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剛剛在巴塞羅那發布了華為matebook二合一筆記本。去年傳的沸沸揚揚的消息終于成為現實。外界摸不清楚頭腦華為為何進入這個看似日落西山的PC產業，是否和年初任正非提出的新目標有關系。

 　　2016年年初任正非在內部會議上專門對華為終端提出要求，希望在5年內達到1000億美元。對比之前，華為提出要在2018年實現全公司700億美元銷售收入的目標，能明顯看出華為“大躍進”。那么任正非又看到了什么新的機會窗嗎，時下他又正在關心什么?

　　結合任正非之前講話和余承東在發布會后接受采訪透露的信息大概可以管中窺豹。

　　華為要建立全場景體驗連接

 　　這是華為看到的最大機會窗，也是任正非提出5年1000億美元收入目標的最根本原因。全場景是涵蓋了生活起居和工作在內所有場景。不僅包括現在已有的智能手機、可穿戴設備，還包括處在萌芽期的智能家居、車聯網，以及將來要大行其道的VR/AR。理論上所有設備都是可連接，所有信息都是在設備間可流動的。

　　那么筆記本的意義在哪兒呢?

 　　“移動辦公”場景一直是存在缺口的。隨著iPhone問世之后，有一段時間業界認為手機將能夠代替PC。但是在手機屏幕尺寸不斷變大，甚至演化成平板之后，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仍然無法成為主流，因為手機和平板只能作為“輸出設備”，而傳統筆記本在移動化方面所注重的便攜和續航等基本問題都難以解決。這也是蘋果推出iPad pro的重要原因，微軟的surface也一直是在這一領域做出探索。

 　　但在短期內并不會成為一個爆發性增長的市場。蘋果推出iPad Pro進軍商用，結果iPad Pro在中國激活量為4.9萬臺，跟iPad Air 2時期的55萬臺相差近10倍，與新iPhone的爆發性增長更是鮮明對比。surface系列銷量有增長，但也不盡如人意。歸根結底，傳統PC市場格局過于穩定，導致包括剛剛發布的華為matebook創新度并不高，在連接方面并沒有超出想象的突破，難以引發追捧熱潮。一向“大嘴”的余承東對于銷量的寄望也不過是幾十萬臺。

 　　目前看在全連接場景的前提下，這個布局是不可或缺的。它的時機點可能在于辦公方式的進一步演化。

　　華為在理順內部架構

 　　作為B2B業務出身的華為，B2C業務一直和內部傳統有著很多的不適性，這是顯而易見的。哪怕是用手機殼做成飛馬雕塑用于宣傳這樣的小事都會在內部引起爭議。

 　　在運營商業務為主要收入的時期，華為選擇了相對保守的方式，華為消費者業務在很多方面諸如流程、人力、薪酬等等都選擇了和公司平臺統一，這無疑對華為終端業務的開展造成了很多掣肘。甚至當集團認為終端業務或者余承東的個人表現過火的話，還會回收部分權力。過去幾年，終端業務和集團之間一直存在或多或少的摩擦，甚至多次傳出余承東“下課“的說法。

 　　任正非本人才是制度的最終界限。雖然表面華為對終端業務政策保守，但任正非個人卻相對開明，他一直扮演著調停者的角色，為余承東保駕護航。

 　　但是當華為要完成5年1000億美元的目標時，如果不從制度上有更大力度的改善，僅憑任正非的個人支持，這個目標是非常困難的。所以余承東也表示：集團要真正放權，要讓消費者業務真正按照B2C的規律運行，才有可能實現。

　　華為在加快全球市場布局

 　　中國市場上，至少智能手機的紅利期已經過去。2015年，華為全球發貨量1.08億臺，主要依靠國內市場的小米銷量超過7000萬臺，這基本已經是國內市場的極限。

 　　昔日的龍頭三星在中國市場已經下滑到第六位。三星的衰落，給華為留出了巨大的市場空間。在華為發布matebook的同一天，三星同時發布了S7，但是在國內，這款三星的年度旗艦機型幾乎沒有引起太多關注。但在全球范圍，三星、LG等其他手機品牌還占有很大市場空間。余承東也表示，華為手機在一些市場還沒有做到位。

 　　所以任正非開始有意識的在全球范圍內加強終端部門的資源，他明確指出：在知識產權的核保護傘下，要加快170個國家的終端業務的布陣點兵(巴西例外)，在終端組織能力不強的國家，各區域、代表處要盡快成立終端的銷售、服務組織，與終端同考核、同待遇。

　　任正非最關注的是利潤和庫存

 　　采訪中，余承東還提到前段時間供應鏈上曝出華為縮減訂單消化庫存的問題，他說任老板親自過問了這件事情。事實上，庫存問題是任正非在終端業務上時刻關注的兩個問題之一。

 　　前幾年，在互聯網模式做手機的風潮中，一眾廠商都在追求銷量時，任正非就明確指出華為終端部門“銷量和銷售額都是沒意義的。要看你帶來了多少利潤，還有就是庫存有多少”。特別是在庫存問題上，他一再提到，“很多做手機的公司最終是垮在了庫存上。一部手機就賺那么一點點錢，若一部手機賣不出去，等于把好幾十部手機賺的錢都搭進去了。”任正非明確要求在完成銷售收入目標的同時，還要保證有合理盈利，庫存風險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