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第十一屆)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于2012年12月7日-9日在北京舉行。中糧集團董事長寧高寧表示，中國企業界不應一直糾結和抱怨過去和現在的環境，而應該立足現在向前發展。

 　　對于馮侖昨天的，寧高寧表示：“我說你這個耳朵呢可能也太靈了，太尖了，你直著耳朵聽哪兒不好，非聽那兒。”以下為寧高寧在“主題演講及閉幕致辭”發言實錄：

 　　羅振宇：大會兩天進行到現在，正式進入閉幕式的環節。如果參加過中國企業家雜志舉辦的領袖論壇的來賓，可能都知道我們的下面實際上就是一道一道的給大家上各種精神大餐，是一道一道的整菜。下面先請出閉幕環節的第一位重量級的演講嘉賓，來自中糧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寧高寧先生，有請。

 　　寧高寧：剛剛進場，還沒有定下神來，還不知道說什么就上場了開始。大家下午好！每年的這個時間《中國企業家》雜志舉辦這么一個年會，成為了中國企業界每年一個大聚會，互相問候，互相交流的這么一個時期。我雖然昨天也沒有來，但是我今天要來，所以我把昨天開會的情況在網上也看了。我覺得總結起來，這么多年，每次會我基本都來了，但是我覺得每次除了一般的問候一下，鼓勵一下，互相祝福一下以外，越來越多的我覺得現在有很多的疑惑，而且有很多的抱怨，特別是企業界感覺到不確定性，都有這種擔心，每個人好象越來越糾結。這是昨天我看了前面一天開會的網上的資料以后的一個印象。就是不斷的在糾結到政府的作用，企業的作用，政治的目標，經濟的目標，個人的財富，個人的影響，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企業家的作用，社會的干擾，多目標要求，不斷的糾結在這里面。因為這個糾結其他國家是沒有的，我就每次都感覺到，中國的做企業的人，不管是國有企業的人，還是民營企業的人，還是外資企業的人，都好象比其他的任何的經濟體制里面的企業多了一層擔憂和憂慮和糾結。

 　　我前天剛剛從以色列回來，第一次去這個國家，這個國家去之前因為去了一個動機是看了一本書叫《創業國家》，說這個國家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僅次于美國，創業的資金全球第一，所有的新公司創立全球第二。去了我一看，這個國家真該糾結，為什么呢？西班牙人被印度人包圍了，每天都要打仗，都是炸彈，所有的目標，軍工目標是第一位的。既然在這種情況之下，這個國家竟然有這么多的創造性，這么多的發明，我到了那個大學，竟然有8個中國博士在那兒學農業。為什么我們感覺到很不完美，很糾結，很多問題？昨天我就看第一個錄像是馮侖說的，馮侖有名的比喻，洞房里的聲音。他說不是我們自己有高潮，是因為洞房聲音太大了。我說你這個耳朵呢可能也太靈了，太尖了，你直著耳朵聽哪兒不好，非聽那兒。

 　　今天這么糾結，怎么理呢？今天我們可以比很多理想，從柏拉圖開始寫《理想國》，但是到現在還沒有實現。恰恰相反，中國的國家承擔了很多歷史上的積淀就這么走過來了，這個積累應該一個是財富，一個是包袱，看你怎么看待？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就糾結，就不斷的在一個世界的矛盾的爭端的過程中，變成一個特別是被西方的當時率先發達國家，工業化國家的力量在推動。到目前為止，我們幾乎沒有什么決定是我們單一做出來的。從鴉片戰爭開始，到太平天國打起來，再到洋務運動，再到甲午戰爭，再到戊戌變法，再到還有一個當時的攝政王希望搞君主立憲，一直到辛亥革命，一直到民國新中國成立，這段歷史走到今天，我們不能把它忘了，也不能甩了，更不能說，我們沒有任何包袱，我們可以往前走了，這一點，做企業的人必須清楚的知道我們繼承了什么，這一點是我們的組成給我們的，是我們的文明古國帶來的，這一點上任何的理想主義者，或者片面的說，我不要這個我只要那個，不可能。

 　　如果你不要明朝、清朝，就沒有故宮，就沒有頤和園，為什么今天沒有人說，要頤和園干什么，故宮拆了算了，這些還要要，可是它里面代表這個。特別是作為中國的企業來講，今天我覺得對我們現實環境的認識不應該成為我們的包袱，我特別去以色列看了以后，我覺得更不應該成為我們的包袱。企業這個組織在一個社會里，它是一個探索自然，創造財富，連接人類和自然交換的最核心的機構，它里面承擔了一個自身的使命性的責任感，中國的企業家就必須天真一點，必須簡單一點，必須目標專一一點。不要老說這個不行，那個不行，結果最后企業本身沒有發展起來，環境也沒有改變的了，要改變環境需要企業努力，而不是一般的抱怨。

 　　今天會前《中國企業家》雜志給我的題目讓我講經濟增長放緩以后企業該怎么做？實際上我拿到題目一看，我覺得中國的企業自身對中國經濟的放緩如果說從高增長期變成中增長期，從9%-10%，變成7%-8%，GDP增長，說企業怎么辦？我看你企業根本不需要完全受這個影響。因為中國所有的統計的數字，所有的數字里面的含量，它的成分你都可以重新分析。比方說中國的國內生產總之，GDP成長掉到7%-8%，你說我不行，我企業不好了。我覺得純粹是借口。因為這個7%-8%里面，過去的9%-10%有很多政府的投資在里面，本來和你普通講的GDP也不一樣，本來和你原來意義上的GDP也不一樣。我覺得完全不是一個借口。比分說中國的通貨膨脹下來了，物價都低，出現了企業經營有問題，我說也不是，為什么呢？中國的通貨膨脹數字，它的組成，它的數據，包括政府對物價的干預，都是脫離了原來我們一般意義上的講，消費物價指數的定義了。你把它用來，再給企業找一個借口，企業不行了，因為CPI下來了，我們都受壓抑。比如說最近稅收比以前減了，稅率雖然沒有大變化，但是免稅少了，稅收減了，這個本來政府的稅收怎么收法，政府的費用怎么算法，政府其他的收費這個比例在中國的制度里面和你原來意義上的說，稅收怎么影響了企業，它就不太吻合。特別加上以前用稅收進行投資，退稅，返還稅，反過來今天這個東西，我就數據本身，我們不能把西方的那來用，東方的也用，隨時可以找到一個企業本身的借口。

 　　再一個比如說銀行的貸款，貨幣政策，我今天說這個題目，都是在中糧企業里面，我們討論預算的時候，很多公司說出來，說今年不再停了，比方說某某因素，比如今天說貨幣政策，借貸政策，銀行放款的政策。當某一天銀行放款比較松的時候，我們并沒有說這個東西對我們有多好，今天反過來說，銀行的貸款利息怎么樣了，放款政策怎么樣了，這個企業不行了。本來你所生存的環境就不規范，有相當的政府干預在里面，你就必須適應。再一個比如匯率，人民幣匯率升值了，這個對很多出口企業到目前為止帶來了很多的影響。但是，反過來講，匯率本身的影響到今天，它也不是我們說的教科書里面的自由浮動匯率的影響，你還得想辦法來適應。因為過去比如你因為匯率是不是過于低了，現在誰也說不清楚，你得到了好處，今天說人民幣升值了，你覺得這個升值變成我的一個借口，也不是，還有很多。比方說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斷的爭論，就使得國有企業也覺得是一個問題，民營企業也覺得是一個問題。好象這個問題永遠沒有減，我們就不斷的交流這個問題。

 　　但是，今天我可以說，十八大開完會了，十八大報告已經寫了，堅定不移的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里面，有社會主義的道路，社會主義的理論，還有社會主義的制度，這個制度里面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也在黨的領導下的多黨的合作的制度，有少數民族自治制度，其實也包括公有制成分，堅定不移的發展公有制為主的一個多種經營成分合作這樣的一個經營制度，這個制度本身就是今天我說的，從整個中國歷史走入了今天，當然說這個不好，也可以這么講。但是，如果你不能改變中國的歷史，如果你不能改變中國所有的過去，今天我覺得中國的企業界就應該沿著今天中國的現存的而且是取得了巨大成功的這么一種經濟制度往前探索，而不應該說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我們也發展不了，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誤區。

 　　當然，再一個現在大家講的比較多的，企業里講的比較多的，這幾年的發展引來了很多的投資，投資帶來很多行業的過剩，過剩帶來很多行業的價格戰，價格戰帶來很多行業盈利的下降。這個環境之下，大家說經濟環境不好了，供不應求了，所以大家企業界沒有辦法。我覺得這不是企業界的態度，也不應該是企業界的態度。中國的企業界今天就是一個中國經濟里面應該是最堅韌的一環，最有創造力的一環，而不是一個一般的抱怨和糾結帶來自己的新多心理負擔的一環。剛剛說到以色列，在以色列見到了他們的總統，90歲了，跟我們講了差不多半小時話，主要題目就是說，現在世界，政府作用減少了，為什么政府管不了經濟，美國也好，歐洲也好，整個經濟的危機，債務危機，主權債務危機，都是因為政府帶來的。第二個政府管不了恐怖分子，現在戰爭，政府無能為力。誰來做這個呢？他說我認為企業，全球50家大企業聯合起來，就可以把世界改變了。那么，企業可以配置資源，可以更有效率，企業而且可以平均財富。實際上我相信那個90歲的老人，經過了這么多年的戰爭以后才發現原來企業自身是一個社會里面這么強的一個推動力量，中國企業自己定位來講，應該有企業自身的創造性，自身的推動力，而且自我的生存的能力，為我們的努力逐步的開辟這個環境，改變這個環境。

 　　所以說，中國的企業再往前走，就不應該是簡單的抱怨一個環境，不應該簡單的去，特別是經營上，不應該簡單的重復一個過去投資，搞一個過去的規模，占領過去的資源，真正的使我們企業恢復自身的力量，中國的企業里面，不管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過去它的企業屬性都不很濃，相對來講，政治屬性、社會屬性受到了一個企業外的政策影響的比例和程度非常高，中國企業應該真正的去回歸企業屬性，回歸企業本質，用企業的力量，用企業的創造，企業的創新，企業的引領，企業來探索自然的能力創造企業，創造環境，來引領這個社會，而不是等待和抱怨這個社會，這才是企業的責任，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