幸，到了晉代，由于政府的黑暗，文人只得借醉酒來逃避，比如，司馬昭想為兒子司馬炎求婚于阮籍的女兒，阮籍不敢明著推脫，便不停喝酒，以至于大醉六十天，借醉推了這樁婚事。阮籍的生活中處處有酒，處處要酒。酒在他那兒，已經不再是消遣的玩意，更成為了政治的工具。可以說，竹林七賢對于酒的熱愛相比建安七子，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喝得已有些癲狂。他們灑脫狂放，經常聚在一起肆意酣暢，酒是他們精神的寄托，是他們浪漫灑脫的情懷。傳說，劉伶是七賢中最好酒的。其大作《酒德頌》，字里行間無不充斥著惺忪醉意：“行無轍跡，居無寶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余”。
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他的適性放浪與叔父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對于酒的依賴性雖然沒有那么強，但仍是嗜酒之徒。他設酒宴也不用杯觴斟酌，而是用大盆盛酒，眾人圍成一圈，相向酣飲。一次，一群豬聞到酒香也來共飲，阮咸不但沒將豬趕走，反而人豬共飲，其荒唐、放縱，可謂達到極點。
嵇康對儒家仁愛忠恕之道理想的信篤，被司馬氏銖除異己的卑鄙黑暗現實所踐踏，著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并非真與山濤斷交，而是借此向世人宣瀉自己積年的憤懣，極度諷刺那虛偽的禮教，與此同時，也進一步表白自己：“至性達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愿：“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愿足矣”。以酒慰平生，是嵇康誓不肯與黑暗勢力同流合污，追求個性、精神獨立、寄托理想、消除苦愁的方式，內心的憤恨、痛苦，只有通過飲酒消釋了。
紛擾時局下，傳統儒學名教解體，名士避世棄儒，趨附老莊“以無為本”思想蔚為風氣，因其立意渺玄，故稱“玄學”。當時佛教般若“性空”之學甚契，此派“貴無”思想，又有學通儒道，于是佛教深入士大夫階層而迅速傳播。而且竹林七賢飲酒放蕩之風還與當時的佛教相互影響，當時的僧人也飲酒，北魏滅佛運動與僧人的飲酒也有關系。
魏晉文人的酒隱隱約約帶著苦澀，但不論主觀情緒如何，在客觀上，這批社會精英興起了魏晉酒風。魏晉南北朝時期，不僅達官顯貴中酒鬼成群，魏晉文人或飲酒消愁，或以酒避世，也有的借酒放縱，民間飲風也毫不遜色，給酒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市場空間，為酒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齊民要術
由于酒的需求量極大及釀酒技術的長足發展，酒類品種極為豐富。賈思勰的《齊民要術》成書于南北朝時期，是我國現存最完整的農書。書中對當時制曲釀酒技術進行了經驗總結，可謂世界上最早的釀酒工藝學著作，這些技藝的發展和形成，正好是魏晉時期。書中記載了酃酒、鶴觴酒、河東頤白酒、九醞酒、秦州春酒、朗陵何公夏封清酒、桑落酒、夏雞鳴酒、黍米酒、秫米酒、糯米酒、粱米酒、粟米酒、粟米爐酒、白醪、黍米法酒、秫米法酒、當粱法酒等許多當時有名氣和常見的酒的制作方法。此外，還有釀造時間長、酒精含量高的祭米酎、黍米酎以及加入五茄皮、干姜、安石榴、胡椒、蓽撥、雞舌香等藥物制成的功能各異的藥酒。當時人通過生產實踐及多次的工藝改進，對釀酒工藝已有深入了解，民間普遍掌握了包括釀酒時間、原料、糖化發酵劑、水質、發酵用的器具和溫度控制等方面的一整套釀酒技術。
這一時期的名酒，首推以酃湖（今湖南衡陽市東）水釀制的酃酒。酃酒在三國吳時就已聞名遐邇，左思《吳都賦》在介紹江南名產時，就曾提及其“飛輕軒而酌綠酃，方雙轡而賦羞”。西晉平吳后，在引吳主登殿慶賀的日子里，曾將此酒作為戰利品獻于太廟，因此西晉張載在《酃酒賦》中稱其“播殊美于圣代，宣至味而大同”。東晉時期，酃酒一直作為祭祀用酒，到南北朝時，酃酒仍列為貢酒，足見其質量穩定，歷久不衰。著名的紹興老酒也形成于這一個時期。
《齊民要術》中記載了神曲、笨曲、白醪曲、白墮曲四類共九種酒曲，其中五種神曲和白醪曲是以蒸小麥、炒小麥和生小麥按不同比例配制而成，兩種笨曲是單用炒小麥制成，白墮曲則用生、熟粟按1：2的比例配制而成。這樣釀造的酒，因原料與酒曲配制方法的不同，使其功效與用途也各不相同，有的專用于春夏季飲用，有的則適用于秋冬季飲用。《齊民要術》還記載了酒曲、谷物及酒熟后下水的比例。另外，書中對釀酒的工序如選米、淘米、蒸飯、攤涼、下曲、候熟、下水、容器、壓液、封甕等，也進行了詳細說明。
除了《齊民要術》之外，這一時期還有《四時酒要方》、《白酒方》、《七日面酒法》、《雜酒食要方》、《酒并飲食方》等酒藝著作出現，釀酒工藝和技術不再以手口相傳，而可以以文字的方式進行傳播，使得酒的制造工藝傳播得更為廣泛，為酒的發展提供了技術層面的大力支持。
青樓酒肆
早在三國時期，曹操便下過禁酒令，到了魏晉時期，由于釀酒耗用糧食，所以災荒之年各朝都曾有過禁酒，但效果并不佳，禁酒往往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下禁上不禁，而且類似于孔融這樣私自釀酒的也不在少數，陶淵明在任彭澤縣縣令時，也曾自種糧食釀酒。
多數時候，政府實行的是以稅酒為主、禁酒為輔的政策。一般情況下，都是開放酒禁，至于在災荒年月頒布的禁酒令，那只是權宜之計，時間不長便成為一紙空文，作用不大，對于官僚貴族沒有多大的約束力。
特別是到了東晉和南朝早中期，門閥士族勢力強大，中央集權弱小。官僚貴族意欲通過釀酒牟利，因此酒類專賣政策受到官僚貴族的反對，因而官方政府不得不開放酒禁，以稅酒取代榷酤。
于是酒成為了官民都可以謀利的東西，酒的釀造再也不是像孔融、陶淵明那親自釀自飲了，酒的商業化發展便得到了極大的動力。會稽王司馬道子曾“使宮人為酒肆，沽賣于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為笑樂”。他的“酒肆”，仿照的正是當時市場上私人沽賣酒業的情況。
當時除私人釀制外，還有很多產銷合一的酒店、酒肆。曹魏時，官家酒樓又稱“青樓”，曹植曾有“青樓臨大道”的詩句。這種臨道的青樓，便是由官府經營的市面酒樓，生意非常紅火。可能是宋朝王安石變法，官方賣酒用妓女來促銷，才使得青樓與妓院混為一談吧（《都城紀勝》中說“官賣酒用妓作樂”）。
到了南北朝時期，酒樓發展更是迅速，南朝宋明帝劉或在“新亭樓”大宴將士，北齊刑邵在“清風觀”、“明月樓”聚親招友。北魏時的洛陽，酒的生產與營銷集中在大市西側，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內之人，多釀酒為業”。當時洛陽的里坊劃分非常整齊，一個里坊大約居住500~1,000戶人家，由此可見當時專門從事釀酒業者的人數之多。
酒的商業化，為酒的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如果說，魏晉風骨為酒提供了市場，《齊民要術》為酒的發展提供了條件，那么青樓酒肆的商業化發展則為酒提供了動力。
鑒古觀今，今天我國白酒的發展也是遵循這一規律。改革開放后物質條件提高，為白酒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場；工業化為白酒提供了技術條件，使得白酒的產量可以快速增長；白酒市場化之后，白酒的利潤給白酒的發展提供了不懈的動力。
但相比于魏晉時期，今天白酒的發展并沒有像魏晉一樣在酒與酒文化方面齊頭并進。酒令和酒器在魏晉時期都有所發展，酒器不再是貴重的青銅器皿，出現了木質、漆質、陶質的酒器，酒令已發展成為一種群體游戲，形式多樣，有口頭文字類，大家猜字解謎，助長酒性，而這也是魏晉酒風興起的一部分原因。
而今天，不論是在酒趣還是在酒器上，白酒都沒有什么太大的發展，這是值得行業人士反思的。我們常說，酒有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的屬性，那么今天白酒的精神在哪里呢？在當今的經濟條件下，白酒只有發展酒趣，形成新的飲酒風尚，才能真正開啟白酒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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