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十三五”規劃的新起點上，密集釋放的多項政策，傳遞著人民幣加速國際化的信號。
 

　　在當前全球金融市場持續動蕩的情況下，人民幣國際化既是發展經濟、實現內外兼修的現實需要，也是建立與我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相配的國際貨幣身份的長遠考慮。
 

　　在國際化過程中，人民幣“走出去”的方式和途徑是關鍵，并有必要就此作出更深入的討論。
 

　　國際需求
 

　　人民幣是中國的主權貨幣，人民幣國際化是主權貨幣的國際化，是人民幣開始廣泛進入非居民資產負債表的過程，亦即成為國際貨幣的過程。
 

　　我們通常所說的國際貨幣，需要承擔3種職能：第一是國際貿易的計價和結算工具;第二是因計價和結算產生頭寸，為安排頭寸成為投融資工具;第三是由于上述兩者，使其成為一般支付手段，具有價值承擔功能，從而成為儲備貨幣。
 

　　現在來看，人民幣正在漸進地依次承擔上述國際貨幣的職能，目前已呈現出全職能的輪廓。根據我們統計的數據，截至2014年底，人民幣躍居全球第五大國際支付貨幣，市場份額為2.17%;作為貿易融資貨幣，人民幣已經在2013年躍居第二位，市場份額8.66%。
 

　　按照國際經驗，國際貨幣一般具備3個條件：第一，主權貨幣的全面可兌換。盡管可兌換貨幣不一定會成為國際貨幣，但國際貨幣一定是可兌換貨幣。第二，國際收支逆差。國際收支逆差是滿足非居民資產負債表擁有主權貨幣的前提。盡管不需要國際收支全面逆差，但或在資本項下，或在經常項下，至少一個項下長期存在逆差。第三，有深度的金融市場：一旦主權貨幣成為國際貨幣，就意味著該國的貨幣政策亦是國際貨幣政策，承擔提供國際流動性義務，這需要該國有完善的金融體系及金融市場等金融基礎設施。
 

　　顯然，目前人民幣的國際使用并不完全具備上述條件，它構成了對中國現行金融體制的挑戰。為滿足國際需求在這一特定階段需要特殊安排，人民幣國際化由此有別于傳統路線。
 

　　如果人民幣國際化的國內條件不具備，那一定是有國際需求迫使人民幣在國際使用。
 

　　人民幣國際化緣起于上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時。那時，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亞洲地區經濟發展非常迅速，但亞洲貿易定價貨幣都是用美元。美元出問題，帶來了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叫貨幣錯配。
 

　　亞洲是經濟發展最快地區，發展中所需資本大部分是短期資本，短期資本流動性大，亞洲金融危機就是由于資金流出的本幣對外幣大幅貶值引起的，把短期資本變成長期資本非常重要。這就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亞洲債券市場形成的背景，把它變成長期資本波動。這叫期限錯配。
 

　　第三是結構錯配，亞洲是儲蓄率比較高的地區，但是亞洲的基礎設施和金融機構能力、金融市場能力相對比較薄弱。這次金融危機爆發以后，要試圖改革這樣的錯配，最合理的辦法就是本地貨幣國際化。人民幣的國際化是以國際需求為推動的。隨著“一帶一路”的發展，大量的基礎設施在亞洲興建，大量投資流向到亞洲地區，自然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契機。
 

　　此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強區域貨幣合作的要求日益強烈，以此來降低結算風險，促進本地區經濟穩定和增長，推動區域經濟金融一體化。與此同時，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其經濟規模和近年貿易地位也使其本幣具有了國際使用基礎。
 

　　外貿深化
 

　　2008年11月中國政府決定在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及廣西、云南開展針對東盟10國和港澳地區的人民幣跨境貨物貿易結算業務。
 

　　2009年7月2日，《人民幣跨境結算實施細則》公布，人民幣跨境貨物貿易結算正式展開。囿于中國的自身條件，起步是小規模，屬于探索性的安排，只涉及5個沿海城市365家企業的貨物貿易。
 

　　顯然，這既是為應對金融危機，滿足亞洲進而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又是立足中國現實，并由此開啟了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試驗性安排。
 

　　中國的對外貿易一直都保持很高的增長率，人民幣國際化應該隨之深化。2010年1月1日，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這一自由貿易區擁有19億人口，近6萬億美元GDP和4.5萬億美元貿易額。根據自由貿易區協議，大陸與東盟6國90%的產品將實行零關稅，2015年大陸與東盟另外4國將實現零關稅，貿易額有望進一步擴大。
 

　　目前，中韓自由貿易區原則協議已經達成，中日自由貿易區協定也在緊張進行中，而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已宣布要實現更緊密的經貿安排。此外，中國澳大利亞、中國瑞士的自貿區談判也已展開，中國歐盟自貿區開始前期準備。
 

　　隨著中國與世界經濟貿易合作的密切化以及人民幣國際使用的初步成功，人民幣國際化開始加速。2010年擴展到20個省份，2011年所有的省份和企業都可以使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與此同時，貿易結算不僅限于貨物，擴展到服務貿易。結算地區也不僅限于亞洲，擴展到整個世界。
 

　　人民幣國際化“始于貿易”但“不止于貿易”。這是因為隨著人民幣跨境結算的開放，因貿易在海外積累的人民幣頭寸如果沒有良好的投資渠道，將削弱人民幣使用的動力。如果人民幣國際使用不能深化，人民幣用于國際貿易的范圍就難以擴大，因此人民幣的國際使用“不止于貿易”。
 

　　在貿易結算的基礎上，為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有必要加強本地區的金融貨幣合作。2009年，中國與東盟簽署了清邁協議，進一步強化了亞洲金融合作機制。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五國也提出本幣化進程，強調加強金融貨幣合作。為此，自2012年開始，中國逐步放開資本項目本幣管制，鼓勵境內外企業使用人民幣進行直接投資。2014年又開始放開個人境內外人民幣間接投資。
 

　　2014年，隨著區域經濟合作的深化，中國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在此基礎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開始發起設立，以發展和完善亞洲金融體系，由此，人民幣國際化呈漸進深化和加速發展的態勢。
 

　　現在，人民幣國際支付的區域不斷擴展。根據SWIFT的《人民幣追蹤報告》，截至2014年10月，人民幣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總支付額從18個月前的6.2%上升至11.2%，近乎翻倍。
 

　　在161個與中國大陸和香港交易支付中，人民幣已在50個國家超過了10%。
 

　　從2013年4月到2014年10月末，與中國大陸和香港的人民幣交易支付中：德國增長了151%，加拿大增長了346%，馬來西亞增長了48%，我們預計還會進一步增長。
 

　　資本項目
 

　　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形成是由于中國主要貿易對象，尤其是對東盟國家有常年逆差。人民幣用于進口支付大于出口結算，無論上海方式還是港澳方式，人民幣流出均大于流入，這構成離岸市場形成的基礎。
 

　　與此同時，自2009年7月以來，上海方式和港澳方式的人民幣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均有進展，但港澳方式始終處于主導地位。并由此也造成人民幣國際支付地域分布上的差異。中國大陸處于下降態勢，而香港和其他地區處于上升態勢，并由此出現了人民幣離岸中心。
 

　　2010年10月始至2014年12月末，在人民幣國際支付的市場份額中，中國大陸從29%下降至3%，中國香港從68%上升至69%，其他地區從3%上升至28%——倫敦、新加坡、臺灣地區、法蘭克福和巴黎等正式成為人民幣離岸市場。
 

　　香港模式可以概括為：人民幣流出按現有機制多渠道流出，并通過經常項下多渠道流回;如果需要從資本項目下回流，則必須通過香港。
 

　　非居民持有人民幣頭寸，如同多余的流量，需要蓄積。蓄積以調節為要。徑流可以多條，但蓄積調節只能一個閘門。依此，國際收支資本項下的管制就如同水庫大壩，香港金融市場因大壩而成為人民幣頭寸的水庫，中國人民銀行和香港金管局為閘門的管理人。
 

　　而由于人民幣的蓄積，形成離岸人民幣市場，“水越大越深，魚越大”。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產品豐富化，交易頻繁化，而香港良好的金融基礎設施支持了這一市場的發展。
 

　　我們再來看上海。上海模式修筑了人民幣在經常項下多途徑流出入的渠道，從而使國際貿易商有了使用人民幣的便利性，即貿易商有選擇多種貨幣的權利，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
 

　　但是由于資本項目的管制，上海方式不能實現資本項目下的回流。如果因貿易結算在海外積累的人民幣頭寸沒有良好的投資渠道和場所，繼續使用人民幣的動力將大大削弱。上海方式貿易結算量遠小于港澳方式的原因正在此。
 

　　盡管上海是人民幣的本幣中心，但金融市場發展程度不高，金融基礎設施相對落后，這特別明顯地反映在固定收益市場上，在某種程度上，這意味著上海在岸人民幣市場的蓄積能力較弱。
 

　　根據IMF關于資本項目的定義，共有43個科目。就中國而言，大部分科目已經開放。目前具有實質性管制的科目僅有3個，并且都是涉及資本行為主體管制的，它們是：外商直接投資需要審批，境內對外投資也有限制;中國居民不得對外負債，對外負債有規模管理;中國資本市場不對外資開放，外資進入中國資本市場需要特殊的管道安排。
 

　　資本項下開放是發展中國家的必然選擇。但是資本項下開放就意味著本幣全面可兌換。而本幣全面可兌換會招致國際資本，尤其是短期資本的沖擊。國際短期資本頻繁跨國流動極易引起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的不穩定。17年前，亞洲金融危機就是例證。于是各國又傾向選擇資本管制。
 

　　人民幣的跨境使用似乎為分離資本項下開放和本幣全面可兌換提供了條件。可考慮率先進行人民幣在資本項下開放，進而考慮人民幣在資本項下的可兌換。由此，將資本項下本幣開放與本幣可兌換分開處理，將降低操作的難度，從而可規劃、可安排，人民幣走向全面可兌換有了路線圖。
 

　　抓住時機
 

　　人民幣國際化具有良好的發展勢頭。從基本面上看，較為扎實穩固。2015年中國經濟將保持7%這一中高速增長率，在全球貿易的份額仍將穩步提升。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和資本賬戶進一步開放將為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提供有力支撐。人民幣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和資本賬戶的進一步放開，在岸市場的價格發現能力進一步提升，對離岸市場的輻射傳導渠道更加豐富，將推動離岸市場的人民幣資金更加廣泛深入地融入境外實體經濟循環。
 

　　人民幣資本輸出及“一帶一路”建設將進一步激發境外的人民幣需求。今后5年，中國將向全球采購10萬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也將向海外投資5000億美元。
 

　　大宗商品市場的持續調整可能成為人民幣強化定價貨幣職能的良好契機。
 

　　中國是能源及原材料的重要消費國，與許多能源及原材料生產國在經濟結構上高度互補，如果2015年大宗商品價格延續低迷的走勢，有可能促進雙方合作，促成人民幣在黃金、石油及原材料大宗商品定價方面得到更廣泛的使用。
 

　　我們更要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抓住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有利時間窗口，在統籌國內需求與國際形勢的基礎上，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我認為，應該在建立相關管理制度的前提下，放寬境外機構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資格限制，逐步提高境內企業向境外提供人民幣和外幣信貸及融資擔保的便利程度，進一步擴大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和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主體資格，增加投資額度;逐步允許具備條件的境外公司在境內資本市場發行股票，拓寬居民投資渠道，有序提升個人資本項目交易可兌換程度，在有管理的前提下推進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可兌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