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拓寬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基層組織、社會組織的協商渠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方面，其形成和發展是中國近現代歷史演進和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點和優勢”。 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重要方面，通過實踐創新與制度調適，使之運行得穩定有序、效能得以充分釋放，不僅直接關系到當下中國的社會協調和穩定發展，而且關系到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建設的水平，關系到中國長遠的民主和進步。

 

　　一、明確內核目標，從政治發展戰略高度把握多黨合作制度

 

　　中共十八大理論創新最突出的亮點和貢獻，就是把科學發展觀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確立為中國長期發展的理論基礎。胡錦濤指出，科學發展觀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必須把科學發展觀貫徹到我國現代化建設全過程、體現到黨的建設各方面。他強調，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繼續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因此，從政治發展戰略高度鞏固和健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應當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基礎和內容。

 

　　政治發展指不發達政治系統向發達政治系統變遷過程，21世紀中國政治發展的基本目標應當包括政治民主、政治廉潔、政治穩定、政治效率。政治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發展的主要成就之一，但我國政治民主和現代化進程一樣，起點不高，空間很大，在整合社會群體和利益方面還有很大的局限性。從政治理論創新、廣泛民主參與、社會管理民主化等方面看多黨合作潛力巨大。政治廉潔指公共權力規范、公正、健康運作，服務于大眾利益。社會主義政權是建立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基礎上的，這是中共領導力、民主黨派參政力合法性所在。胡錦濤在十八大強調，要建立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要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確保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確保國家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健全決策機制和程序，建立決策問責和糾錯制度。推進權力運行公開化、規范化，完善黨務公開、政務公開、司法公開和各領域辦事公開制度，健全質詢、問責、經濟責任審計、引咎辭職、罷免等制度，加強黨內監督、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由此來看，民主黨派參與政權、協商決策、民主監督，無疑為提高政治廉潔提供了最便捷的渠道。政治穩定指政治系統的連續性權威性，社會結構和運行的有序性法治性。對處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關鍵時期的中國，政治穩定極為重要。現代化時期是政治最不穩定時期，亨廷頓曾經指出：“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⑵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體制和政黨制度，才有能力通過體制本身消解腐敗、擴大新的政治參與，提高社會的民主性、有序性。政治效率指政治系統運行中所耗費成本與政治管理所實現的收益的比率。提高政治效率的路徑在于合理配置權力結構、實現民主科學決策、建立及時糾錯機制，特別是加強對公權力的制約和監督，這是提高政治效率的核心，也是中國政改的難點之一，為此十八大報告作出“推進權力公開化、規范化”的詳細部署。

 

　　我國新時期的改革實踐昭示，要順利推進社會主義全面改革，必須遵循經濟決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經濟的發展規律；在發展民主過程中應當注意維護穩定。一般地說，高度發展的社會主義民主最終有利于社會穩定。但是，民主作為政治上層建筑，它總是涉及一些敏感的問題。如果在推進民主的過程中操作不慎，就有可能影響社會穩定。這是因為:一是新舊政治體制轉換時期的矛盾容易引發不穩定因素；二是政治參與過當容易引發不穩定因素。政治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政治參與的擴大，而政治參與不適當也會引發不穩定因素。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一場極其廣泛的社會動員過程，它把億萬人民群眾引導到這場深刻的社會變革中來。在這場變革中，社會成員有著自己不同的利益要求，但是，人們的利益要求不可能都得到實現，于是就產生了社會挫折感，形成人們的政治參與要求。在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還沒有高度發展，政治組織系統和政治溝通渠道還不可能十分完善情況下，不良的政治要求就容易引發政治動亂。

 

　　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具有政治參與、利益表達、社會整合、民主監督和構建和諧的獨特功能作用，能夠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增進共識，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深化認同，最大限度地實現意識形態的一元主導；能夠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整合社會力量、減少社會內耗，廣泛調動、組織和優化各種政治資源；能夠及時了解和反映各方訴求，拓寬利益表達渠道，吸納合理利益需求，有效協調不同群體、不同階層的利益關系。多黨合作制度作為體制內的建設性力量，既提供了民主發展的巨大空間，又可貢獻于民主的有序性可控性，為未來中國政治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撐和改革依托。

 

　　二、創新體制設計，從制度和文化構建層面提升多黨合作制度

 

　　多黨合作制度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奠定了和諧政黨關系的制度格局。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共同構成了中國特色政治制度體系，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撐。但毋庸諱言的是，多黨合作制度在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民主發展中的功能，在實踐中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和自覺。一方面，由于這項制度建國以來多次遭到破壞，導致多黨合作制度在理念、體制、功能上的恢復力度深度不夠，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對這項制度重視程度、落實力度層層遞減，出現“上熱中溫下涼”情況，一些執政黨干部對民主黨派、政協工作存在“不了解、不重視、不會做”現象。改變這些狀況，必須從政治體制改革和制度文化建設的高度多層面提升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中共十八大后，中國改革攻堅的關鍵領域將轉移到社會政治領域，而社會政治領域的改革不能再依靠傳統政治手段以及人治的權威力量，而要依靠現代國家治理手段以及憲治的權威力量，不能再依靠經驗主義的“摸石頭過河”，而要依靠科學化理性化的 “頂層設計”。中央黨校王長江教授就提出，制度建設理應優先，改革要有通盤設計，并建議搞一個超脫于既得利益和部門利益之上的專家咨詢機構，專門做國家制度建設方面的工作，設計多種方案供決策者選擇。

 

　　從深化和拓展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高度，創新體制設計，需要從制度和文化構建層面予以設計提升。

 

　　首先，應從憲政高度對多黨合作制度作出更充分的法律規定。多黨合作制度1993年寫入憲法是中國政治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但《憲法》僅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政治協商會議是有廣泛代表性的統一戰線組織”這樣的規定是不足的，應在此基礎上，增加對多黨合作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性質、地位、歷史、現實、體制、價值等的具體闡述和規定，并把改革開放以來多黨合作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吸收到憲法中。其次，在制度規范上提升多黨合作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法制化水平。目前多黨合作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運行主要依據中共中央兩個決定（1989年《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2005年《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以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應研究梳理執政黨、參政黨運行和建設的理論實踐，結合不斷推進的政治體制、行政體制、社會管理改革，廣泛探索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具體作用渠道，以提高多黨合作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制度化法制化水平。再次，在制度設計和改革中須注重政黨政治的現代化，以及我國傳統制度文化的再造。如在政黨理念上強調人民民主的本質，制度文化上注重協商和選舉的結合，制度發展上突出民主與權利的趨勢，制度規則上要求程序化操作性，而在制度關鍵點關節點上體現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地位和領導作用等，推動政黨文化的現代化。

 

　　三、提高制度效能，從科學執政科學參政方面發展多黨合作制度

 

　　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符合我國歷史和國情，具有無可取代的獨特優勢，但作為政治文明進程中的嶄新體制，發展不足也是顯然的，如在政權中合作的力度、政治協商的程序化、民主監督的時效性、執政黨參政黨自身建設等都有著極大的檢討改進空間。

 

　　實現科學執政參政，應當在政治層面強化多黨合作。政治合作是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中心內容，也是設計這一制度的初衷。毛主席指出：“要有兩個萬歲，一個是共產黨萬歲，一個是民主黨萬歲。”⑶周恩來指出，“一個黨，就是一個鼻孔出氣，呼吸就不舒適，會使思想僵化、社會發展停滯起來。”⑷多黨政治合作的基本準則是：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主席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基本經驗，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基本方針，保持寬松穩定、團結和諧的政治環境。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活動準則，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提升多黨合作制度效能，既要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帶動，也要靠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協力推動。首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為多黨合作制度最為重要的準則，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容動搖。各民主黨派要更加自覺地抵制西方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的滲透影響，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同時要與執政黨一起統籌協調，優化制度設計，發揮制度結構的整體功能。

 

　　實現科學執政參政，應當完善在政權機構中的合作機制，深化“一參加三參與”（參加政權，參與大政方針和重要人事任免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管理，參與政策法律制定執行）的制度。目前在政權機構中的合作機制存在的不足表現為：參政黨人士在權力機構中整體功能發揮欠缺；參政黨成員在政府、司法、檢察機關中任要職偏少等。建議是：更多地協商推薦民主黨派人士為人大代表候選人、擬任政府部門要職，并適當引入競爭和篩選機制；擴大民主黨派人士任職人數、范圍、層級；人大會議期間以地區代表團為主的基礎上，特定范圍地開展黨派提案議政等活動。

 

　　實現科學執政參政，應當完善在政協機構中的合作機制，政協是一種強化了的政黨對話、合作制度，是多黨合作的重要內容。目前存在的主要不足表現在隨意性過大和時效性不強。建議是：一要實現程序化，把政協納入各級民主決策程序，除特殊議題外，不協商不決策，凡未經協商的議題，人大和政府有權拒絕審議。二要提高實效性，選好議題，充分醞釀、調查、提案，防止走過場走形式，協商、處理、落實結果要有明確剛性要求，并建立責任制追究制。

 

　　實現科學執政參政，應當完善民主監督機制。與民主協商相比，民主監督較難展開，原因一是執政黨的有些干部缺乏民主意識，也由于民主監督不具有法律約束力而不予重視，使監督提案失去實效，二是監督者素質能力不及，或因監督沒有實效而持冷淡態度，三是監督形式過于單調和缺乏聲勢，不痛不癢，缺乏社會影響力和關注度。完善民主監督機制建議是：一要強化民主和監督意識，開展廣泛的宣傳教育，使執政黨干部正確認識權力、正確認識多黨合作及其民主監督的價值；二要以制度化為保證，與人大、政協制度結合，形成一套互為約束的程序和制度，政協章程規定：“政協可以向人大及其常委會提出重要議案，人大通過后責成政府辦理。”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民主黨派應當作為民主監督的制度渠道充分加以運用。三是倡導和諧寬松的政治文化特別要否定傳統的封建主義政治文化，它以自然經濟和專制政治為特征，由此形成宗法型、臣民型文化心理，與多黨合作制度所要求的民主、法治、寬松、和諧政治文化氛圍背道而馳。改善政治文化氛圍，應當倡導：堅持參與取向，保障多數原則；堅持法治取向，保障程序原則；堅持寬容取向，保障尊重少數原則，以此建設寬容、合作、互諒、妥協、合作、共贏、非對抗的政治文化氛圍，有利于多黨合作的長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