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在上海舉行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全球目光聚焦于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身上，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改革進入深水期的背景下，看他如何構思央行下一步的政策導向。

 　　這位已經執掌中國央行14年的掌門人認為，中國貨幣政策仍有空間和工具，但是任何政策一旦用久了，效應就會遞減。因此，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要跟上，而結構性改革要中長期才能見效。

 　　在發言中，周小川首次提到，央行目前的貨幣政策處于穩健略寬松的狀態，同時會不斷觀察，適時調整。

　　貨幣政策：仍有空間和工具

 　　央行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1月份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3.42萬億元，分別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多1.61萬億元和1.37萬億元。其中，當月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增加2.54萬億元，同比多增1.07萬億元，創下單月紀錄新高。

 　　周小川說道，1月份部分數據確實比較高，主要是因為傳統新年的因素，因此央行一般不會對1月的數據作過分的反應，而是傾向于節后穩定一段時間后，再適度引導，“央行高度重視總需求的調控和杠桿率的變化”。

 　　同時，他強調稱，對于可能的經濟下行風險，中國仍有一定的貨幣政策空間和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中國將繼續實施穩健的宏觀政策。

 　　自從央行2015年啟動“811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經歷了較長時間的波動并一定程度貶值，中國外匯占款出現下滑跡象。

　　外匯儲備：正視波動

 　　央行公布的顯示，中國2015年12月外匯儲備3.33萬億美元，降至逾三年新低，當月外儲環比下降1079億美元，同樣創史上最大降幅。

 　　對此，周小川解釋稱，中國的外匯儲備始終在變動之中，像是水庫中的流水，上游不斷進來，下游不斷流出，外儲不會一直處于上升狀態，到了拐點之后就會下行。“資本流動多數情況都是正常的，但是我們也理解社會對于外匯儲備下降過快的擔心情況。”

 　　央行表示，現在外匯占款已經不是對資本流動的真實反映，2016年初，央行將“外匯買賣”調整為“中央銀行外匯占款”，不再包含金融機構從事外匯買賣而占用的人民幣資金。

 　　周小川稱，如果對中國的結構性改革有信心，那么資本外流現狀就不會有問題。他強調，“不會因為資本流動的狀況，決定中國的宏觀貨幣政策。”畢竟中國是經濟大國，還是會維持穩健的貨幣政策。

 　　對于外匯儲備合理規模的理解，周小川認為衡量的主要指標是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要正確，國際上的資本流動狀況也要關注。應對的方式是，國際上加強政策協調，減輕溢出效應。

　　人民幣匯率：不會持續貶值

 　　他還明確表示，人民幣沒有持續貶值的基礎，中國仍有大量經常賬盈余，通脹率低。中國的人民幣匯率還是參照一籃子貨幣匯率，美元仍是最主要的貨幣，仍會起主導作用。人民幣匯率目前還是依賴央行公開市場操作，來作為利率區間的中間值，未來要逐漸建立利率走廊。

　　供給側改革：果斷前行

 　　周小川表示，供給側的改革是中國經濟改革正確的方向。“我們不能縮手縮腳，對中國的供給側改革還是要果斷進行，出了問題在可以彌補。”

　　在他看來，當前關鍵問題還是中國經濟的基本面，解決了這一問題，局部的市場波動就會回歸正常。

 　　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提到，中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特別關注改革順序和配套政策。在經濟比較蕭條階段，如果有空間，要先選擇帶有擴張性、見效快的措施，如簡化行政審批、針對性減稅、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等。“中國目前還有財政空間，今年赤字率會進一步擴大。”

　　債務問題：值得警惕

 　　對于中國快速上升的債務問題，周小川表示，非常重視并進行了深入研究，“中國的債務水平確實偏高，而且在上升，我們也需要警惕。”他說。

 　　但是否債務超過某一水平就會出現問題，他認為每個國家面臨的情況并不一樣。中國的特殊性在于，中國的儲蓄率非常高，可能達到50%。如果這些自愿形成的儲蓄通過銀行使用出去，也會形成債務。

　　房地產加杠桿：加強銀行監管

 　　至于中國目前是否存在房地產加杠桿的問題，周小川回答稱，中國作為改革轉軌國家，過去是分房政策，房地產起步較晚，現在是大力發展住房貸款的時候，中國的住房貸款在總貸款中占比非常低。在銀行看來，個人住房貸款是比較安全的信貸。

 　　從宏觀審慎角度來看，以后要加強對于銀行總體的考核，對于不同客戶有一定的靈活性，同時監管部門對于銀行也有更加嚴格的監管。

 　　此外，周小川還透露，央行正在研究金融監管體制的調整，而調整中的一個重要考慮是是否有利于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的執行。

 　　他認為，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執行并不一定要求監管體制改革，中國的金融監管體制在危機中也會表現出令人不滿意的地方，中國的金融監管體制有做出調整的壓力，“目前正在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