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復旦大學177名學生給上海高院寫“求情信”，為“復旦投毒案”犯罪嫌疑人林森浩求情“免死”一事，引發熱議。“求情信”是否發揮作用，該如何看待“求情信”，以及圍觀者的心態？
“求情信”更像“法庭之友”
1、新京報：目前的輿論兩極分化比較明顯，支持者認為，復旦學子有權表達對“死立決”的態度。質疑者認為，復旦學子的同情心用錯了地方。你怎么看？
劉仁文：從言論自由的角度看，對同一個公共事件持不同觀點，是完全正常的。
即便在美國，盡管死刑只是作為一種極其例外的象征性刑罰而存在，但如果要判處或執行一個人的死刑，“反對死刑”和“支持死刑”的聲音都會通過各種渠道發出來。
但是，在“復旦投毒案”判決時，社會上似乎只有支持死刑的聲音，而沒有反對死刑的聲音。所以，從這個角度看，能出現這樣“救人一命”的聲音，總的來說還是件好事。
值得深思的是，我國的“死刑”有很強的文化基因。比如，盡管“求情信”出來之后引發了不同的爭議，但對復旦師生進行指責的聲音還是占很大比例的。同時需要反思的是，為什么僅僅把“求情信”寄給法院這樣一種正常的民意表達，就會受到如此大的反對？
2、新京報：簽署“求情信”的師生，是否如某些人所指責的“法盲”？
劉仁文：首先，不管是誰，都有表達訴求的權利，這和自身是否具備法律素養沒有太大關系。其次，即便是“法盲”，也不宜指責。法院應當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聽取民意，只要不是被民意裹挾。
3、新京報：國外法院如何去傾聽民意呢？
劉仁文：國外有一個“法庭之友”(或譯作“法院之友”)制度。簡單說，“法庭之友”不是訴訟當事人的任何一方，可以是任何一個組織或個人，回應訴訟雙方的當事人請求，或是出于自愿，提出相關資訊與法律解釋的法律文書給法庭，以協助訴訟進行，或讓法官更了解爭議的所在。提出這種法律文書的人，被稱為“法庭之友”。而復旦師生的“求情信”，有點像是國外的“法庭之友”。
4、新京報：有人認為，“署名者不及師生1%”，民意訴求和聯名人數有關系嗎？
劉仁文：社會關注的重點，還是應該放在“求情信”本身是不是在擺事實，講道理，有沒有證據支持，而不是關注求情的人數占多大的比例。
人數多少可以反映出部分問題，但不能作為主要指標來衡量問題。
“量刑判斷”需要回歸法律
5、新京報：我注意到一個細節，“求情信”是在上海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之后發起的。發起人之一復旦大學教授謝百三也表示“對嫌疑人林森浩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話，覺得有些不妥”，“當庭宣判”的問題怎么看？
劉仁文：我國目前強調當庭宣判，目的是防止事后暗箱操作，出現司法腐敗等現象，但我覺得對這個問題應當辯證地看。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叫作《美國司法細節觀察——與一位美國法官的通信》，專門提到這個問題。在美國有一個緩刑部門，相當于量刑建議部門，是法院的得力助手，從他們那里，可以了解到被告人的罪行及其生活狀況，如他的家庭、教育、工作，以及他的醫學或精神上的問題，還包括他的犯罪史。
按照我國法律，如果二審宣判死刑，最高院核準死刑后，七天就要執行死刑。我覺得這種制度設計不恰當，殺人還是不急為好。像這樣的案子，在開完庭后，確實要了解當事人的人格、背景如何，這樣才比較科學，防止簡單的“殺人償命”。
6、新京報：學生們提出這個訴求是否合理合法？如果有訴求，該如何表達？
劉仁文：我認為這個訴求合理合法。因為他們沒有去干預司法，只是把信寄給了二審法院，請他們考慮，便于法庭進一步了解情況，了解當事人的背景。
法官該不該收這些信、該不該納入量刑考慮的范疇？目前沒有明確規定。為了更好地吸納民意，我們應該有類似“法庭之友”的制度。例如像這樣的請求信應該有一個什么樣的門檻，由法院內部什么機構進行接收和轉發，承辦法官應否入卷等等，都應當規范化。
7、新京報：他們的訴求是否會有效？
劉仁文：至于他們的訴求是否有效，我覺得“求情信”只能供法官參考。實際上法官應該不受輿論干擾，但是在中國這種情況下，很多人會求助媒體，法官會有一定的壓力，我非常擔心一些領導看了以后給法院一些批示。
法官如果在沒有外界壓力的情況下，平心靜氣地看看這些求情信，我覺得沒有什么不妥，反而有利于他全面思考問題。就怕在中國目前的司法體制下，法官的地位不是很高，如果受到外界的壓力，不管最后的結果正義不正義，都不是法治健康運作的結果。
8、新京報：根據報道來看，是律師建議復旦學生寫求情信，讓林的家人、同學和被害人黃洋的父親溝通，盡最大努力求得他的諒解。律師此舉是否涉嫌干預司法？
劉仁文：我基本的意思是，如果律師只是給出建議，沒有問題，因為寫求情信的同學和老師還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寫信的，沒有被誰要挾、誘惑或欺騙。當然，如果律師直接或間接采取了要挾、誘惑或欺騙的手段，那肯定是違反職業道德的。
死刑之爭亟須“超越悲劇”
9、新京報：這個事件的本質，其實是民意與死刑之間的關系該如何處理，你怎么看？
劉仁文：這個問題特別復雜，民意是一把雙刃劍。有時我們看到，民意在死刑上是推波助瀾的。從劉涌案到藥家鑫案，再到李昌奎案，當事人都是因為民意而死。還有鄭州張金柱案也是這方面的典型，他說自己是被媒體判了死刑。
但也應看到，民意也救了一些人，例如吳英集資詐騙案，本來二審被判處了死刑，后來民意反應強烈，最高法院最終沒有核準死刑。
在任何一個國家，民意對司法判決都不可能沒有一點影響，但是里面確實有一個度的問題，在我國，相關規范不夠成熟，民意對死刑的影響更大。
最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民意通過一些正常渠道表達出來，法官給予考慮，至于判不判死刑，法官獨立思考。但現在我們達不到，像吳英因為民意活下來的畢竟是少數。
現在法官最怕的可能不是民意本身，而是民意通過輿論等被上級領導關注了以后，領導采取批示的方式，批給有關領導或上級，給承辦案件的法院和法官造成很大的壓力。為了仕途或前途，法官不可能不聽上級或領導的意見。
要想解決這個問題，最根本的就是上級領導和部門絕不要批示案件。
10、新京報：如果說從法律上平衡民意與死刑的關系稍微容易一點的話，那么從根本上清除“死刑”的文化基因，可能就沒那么簡單了，而這卻是民意的一個重要基礎，該怎么辦？
劉仁文：所以我一直呼吁要“超越悲劇”。我印象很深的一個例子，2000年的時候，南京市發生一起兇殺案，四個蘇北的無業青年殺了一個德國人普方一家四口。聽說這四個孩子根據中國法律將很可能被判處死刑，普方的母親在跟親友商量之后，寫信給中國法官，說不希望判處這四個青年死刑，“德國沒有死刑，我們覺得，他們的死不能改變現實。”
當年11月，由普方夫婦的同鄉和朋友發起，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國人設立了以普方名字命名的基金，用于改變蘇北貧困地區兒童上不起學的情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庭審中的一個細節給他們觸動很深：那四個來自蘇北農村的被告人都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也沒有正式的工作，“如果他們有個比較好的教育背景，就會有自己的未來和機會。”
目前世界上廢除死刑的現實和趨勢，是不是可以做一些適當的介紹和引導？絕大多數人生活在習慣中，我們的思維會受到周圍人的影響，如果周圍很多人都還簡單認為“殺人償命”，那大幅度減少死刑直至最后廢除死刑的目標就永遠無法實現。
當然，我們也不是倡導無原則的寬容，罪行必須得到嚴懲。在西方很多國家無期徒刑就被認為很重了，但在我國認為死緩還便宜他了。
如果像紀念普方那樣，就如復旦有同學說的，他們想捐款以受害人的名字來命名一個基金會，我認為這樣的方式將可以慢慢改變“殺人償命”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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