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網絡推手“秦火火”和“立二拆四”因為造謠被抓3天后,《新聞聯播》報道稱,大V的轉發“加劇了謠言傳播,謠言的副作用被數倍放大”,同時一個標志性微笑出現在屏幕上——李開復微博主頁的截圖。
將近8點,創新工場新聞發言人王肇輝在微信上收到消息,當他撥通李開復的電話時,李的第一反應是:“啊,你還看電視啊。”
不看電視的李開復在新浪(81.46, 1.46, 1.82%)微博上還有五千多萬粉絲呢,隨后他發了兩條微博:
——【我愛微博】我四年堅持每天寫微博,是希望通過分享來幫助社會進步。我分享:創業模式、科技趨勢、國外案例、投資理念、職場建議、學習成長、育兒訣竅、熱點點評、輕松內容。我深信傳播正能量的重要性,我認為批評才會帶來進步,我堅持就事論事不站隊,我同意影響力越大責任越大,我反對造謠亂扣帽子。
——【用大數據技術抓造謠傳謠者】建議有關單位:1)請新浪恢復所有被刪除的微博和轉發,以免毀尸滅跡,2)用過去舉報證實的謠言和有關單位認為最嚴重的謠言為種子,尋找打造大數據謠言集,3)分析轉發途徑,僵尸賬號,公正評估出最大造謠者、最大推手策劃、最大傳謠者。我愿意參與這樣的一項技術工作。
第二天,他一臉輕松坐在我面前。王肇輝在一邊解說:開復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的人。
這是我第三次采訪李開復先生。笑容里沒了“精準設計過”的程序感,他用清淡綿軟的臺灣腔說:我就是一株無害植物嘛。
他面容白皙,十幾年不變的發型一絲不茍,坐在玻璃隔斷的辦公室里,有問必答。背后是淡綠的墻,全家福擺在邊上,一家人臉上都掛著甜蜜。
也許自己并不承認,作為著名青年導師和微博大V,他的標簽包括心靈雞湯、公知、成功學……有人譏諷,不過是“小清新”。求是理論網一篇文章的作者可不這么認為,他對李開復的定性是:“憲政思潮”的核心骨干,雇水軍攻擊黨和政府。
“造謠。我既不是什么憲政骨干,也沒雇過水軍。”
我問李開復:“發那兩條微博,有人說是在求饒?”
“求不求饒,可以看我一個月的微博后再說。”
話不說滿,但自信依然。他一如既往表達樂觀——“我是無可救藥的樂觀者。大家都好好參與,未來就會更美好。大家都悲觀,都退出,就會更悲慘。所以一定要抱著正向的理念去參與。”
兩天后,風云突變,薛蠻子嫖娼被捕的新聞搶盡眼球。某大報發起的投票結果流傳開來,“哪個大V轉秦火火造謠次數最多?”10個選項中,李開復得票位居第二,僅次于薛蠻子。
“管他呢,我自己先去”
李開復,網絡上最有話語權的人物之一。當他出現在你面前,總是保持著中庸的克制。“你有沒有轉發秦火火的微博?”
“99.9%沒有。”
“你跟方舟子吵過,大家都很怕跟他纏上。”
“不能說我沒責任,他確實找到了不嚴謹的地方。”
他明白自己的優勢,“我是有分寸感的人。”
從擔任微軟(32.93, 0.13, 0.39%)中國研究院院長開始,這是他中國故事的第15個年頭。一路危機相伴,一路闖關克服。消除了微軟“人才圈地運動”的質疑又打贏和微軟的官司;在Google和中國政府之間,他來回周旋,雙方都信得過他;谷歌(886.11, -1.65, -0.19%)撤離前,他轉型辦起創新工場;外界說他“很難成功”、“開始復制”,他轉眼躋身超級天使;當人們贊美科技進步,驚嘆圍觀改變中國,昔日青年導師已升級為微博意見領袖。
微博世界里,唐駿被方舟子打得灰頭土臉,他則挺過方舟子的質疑風波。后來連方舟子都在罵戰中氣憤退出新浪,他依然勤奮經營。作為一名臺灣人,他的粉絲是臺灣人口的兩倍多。
李開復似乎下定扎根決心,辭了頂級跨國公司高管,棄了美國身份。“中國才是華人真正的土壤。”他說。
1998年夏天,他約見十幾位華裔學者,發出幾十封電子郵件,但沒人與他同行中國。一位朋友說:“你知道為什么美國的中國人那么優秀么?因為優秀的中國人都出來了。”另一位說:“回去?整天就要和官員打交道,賠笑臉,說好話。”
李開復對微軟副總裁里克·雷斯特說:“管他呢,我自己先去。”
僅有6名成員的研究院剛一成立,就有三百多人參加慶典,其中院士18位,教授56位,還有29名官員,一百多名記者則默默察言觀色。著名記者凌志軍記載“李開復知道自己正在步入一個錯綜復雜的世界,其成功與失敗,將不再僅僅取決于純粹的技術和他個人可以控制的因素,而是取決于一些很有中國特色的糾葛。”
慶典后,李開復做了兩件事。一是致函官員表達謝意,二是訪問大學。研究院掛牌第二天,他就開始了和學生的聯系。他不把提交簡歷的學生看作是來懇求他的,正相反,他來到中國就是為了尋找他們。
在中國,“科教興國戰略”已實施了3年。在出國熱、外企熱出現后,“人才”又被反復言說。世紀末,年輕人急切想打開自己的眼界,“與世界接軌”。一年前,比爾·蓋茨在清華大學的演講受到英雄般的仰慕,一年后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京城內外聚集著憤怒抗議。北京各個大學計算機系的學生,也在自己的學校里面貼標語,其中一條這樣寫道:“抵制美國貨,計算機除外!”
“我們把最新的技術教給中國的年輕人,幫助他們寫論文、做研究、出國、出名、讀博士。”李開復感慨這段時光,“到處都受歡迎。”
開復老師
2000年,李開復帶著兩年中國經驗回到微軟總部,升了職,還寫報告闡述如何在中國成功:“在中國,政府處于核心地位。理解政府如何運作,以及如何與政府建立良好的關系是關鍵的第一步。”
“與政府高層的關系尤為重要。然而項目實際的規劃、啟動和執行者卻是中層干部。在獲得中央政府的首肯之后,由地方政府來決定當地的采購方案……如果不能建立全方位的政府關系……將注定不能高效運作。
“法律的精神可能比法律的條文更重要。在中國,法律條文往往寬泛而含糊。法律在不同部委、不同行業的解釋往往不盡相同。一個有著良好政府關系的企業將會被友好地告知法律的變動、法律條文對企業業務的影響,以及得到如何理解法律條文的建議。不注重政府關系的企業將會成為他們自己無知的犧牲品。”
他相信中國崛起,也提醒微軟:想象一下,13億人的市場!
他陪比爾·蓋茨訪問中國,幫助他改善和中國政府因盜版產生的緊張關系,也提醒外企不要高傲自大。2003年非典時,他還建議微軟CEO鮑爾默飛赴北京表示同情和支持。 南方人物周刊版權所有
和學生的關系則發展為自我品牌和事業。他創建“開復學生網”(我學網),給50萬用戶答疑解惑。那些年里,跨國公司還是“美國夢”的載體,而聰明、勤奮、履歷豪華的李開復,自然被中國青年當作成功的藍本。
不過,李開復說,關注學生是想改變他們迷茫的價值觀、名利心、關于成功的一元化標準。
他給李嵐清寫信談教育,受到了這位主管教育的最高官員接待。給中國學生寫7封信,講誠信、講追隨自我,也講比爾蓋茨、喬布斯們的勵志故事。
網站和信件受到大學生熱捧,但他卻遭到微軟本部的質疑——這和業務有什么關系?Google卻看中了這一點,為得到這個去中國任大中華區總裁的機會,他不惜和微軟對簿公堂。他在自傳里說:“與其在一個龐大機構里當一個隨時可被替代的光鮮零件,我更愿意利用深刻理解中國和美國文化的優勢,在中國做創新工作。”
啟動開復模式
“用PR(公共關系)影響HR(人力資源),用HR做PR,用人才和創新去打動中國政府做GR(政府關系)”,互聯網觀察者林軍概括李開復的邏輯,“PR、HR、GR三位一體,一旦啟動開復模式,李開復是無敵的。”
故事是從32場巡回演講開始的。2005年,官司還沒結束,李開復已飛往中國,每天一場演講,采訪、會面、交流。隨后出版新書《做最好的自己》,銷量超過一百萬冊。此行吸引了足夠多的媒體目光,王肇輝說,正是在此時,李開復成為了公眾人物。
不過,更難的問題正在等著他。李開復如何溝通Google 和中國政府的關系?
李開復在報告中釋放信息:Google來中國賺錢了。官方接收到信號時,似乎松了口氣,“終于長大了,派了個成年的負責人。”困難比他想象的大得多。“不斷找線”,這就是往后4年李開復的角色。“一個線是谷歌,一個線是中國政府,線一轉,我就得重新找空間。”
“妥協了才有空間發展產品,讓中國網民有機會接觸更多的新聞、思想,最終制度一定是因為網民要求而修改,而不是靠一個傻傻的外企去抵制。”在審查問題上,他最終說服了總部適應中國法律。他提出方案:告知用戶搜索得到的是不完整結果,在頁面上設置鏈接按鈕,可以切換至完整頁面,并且不把客戶信息存在中國。
“妥協的標準是什么?”我問李開復。
“如果妥協了,未來會不會更好?網民能看到更多信息,以后會要求更多自由。那就應該做。”
李開復維系著緊張的平衡,他也慢慢讀懂了中國政府機器的運轉:“中國政府無統一利益,只有具體的部門利益:商務部、外交部希望外企發展好,國新辦在乎網上言論的和諧,公安部想要打擊違法犯罪,工信部負責行政審批……要去了解這個部門的頭是怎么想的,往往可以從過去的履歷看得出來……”
理解規則,并不意味著可以入鄉隨俗。請官員吃飯不能超過30美元、送禮不能超過20美元,Google有著一套嚴格的規定。李開復堅持不送禮、不吃飯,“要不然太丟人了。”為適應中國式競爭,他還曾建議“購買流量”,卻遭到總部拒絕。最后他動員工程師去大學演講,上電視節目,吸引用戶。
Google在中國市場的占有率逐步提高,在移動搜索、地圖應用上成了行業老大。隨著2008年奧運會來臨,國家形象也日益開放。互聯網管理者展示出配合意愿,Google逐漸被政府認可,李開復成了各種國家級會議的座上賓。關系最融洽的時候,他被邀請參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他成了雙方都信得過的人,“他們知道我不是個搗亂的人,兩邊都知道我想把這件事情做好。”
難以維持的平衡
奧運會之后,形勢突然轉變。YouTube、Facebook(45.07, 2.56, 6.02%)等網站相繼無法打開。一個受訪者回憶,官方要求取消那個妥協方案里的鏈接按鈕,李開復帶著幾套方案飛回總部,希望能把按鈕藏在二級菜單,可總部也態度強硬,絕不妥協。“即使搜索份額下降,也毫不在乎。”
回中國后,更多危機隨之而來。2009年6月,李開復到北京一家事先約定的酒店。推開會議室大門:十多位來自中國互聯網監管相關部門的官員等待著他。他被通告Google涉黃,隨后他被要求遞交道歉信。
不道歉直接得罪政府,關系惡化后今后更難相處。正式道歉等于承認觸犯了中國法律,Google就要去美國相關部門“自首”。
“最后我們就寫了‘非常遺憾,對于貴國的法律和法規有了錯誤的認識’,中國人看起來就覺得道歉了,英文就是‘Misunderstanding of Your Law’,留有想象空間。”李開復擺擺手說,“你說做這樣的事情有成就感嗎?”
牌照門、涉黃門、漏稅門,李開復吃力地闖過一個個關卡,“把一只手一只腳綁著跟百度(143.81, 1.22, 0.85%)競爭”。“中國互聯網會越來越開放”似乎已是無法兌現的幻想,總部對李開復逐漸失去信任。
官員倒是對他仍有好感。一名受訪者提供了一個細節:涉黃風波最嚴厲時,李開復在某部門遭到嚴厲的訓斥,當他灰頭土臉地走向停車場時,身后傳來了渾厚的男中音,原來是剛訓斥他的官員:“開復留步,剛才跟你談的都是工作,稍微嚴肅了一點。我兒子是你的粉絲,來來來,這是你的幾本書,給我簽個名。”他們偶爾還會請李開復為其子女輔導和指點。
另一次,一名副部長到Google總部訪問,向他們稱贊:“李開復是我見過的最理解中國的商人,既能夠很好地代表貴公司的價值觀,又很理解中國的現狀,我希望他可以繼續做下去,無限期。”
4年過去了,李開復發現“政府對Google的信任從很低到后來變得中上,又回到很低的狀態”。本土互聯網企業擺脫了幼稚的模仿,開始快速崛起,騰訊(410.4, -8.40, -2.01%, 實時行情)市值曾經只有微軟的百分之一,現在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互聯網公司。跨國企業的光環隨之褪色,馬化騰、馬云等本土企業家的奮斗史,被塑造為新的青年神話。
“自主創新”口號日益響亮,李開復研究政府五年規劃,“對中國自主創新,Google是逆著來。現在我就順著來吧。”他又想起青年導師的身份,于是“所有的點連起來”,就有了創新工場,一家做早期投資和創業平臺的新公司。剛剛熬過風波的李開復再次吸引了媒體目光。他出書,演講,一路被熱捧。這次的主題是:創新。
在中國“創新”與創業
“李開復在中國創新史上地位如何?”我問謝文,他是中國最知名的互聯網觀察家,曾經擔任和訊網CEO和雅虎(30, 0.38, 1.28%)中國總經理。
“零。”
我有些許驚訝。《時代》周刊將李開復評為影響時代100人時,“創新”還是關鍵詞。采訪時,李開復對我說:“創新應該說是我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幾個關鍵詞之一,從博士論文到微軟,從自己創新到帶領團隊創新,再到幫助年輕人創新,再到詮釋中國式創新。”
“中國的迭代式創新,把不同的靈感匯集起來,解決用戶一些問題,進行一些小創新,不斷地升級和迭代,讓產品越做越好。最好的創新模式已經不是把自己鎖在屋子里拍腦袋拍出一個東西來,丟出去讓大家一陣震撼。”
可按照謝文的定義,這并不能稱為創新。“創新本身具有真正的顛覆性”,他說李開復更像是布道者:“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貢獻情懷、鼓吹創新、介紹美國社會、介紹創新成功或失敗的經驗教訓、讓創業公司起步更順利,他對創新的作用是間接的。”
謝文說:“1999年以來,中國互聯網業有太多人打著扶植、孵化培育創新的旗號,把大量的錢財物直接或者間接弄到一批腐敗官員親朋好友手中。有的披著創新的外衣搞土地房屋優惠政策,現在還有政府搞的創新基金,直接投資,這十幾年下來成績是零。不要說偉大創新,就是應用級的,甚至是抄襲級的山寨級的,也找不到一例。”
在這種環境下,謝文認為李開復帶來了現代企業的游戲規則和人文的素養。“李開復想跟政府要特殊照顧,要批文,要站臺——弄個市長副市長、弄個部長副部長給他站臺非常容易。但他基本不干這些事。”
王肇輝則說,李開復仍延續Google作風,不越界,偶爾過節時給政府官員送去臺灣手信,也因過于廉價,被退回來了。
“在一個投機盛行和抄襲過度的社會里面,把他作為中國過去15年創新的標桿或者旗手——李開復被放大了。”這是另一名網絡觀察者的觀察。
不斷有地方政府邀請李開復開“分店”,給予優惠支持,但有人指責李開復抄襲,他們說,李開復“開始復制”了。
另一重質疑指向他的背景:在美國成長,脫離了大企業的人,在中國創業能成功嗎,能幫助他人創業嗎?
用李開復的話來說:從創新工場開始,國外背景已經不再為他加分。
對跨國企業的崇拜消退了,本土企業的崛起帶來對本土邏輯的推崇,一片野蠻生長中,中國式成功不僅變得自然而然,甚至還具有了獨特的合理性。
“微信不是第一個推出點對點功能的,也不是第一個把通訊錄變成社交鏈的,但首次把它們結合了起來,”李開復說,“中國的創新模式是強執行力的迭代系統,微信、百度成功,沒人再說他們是抄襲的。”
至于創新工場是否成功,李開復擺出數據講道理:投資53個公司,二十多個拿到A類融資,估值都在5000萬到1億美元之間,用戶量均超千萬。“今天誰還會來質疑我們呢?”
“所謂的外國光環我已經不在乎了,”李開復遞給我一張名片,“上面連博士都沒有了。我就是我。”
在創新工場,李開復再次扮演平臺角色,“我們既是投資人,也被別人投資。我會盡力地去滿足、盡力地去平衡三方的利益,還有三方的需求。”
啪啪的創始人兼CEO許朝軍告訴我,投資者李開復給予他足夠的信任。2011年許朝軍從盛大邊鋒出來時,是個明星創業者,但他選擇了李開復——他們都堅定地看好移動互聯網的未來,而作為青年導師,李開復個人品牌對迅速積累用戶將有幫助。
“創新工場模式對創業者是利好的,”許朝軍說,“以前最好的創業者找VC,吭哧吭哧做好產品,他們還要給你砍砍價。給一點錢,占一大股。現在最好的創業者去創新工場。等到VC來接盤。發現價格很高,還不得不投。不投就沒了,因為上游已經卡死了。”
許朝軍總結,“中國創業環境就像非洲草原。”在北京798藝術區的下午,他描述了創新工場創業者相互感染的雞血狀態,那些“翻身做主人”的集體喜悅,以及對青年人的感召。
一位創業青年對我說,李開復被他所孵化的團隊視為“撲克牌里的K”,“不可質疑的一號人物”。在創業夢想、人生價值的感召下,他就像“進入了傳銷(組織)”。每天每個人都在說創新創意頭腦風暴。可到產品階段,“微調”往往就代替了“創新”。搶先吸引用戶、占據市場才是第一要務。
5月,我和李開復去許朝軍的公司,一群創業青年圍繞在他身邊,興致勃勃談科技和構想。李開復散發出一種特別的領袖氣息,討論起某個產品,他提出建議:和明星合作,讓產品進入演唱會,讓現場觀眾無法拒絕地安裝使用……
李開復使用自己投資的產品,四處分享產品帶來的便利和體驗;他用投資的產品幫助自己做社交媒體,獲取影響力,然后分享獲取影響力的方法;他在微博上廣交朋友,從企業家到明星到草根,“每個做出來的賬號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朋友多了,有些人成了他們的用戶,用戶又帶動用戶;有些人成了合作者;有人是投資者,還有人成了被投資的對象。
微博給生意帶來什么影響?李開復說,“傳播的是我個人的品牌,也傳播了中華文化的品牌,也傳播了我們的投資理念、對技術的認知,還有一些投資的公司。”
他也會說,目的是為了世界更美好,其他都只是順帶的。商業利益固然存在, “世界因我而美好”的信念也足夠懇切。更切合的詞匯也許是,雙贏。
微博的暴力總比街上的暴力好吧?
“陌生人見到我常說的第一句話——2002年:我在《對話》看過你;2005年:我看過《做最好的自己》;2009年:我看過《世界因你不同》;2010年:我看過你的微博。”
在《微博改變一切》的扉頁,李開復這么寫。他花一年多時間,把粉絲漲到兩千多萬。“逐漸失去了國外的光環”的日子里,他用微博的成功延續了中國影響力。
“因為我寫了那么多本書,有一批讀者,他們構成了我的初步粉絲。”從此他將微博變成生活,勤奮、執著、規律、風雨無阻。他也津津樂道如何使用自己投資的產品,以更精準捕捉熱點獲取關注。當這些工具化的營銷思維引起媒體好奇報道時,他的高興溢于言表,“免費給產品做了廣告。”
也許是意料之外的收獲。微博幫他從北京走向了中國,“一開始是微博打拐,之前也有可憐的小孩找我要錢,但不知道有集團化的操作;宜黃事件是第一次知道拆遷、自焚。”
他輕輕帶過看到這些社會新聞的感受,說和所有人的情感反應一樣。“我想幫助弱勢群體,這是我想做的許多事的一部分。”
很難從他口中聽到激昂飽滿、充滿道德感的詞匯。
“我在學習”,這是李開復的思維。“7·23”動車事件時,他整整一天都在關注和直播。這是他學習之后的實踐——如何改變世界。朱令案重新引起關注后,微博評論全部是“朱令的事情發生了,快點這個網站到白宮注冊”,李開復就也發了微博:“我微博的評論怎么這樣啊?你們千萬不要去看。”網友被以這樣的方式引導了。“可我也什么都沒說哦,”他說自己的心得。
盤點微博大事記,他拿“性價比”的尺子復盤每一件事的價值:知道會禁言就不發了,事情沒有因此而改變。抵制《非你莫屬》,其實三五條微博就達到批評目的,之后是花80%的時間做20%的效果,后來就是情緒較真了。嗯,動車事件做得比較好……
我一度懷疑“讓世界更美好”只是空洞的說辭,仔細辨析,確有價值支撐,李開復表現出統一,只是對他而言,那些價值也許是無需多言的常識。
宮玲是臺灣資深媒體人,外省人,從臺北到北京,她有許多感觸:“很多事情你在大陸可能已經習慣了,但臺灣人的權利概念會有‘你怎么可以’。……看到大陸人過得不好,會忍不住做事,忍不住說話……臺灣第二代的外省人在其父輩的影響下對大陸有一種責任感,這種責任感不是說要收復它,而是希望它很好。”
她說李開復在普及知識。“作為知識豐富的人,他的普及比大陸有些每天慷慨激昂喊口號的人更加有說服力……隨著影響力變大,走著走著就會觸及底線。”
他的微博賬號今年被禁3天,這被視為一個轉折點。在導師之后,他又多了“公知”的帽子。可鑒于專業水平和對它被賦予的新內涵,李開復不認領。
對時政社會的發言日益增多,被刪除的微博反而少了,他說他在探索試驗那條線。在未知中尋找確定,倒是理科男的思維。還舉報過幾個人,只是想知道新浪會怎么處理。
如何處理商業與政治?他避開政治詞匯,說就事論事,對社會發言。他說有分寸感,“分寸感和謹慎小心是兩回事。分寸感是你能夠理解不同的人的不同看法,知道事情的后果和前提,要不要去做是另一回事”。
日漸走向公共領域,既是價值選擇,也有現實基礎。“慢慢的,微博上只有兩種東西才可以在上面生存,一個是商業營銷,二是政治歷史、社會關懷。他可能覺得到了說話的地步。”宮玲分析“商人-公知”們為何受追捧,“因為大陸人比較欣賞有錢人啊。有錢人說的話就有道理。其次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沒法再微博了,輪到了溫和的他們……這仍是有代價有風險的,最聰明的在商言商了。”
幾天前,當我問起學者傅國涌微博生態,他說并不關注大V們,但他提醒,大V并不具有本質意義:“粉絲大戶不決定于個人,而決定于新浪。他把你放在前面,你很容易成為大戶,他們不代表民意,更代表商業。有的人永遠成不了大戶,遮蔽你,不給你加粉,這背后又是什么?”
在這情緒集中地,謠言,反謠言,反謠言的弦外音、反弦外音交織在一塊——這不過是長年話語糾結的一角。它一面被警惕收緊,一面又讓人心煩氣躁。我見過許多人,不是被擠走了,就是終于沒法忍受而出走。
聽我說起這些,李開復只是繼續說溫和、理性、樂觀及強大的內心。“微博只是一面鏡子,社會怎么樣,微博就怎么樣,微博的暴力總比街上的暴力好吧?”
他本來就情緒穩健,意志也相當頑強。曾經及現在的員工都說,從未見李開復發脾氣。
被方舟子質疑時,他一時高調應戰,自信和唐駿完全不一樣。可戰爭升級,要求道歉的聲音不斷涌來,最終還是去美國找來證明,也道了歉,承認“虛榮心”,終于過了這一關。
為什么道歉?“你只要犯一個錯誤,無論多大,”李開復解釋說,然后又加了一句,“我昨天發了一條微博,寫錯了一個字,我也道歉了,那是應該的事情。”
攝影師拍照,邀請他戴拳擊手套,起初是拒絕。他不喜歡暴力、無需發泄、也不符合溫和的形象,最終望向王肇輝,“批不批準是他說了算。”王肇輝開腔了:就當作是和水軍的戰斗吧。李開復乖乖戴上手套,主動配合著蹦蹦跳跳。
罵戰頻出,生態嘈雜,他被質疑為什么一上微博就自動粉他,戀童、間諜……他依然不溫不火地回應。說起來倒像不值一提,“現在也都習慣了。”
家人不理解“好好先生”李開復為什會挨罵。他們有時講起家族的故事——當年留在大陸的伯父被槍斃了,祖母被餓死了。他們對李開復說,我們幸運躲過災難,就當作是對他們的補償吧。
未知的線
5月,我隨李開復參加美圖秀秀手機發布會。徐小平等投資人也來了,徐小平在臺上快樂哼著歌,李開復則抽空在啪啪上廣播了發布會,兩個產品他都投了錢。
會客廳里,一排白衣飄飄的女模特舉著手機,熱情招呼著客人們合影。人來人往,談笑風聲,相機聲手機聲咔咔響個不停。一直埋頭玩微博的李開復突然逃出來,低聲對我說:“到處都是陷阱啊。”對他這種謹慎迂腐,我笑出聲來。
“我一直愛惜名聲超過愛惜別的事情,地位、金錢。”第四次采訪李開復,他口吻甚至有些傷感。
8月25日凌晨,看到孔慶東發布微博說薛蠻子因為嫖娼被拘,他以為“又造謠”。接著是香港《大公報》發布消息,到了晚上嫖娼消息上了央視新聞。29號,新華社發文談薛蠻子跌下道德神壇的警示。30日,《新聞聯播》花去十分之一的時間,談嫖娼案細節和薛蠻子的嗜好。
“他一個口沒遮攔的老先生……”李開復欲言又止,“20年來沒有見過類似這樣的事情。”
幾天前,當我試圖找一名企業家談談李開復時,他在電話里有些猶豫。最后他說,兩個大V(注:指他本人和李開復),這么相互吹捧不太好吧。
最后一次見李開復,氣氛略有沉重。他敞開自我,細數歷次危機,還回憶回中國前的那場訴訟,那時他想著只能贏,否則將是身敗名裂,后來也明白了對于不可控之事,只能釋然。
作為一名理工男,他還是請了兩家數據公司,幫他檢測轉發秦火火們的微博。他為我詳細講解檢測原理,突然感到荒誕:對一個小混混,竟也要這樣認真對待?
李開復從前就思考過墓志銘。開始的設想是:“科學家、企業家,他經歷多家頂尖高科技公司,把繁雜的技術轉化成人人可用、人人獲益的產品。”后來改成了“熱心教育者,通過寫作、網絡、演講,他在中國崛起的時代,幫助了眾多青年學生,他們親切地呼喚他‘開復老師’。”
現在他說,這些終將淹沒在歷史中。一個人的名聲有什么價值,一百年以后誰會記得?“假如我繼續做的事有正面的效果,但是我被搞臭了,形象破滅了,我會毫不猶豫地繼續做下去,這是很值得的交換。” 但他也說了,“我是不跨線的人。”那是可控與不可控的一體兩面。
對這位曾經的科學家來說,未知變量突然加碼,他一時難以估量。肯定的是“線”已經變了,而他要去探索新的線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