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公元712年─770年），字子美，盛唐大詩人。原籍湖北襄陽，生于河南鞏縣的瑤灣。他出身于一個「奉儒守官」并有文學傳統的家庭。其十三世祖杜預是西晉名將，祖父審言是武則天時著名詩人，父閑曾為兗州司馬和奉天縣令。杜甫曾居長安城南少陵，人稱「杜少陵」。唐肅宗時，官左拾遺。后入蜀，成都友人嚴武推薦他做劍南節度府參謀，加檢校工部員外郎，故后世又稱他「杜拾遺」、「杜工部」。

　　

杜甫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一生寫詩一千四百多首。其經歷和詩歌創作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杜甫三十五歲以前，即唐玄宗天寶四年（公元745年）之前，是他的讀書和壯游時期。這時正當開元盛世，他的經濟狀況也較好，過著「裘馬清狂」的浪漫生活，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詩人從小就「好學」，七歲時已開始吟詩，「讀書破萬卷」、「群書萬卷常暗誦」地刻苦學習，為他以后的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多年的「壯游」。杜甫先南游吳越（今江浙一帶），后北游齊趙（今山東北部、河北南部）。其間曾赴洛陽應舉，不第。游齊趙時，先后結識蘇源明、高適、李白等人，并和李白結為摯友。杜甫此期詩作現存20余首，多是五律和五古，以《望岳》為代表。

　　

杜甫三十五至四十四歲，即唐玄宗天寶五年（公元746年）至十四年（公元755年），是他的困居長安時期。這一時期，杜甫窮困潦倒，他先在長安應試，落第。后來獻「大禮賦」三篇得唐玄宗賞識，命宰相試文章，但均無結果。他不斷投獻權貴，以求仕進，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直到天寶十四年十月，安史之亂前一個月，才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之職。仕途的失意沉淪和個人的饑寒交迫使杜甫比較客觀地認識到了統治者的腐敗和人民的苦難，使他逐漸成為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杜甫的創作也發生了深刻、巨大的變化。這期間他寫了《兵車行》、《麗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批評時政、諷刺權貴的不朽詩篇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的警世之句。其中《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尤為著名，標志著杜甫經歷十年長安困苦生活后對朝廷政治、社會現實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此期流傳下來的杜甫詩作大約100首，其中大都是五七言古體詩。

　　

杜甫四十五至四十八歲，即唐肅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是他流亡和為官時期。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唐玄宗奔蜀，肅宗即位，安史叛軍到處焚掠，田園荒廢，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杜甫把家安置在□州，獨自北上靈武投奔肅宗，中途為安史叛軍俘獲，押到長安。他面對混亂的長安，聽到官軍一再敗退的消息，寫成《月夜》、《春望》、《哀江頭》、《悲陳陶》等詩。陷叛軍中近半年后，他冒死從長安逃到鳳翔肅宗行在，被授左拾遺。但由于「見時危急」，忠言直諫，上疏為宰相房□事，幾近一死，后又被貶華州司功參軍。此時期的杜甫，對現實有了更清醒的認識。他用詩的形式把他的見聞真實地記錄下來，成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別」。公元759 年，關輔大饑，杜甫對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辭官，經秦州、同谷，于年底到達成都。此期流傳下來的杜甫詩作200多首，大部份是杜詩中的杰作。

　　

杜甫四十九至五十九歲，即唐肅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唐代宗大歷五年（公元770年），是他的西南飄泊時期，也是他生命的最后歲月。杜甫攜家來到成都，經友人嚴武推薦，他做了劍南節度府參謀，加檢校工部員外郎，過了一段比較安定的生活。公元760年春，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并斷續住了五年。后嚴武入朝，蜀中軍閥作亂，他漂流到梓州、閬州，后返成都。公元765 年，嚴武去世，杜甫失去憑依，舉家離開成都再度飄泊。他因病滯留云安，次年暮春遷往夔州。在夔州住兩年，公元768年出峽，輾轉江陵、公安，于年底達岳陽。杜甫生活的最后兩年，居無定所，飄泊于岳陽、長沙、衡陽、耒陽之間，時間多在船上度過。公元770年冬，杜甫死于長沙到岳陽的船上，年59歲。逝世前作36韻長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有「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之句，仍以國家災難為念。這11年，他寫詩1000余首（其中于夔州作430多首），占全部杜詩的七分之五強。多是絕句和律詩，也有長篇排律，其作品有《水檻遣心》、《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病橘》、《登樓》、《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登高》、《秋興》、《三絕句》、《歲晏行》等大量名作。

　　

綜觀杜甫的一生，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并且有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所以其詩歌創作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始終貫穿著憂國憂民這條主線，并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一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

　　

杜詩風格，基本上是「沉郁頓挫」，語言和篇章結構嚴謹又賦予變化，講求煉字煉句，窮絕工巧。同時，其詩兼備眾體，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藝術手法也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

　　

他的五言古詩善于描寫社會的動亂、民生的疾苦和個人的飄泊，融感事、紀行、抒懷于一爐，博大精深，無施不可，開唐代五古境界，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羌村》、《贈衛八處士》、「三吏」、「三別」。七言古詩長于抒寫情懷，申述政見，感情豪放、沉郁，風格奇崛拗峭，如《醉時歌贈鄭廣文》、《洗兵馬》、《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歲晏行》等。

　　

他的五、七言律詩感情深厚，格調精深，功力極高。五律如《春望》、《天末懷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檻遣心》、《旅夜書懷》、《登岳陽樓》，七律如《蜀相》、 《野老》、《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宿府》、《白帝》、《諸將五首》、《秋興八首》、 《登高》等，唐人律詩很少能超過它們。杜甫還創作有許多五言排律和幾首七言排律，對排律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的絕句數量不多，但質量上乘，即景抒情，反映時事，并開絕句中議論之體，別開異徑，貢獻頗大，堪與唐代的絕句名家媲美。

　　

另外，杜甫還繼承了漢魏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擺脫樂府古題的束傅，推陳出新創作了不少「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對后來元白的「新樂府運動」產生了積極影響。其著作有《杜工部集》。

　　

杜甫一生潦倒，其詩「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杜甫《南征》）。但死后受到樊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揚，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并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宋以后，杜詩受到更加廣泛的重視。王禹、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人對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則更以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的精神力量。杜詩的影響，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范圍。研究資料近千年來，治杜之風不絕。

　　

杜詩內容廣闊深刻，感情真摯濃郁，藝術上集古典詩歌之大成，并加以創新和發展，在內容與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詩歌領域，給后世以廣泛的影響，杜甫也被后人尊為「詩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