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百姓生活故事——為打工者寫歌上集
時間：2012年3月15日
崔永元：打工春晚就是春晚，就是我們打工的朋友聚在一起，大家高高興興地過一個春節，就是這個意思。
主持人：說話的人正是崔永元，這是他在今年年初主持打工春晚的開場白，這臺特別的春晚是今年1月8號在朝陽區的城鄉接合部皮村舉辦的。除了崔永元，晚會的演職人員都是外來打工的工友。晚會視頻在網上的點擊量過幾十萬次，3月12號這天記者來到皮村采訪打工春晚的總導演之一孫恒，記者和孫恒一起走進了舉辦打工春晚的小劇場。
孫恒：打工春晚就是在這里辦的，網上有幾十萬人看我們的節目，影響也比較大。
記者：當時怎么會想到要去請崔永元呢？
孫恒：我們2005年辦學校的時候小崔就邀請我們去做《小崔說事》，所以就認識了崔永元老師，后來我就通過微博跟他發邀請，半個月以前的時候他就確定他會來，他走進我們這個劇場他說了一句話：“我覺得這兒特別舒服。”
主持人：環顧這家小劇場，條件確實有點簡陋，就算站滿了人，也就容納二百多人。在打工春晚上，孫恒也演唱了幾首他為打工者寫的歌，孫恒以前是河南一所中學的音樂老師，然而1998年他卻毅然辭去了安穩的教師工作，在同事們不解的目光中背起行囊來到北京。
孫恒：1998年的時候我就辭職到北京來打工，那個時候我自己也特別迷茫，也不知道自己這輩子要做什么，有一段經歷對我人生影響很大，1999年的時候我就去全國各地流浪了有一年，沿途我就自己做了一些自己的歌詞，賣唱、打短工，這一年的流暢過程讓我接觸到社會底層各行各業的打工的兄弟姐妹們。
主持人：這些工友們給孫恒講了很多自己的故事，其中有一個人叫彪哥，是一位安徽籍的建筑工人，彪哥不太愛說話，直到孫恒在工地待到第三天，彪哥才開口對他講起了自己的心里話。
孫恒：他就把他的一雙手伸到我的面前，他說：“你看我只有這雙空空的手，但是我要靠這雙手養活我的老婆、我的孩子、我的爸爸媽媽，我每天干十三四個小時，甚至十七八個小時，累的時候就喝酒，喝完了酒就想家，我也想不明白為什么我們從農村來到城市，我們用我們的雙手蓋了起高樓大廈，建起了大街橋梁，但是城市里面有很多人卻瞧不起我們。”后來我就把這些話就編成歌曲唱給大家聽。
孫恒：（唱）喝醉了酒以后，你說你很想家，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維持老小一家安穩的生活。
孫恒：這個過程讓我去嘗試走出自己，去關心別人，去關心這個社會，像彪哥這樣的人，突然就感覺找到了自己的一些價值和意義。
主持人：就這樣，孫恒在行走中找到了如何實現自我的答案，他敞開胸懷去擁抱和關愛那些工友們的喜悅和苦惱，接下來孫恒還創作了《打工號子》、《勞動者贊歌》和《想起那一年》等歌曲。在2001年年底，天津科技大學的學生知道了他為打工者寫了一些歌，就邀請他到工地上去演出，這次經歷讓孫恒強烈地意識到窮人也需要文化生活。
孫恒：那是我第一次在建筑工地工棚里面給工人們唱歌，一個大屋子住了將近有五十多個工友，上下鋪，里面亂七八糟，味道也很難聞，很冷，也沒有取暖設施。但是那天晚上的演出氛圍特別地好、特別熱烈，我們唱了很多像《彪哥》、《天下打工是一家》、《打工打工最光榮》，很多工友也來唱一些家鄉的戲，說一些心里話，那個畫面至今我都覺得很溫暖，突然之間又有一個強烈的念頭，窮人也應該有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所以那時候我就想我一定要搞一個業余的藝術團或者演出隊。
主持人：想要城里打工藝術團，孫恒開始尋找志同道合的朋友，第二年，也就是2002年的5月1號國際勞動節這一天，孫恒組織的打工青年業余合唱團就成立了，最初只有三個人，他們先為身邊的老鄉們所在的工地演出，他們的舞臺都是工友給設計的，有著濃郁的工地特色。
孫恒：我們沒有什么正式的舞臺，也就是拉個條幅，也沒有什么燈光、音響，很多工友們把工地探照燈打起來，我們也沒有麥克風架子，工友把鋼筋棍往地上一插，麥克風綁在上面，工友們就隨地一坐，開心的時候就卷起袖子拼命地給你鼓掌，叫好，想家的時候也會跟你一起難受。
主持人：在演出的過程中，不斷有工友提出想學著寫歌曲，面對工友的請求，孫恒和朋友們開始想辦法，他和業余合唱團的朋友們決定去錄音棚把這些歌曲錄成小樣，送給工友們傳唱。在錄音的過程中，他們真誠的歌聲在偶然間打動了一位音樂制作人，這為他們贏得了一個想都不敢想的發行唱片的機會。
孫恒：在錄音的過程當中，就京文唱片有一個工作人員聽到我們這個唱片小樣，他特別喜歡，因為他自己也是出來打工的，然后他就拿回去給這個唱片公司的老總許鐘民聽。京文唱片公司是國內最大的發行商，這個老總以前做過建筑工人，打過工，他一聽一下就吸引了，尤其他喜歡聽我們有一首歌叫《想起那一年》，想遠離家鄉，對親人的思念，他說賠錢也要幫我們出，所以那個唱片出版以后，因為他是通過商業渠道發行的，另外也請到了比如說崔永元幫我們一起做宣傳，所以那個唱片賣得很好。
主持人：這張唱片大賣了十萬張，這對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民間的業余合唱團來說實在是不容易，可以說他們的每一份成績都是被工友們的實際需求激發出來的。
孫恒：現實的需求越來越多，現實的這種困難越來越多，所以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圍繞著工友們的實際的需求、實際的困難，要去想辦法。
主持人：那么面對有些工友的孩子沒地方上學，有些工友的妻子沒地方工作，孫恒又想出了什么辦法呢？明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為打工者寫歌下集為您繼續講述。
主題：百姓生活故事——為打工者寫歌下集
時間：2012年3月16日
主持人：3月12號上午11點，童心實驗小學的孩子們正在生龍活虎地上體育課，他們都是外來務工人員的孩子，這所學校已經呈遞八年了，現在有六百多名的孩子，這所學校的創始人正是孫恒，在昨天的故事中我們講到，孫恒1998年辭去了音樂老師的工作，從河南來到北京，開始為打工朋友們寫歌、唱歌。漸漸地，他對工友們的關切已經不再局限于用歌聲替他們表達，他發現了打工子弟上學難的問題，并決定做點什么。
孫恒：因為我們經常去工地，還有打工的居住社區去演出，就會看到社區里面有很多孩子到了上學年齡，六歲、七歲了，八歲了，有的甚至九歲了，沒有學校，孩子就在村子里面亂跑，而且經常我們演出完了，工友們就圍上來，就告訴我們說孩子上學難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包括我們自己，我們年齡慢慢也大了，我們同時也在想，將來我們自己結婚生孩子怎么辦？我們也沒有北京市戶口，我們上公立學校也很難，所以一直就有一個想法，能不能將來給我們自己孩子辦一所學校。
主持人：這個想法在時時地沖擊著孫恒，但是孫恒和他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們都沒有錢，自從1998年來到北京，他的一部分生活來源就是在街頭賣唱，直到2004年，他是新工人藝術團的朋友們一下子掙到了75000塊錢，這在當時對他們來說可以說是一筆巨款。
孫恒：2004年的時候，我們有一個新工人藝術團，然后我們出了一張專輯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那個唱片賣得很好，所以我們就拿到75000塊錢版稅，所以這個學校就是我們靠那75000塊錢的版稅作為起動資金辦起來的。
主持人：終于有錢了，這里要說一句的是，這個時候孫恒已經不是一個人在戰斗了，他在2001年組織成立了打工青年業余合唱團，后來又改名為新工人藝術團，以藝術團為基礎，他又在2002年注冊成立了幫助打工群體的公益組織——工友之家，到了2004年，孫恒和工友之家的同事們開始為打工子弟辦學校，但是孫恒沒想到，他們連申請辦小學的資格都達不到，難道學校就這樣不辦了嗎？
孫恒：按照正規的要求，你要有兩百米跑道，要有標準的教室、標準的資格證的老師什么的，按照這些要求，我們達不到，達不到你就別辦了，可是我們的想法是別管有沒有兩百米跑道，他有一個地方能上學這是最基本的，你不能說沒有兩百米跑道，孩子就一直等，等20年還是沒有兩百米跑道怎么辦？孩子一輩子就耽誤了，所以我們的想法目的就是先辦起來，先讓孩子們有一個地方上學，再談其他的。
主持人：學校還是要辦，但是怎么個辦法呢？掙到手的75000塊錢的版稅，去除15000的房租只剩下五萬塊錢，恐怕連蓋校舍的錢都不夠，但是孫恒有辦法，他找來了很多干活不要錢的人。
孫恒：學校的建設，我們沒有那么多錢，我們就動員了很多志愿者，有大學生，也有工友，從政府到企業、大學生、社會各界都有很多參與和支持。
主持人：孫恒一邊領著大家蓋校舍，一邊去招生，雖然是一所全新的學校，但是招生的過程卻異常的順利。
孫恒：我覺得有一個特別好的好處，就是媒體給我們的報道，因為很多孩子家長從電視媒體上看到我們這個打工藝術團，所以就認識我們，所以我們在社區一演出、一招生，很多家長都非常放心吧孩子交給我們。
主持人：學校已經成立八年了，現在有幼兒園、學前班和小學，總共有600多名學生，其中小學生的學費每學期是550塊錢，學校用學生們的學費去支付租金和三十多名老師的工資，孫恒說基本可以自負盈虧。在辦學的過程中，孫恒和老師們又發現了打工群體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學生的母親們，因為要照顧孩子，沒有辦法工作，對此孫恒又想出了什么辦法呢？
孫恒：如果能組織一個合作社，能幫她們接一點定單，可以對生活有一點補貼，所以我們就從前年開始就找來一些愿意來參與的這些，像彩霞就比較積極，她孩子比如上學，她就放學校，她就可以來參加一些加工，她現在一個月也可以差不多賺到1500塊錢，現在像798的一些娃娃在我們這兒加工。
主持人：這家女工合作社就在童心實驗學校的一間校舍里，屋子只有七八平方米大，屋里堆滿了各種布料，五名女工正在縫紉機上縫制拼接的布料。記者見到了從湖北來北京打工的彩霞，她的孩子就在學校幼兒園上中班，早上她帶著孩子來學校，孩子上學她上班，放學了再帶孩子一起回家，彩霞對現在的工作挺滿意的。
記者：為什么不去別的地方打工呢？
彩霞：有孩子啊，因為去別的地方晚上得加班，得準時上下班，又不能夠請假，又不能夠耽擱，因為我們有孩子就不能那樣子，上班的時候沒法看孩子。
主持人：孫恒不僅創辦了打工子弟學校，辦起了女工合作社，他還創辦了中國唯一的一家民間打工博物館，孫恒說里面的每一件物品背后都有一個故事，其中還展覽著專門開給他的一張罰款單。
孫恒：這里面有三千多件物品，有證件、書信、照片、工具、工裝、工服，每一件物品的背后其實都記載著一段工友的故事和經歷。這個展柜是暫住證展柜，這是全國各地的不同時期、不同版本的暫住證，因為暫住證對每一個工友來講，尤其是2003年之前出來打工的，都是一段難忘的經歷。我自己也因為這個暫住證被抓過一次，這邊還有我的罰款單。
記者：為什么？
孫恒：因為你沒有暫住證，你就有可能被人抓走，遣送回老家，2003年孫志剛大學生被打死，然后這個才取消。
主持人：眼前的孫恒侃侃而談，穿著一身戶外運動服，語氣平和，但是堅定有力，他早已經不是那個因為迷茫而辭職去全國流浪的音樂老師了，而是朝向了一個更高的目標，甚至可以說是使命在前進。
孫恒：所以與其說我們不管是辦學校、藝術團，唱自己的歌，辦博物館，記錄我們自己的文化歷史，組織女工合作社，我們希望在城市能夠建一個家，一個是物質的家，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我們要建一個精神的文化家園，讓我們在自己的勞動、工作、生活過程當中，怎么樣能夠去活得有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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