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相信，要中國經濟“芝麻開門”，口訣是“供給端突破”。中國經濟要想走出結構性困境，唯有求救于供應端經濟學，從制度突破、國企改革、減稅、活化小微企業、創造具有人氣的新型消費產品入手，從打破壟斷、消化過剩產能、控制財政赤字入手。

 　　中國宏觀政策正在遭遇罕見的尷尬。決策層在反周期政策上做得很努力，但是效果卻不彰。經濟刺激措施連續出臺，但好像是政府在唱獨角戲，幾乎得不到民間資本的響應。2010年那種政府四萬億刺激措施登高一呼，民營投資揭竿而起的情形未見到。刺激措施的乘數效應每況愈下，頗有強弩之末的感覺。政策搭配上也有意思，明明說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政策卻超穩健;明明說是“穩健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卻超積極。財政政策不夠積極，是因為財政收入增長大幅下降，地方賣地收入大幅下降，年初時預算財政赤字2.3%，如果全口徑計算，今年財赤突破GDP3%的警戒線不出奇。

 　　近十幾年，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基本上清一色針對需求端，通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來作逆周期調節，其中2005-2007年的貨幣政策收縮、2010-2013年的四萬億和斷斷續續的房地產調整為其代表作。無可否認，需求端政策在調整消費、投資甚至出口上，為紓緩中國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做出了貢獻，更曾在全球金融海嘯時起到過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逆周期政策雖然一時間墊高了需求，維持住較高的增長速度，不過久而久之也催生出經濟的失衡、錯位。筆者認為，在中國需求端政策不僅政策效用遞減，呈強弩之末態，而且對結構性調整力有不逮，甚至延緩著必要的調整。

 　　中國經濟走到今天的輝煌，三次供應端政策突破功不可沒。第一次是改革開放，從制度上突破了舊的計劃經濟的經營模式，釋放出巨大的制度紅利，提高了生產力。第二次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的經濟特區政策，與當時的全球化生產趨勢接軌，令中國制造業出現跳躍式的發展，中國一舉成為世界加工廠。第三次是中國加入WTO，一方面中國產品涌入世界各個，另一方面打通了內部市場的經絡，經濟再次騰飛。

 　　筆者認為，中國需求端的宏觀調控已經差不多走到了盡頭。不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沒有進一步的空間擴張，而是這些政策對結構性改革、推動創新創業、提高生產力、引導新需求，根本就是緣木求魚。今天中國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政府投資項目，而是民間迸發出創造性和投資激情。

 　　今天中國不是沒有需求，涌向海外市場近一萬億元的購買力就是現實存在的購買力，但是目前中國所提供的產品，無論從產品品種上還是產品質量上，均與消費者所需要的不匹配，于是出現了者去日本買馬桶蓋、去韓國做整容的現象。今天中國的問題未必是總體消費不足，而是供應與新型的消費需求不匹配。

 　　今天中國民營資本也不是完全沒有投資意欲，如果政府能夠在制度上、準入上放開，在稅率上、資金成本上為企業降低成本，只要企業可以賺到錢，民間投資自然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