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官報告：金融業成重災區
59人涉案數十億元
抓外逃貪官，我國6年追回贓款540億
最新一期的《財經》雜志刊出封面文章：中國“裸官報告”，詳細闡述了“裸官”的概念、發展、外逃途徑及潛在危害。
其中提到2000年至2003年，歸案的潛逃境內外的貪官人均攜款約430萬元；2007年，人均攜款約540萬元；2012年，人均攜款約480萬元。平均下來人均攜款近500萬元。
里面還提到除了國有企業負責人、中資駐外機構負責人和政府官員攜款外逃，金融行業內負責人或者主管人員外逃，成為貪官外逃的重災區。在本報告中，有據可查的59人的涉案總金額高達數十億元。其中金融行業占據24%，涉案數額高達將近18億元。
抓獲4547人，追繳244億
上世紀9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期的幾年，貪官外逃到達了高發期。
中國人民銀行的直屬機構中國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一份《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的報告確認：中國官員因為經濟犯罪外逃始于上世紀80年代。
該報告同時披露，公安部2006年5月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公布時間，中國已陸續緝捕到外逃的經濟犯罪嫌疑人320人左右，直接涉案金額近700億元。
上述報告記錄的另一組數據更為驚人：“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份調研資料披露，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萬至1.8萬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
上述數據一直遭到質疑，但至今沒有一個權威部門站出來證實真實數據。
一組比較有明確消息源的數據是，2001年1月，最高檢察院和公安部聯合召開電視電話會議，部署追捕在逃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嫌疑人的行動。新華社當日發布消息稱，“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有4000多名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攜公款50多億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潛逃出境。”
最高檢察院工作報告記載，2007年在境內外追逃追贓上，對在逃的5724名職務犯罪嫌疑人已抓獲4547名，追繳贓款贓物244.8億多元。
對比2000年至2003年、2007年和2012年境內外追贓和追逃的數字可見：2000年至2003年，歸案的潛逃境內外的貪官人均攜款約430萬元；2007年，人均攜款約540萬元；2012年，人均攜款約480萬元。上述6個年份中，僅追回的贓款總計即達540億元左右，人均約480萬元。
金融行業重災區
嫌疑人多在30歲至40歲
除了國有企業負責人、中資駐外機構負責人和政府官員攜款外逃，金融行業內負責人或者主管人員外逃，成為貪官外逃的重災區。
在記者采訪中確定的59人外逃“裸官”名單中，金融行業占據24%，涉案數額高達將近18億元。這些人員中，年齡最小的案發時只有25歲，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在30歲至40歲之間。
其中，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外逃窩案即是典型。
2001年10月初，中國銀行在首次對全國計算機實現聯網監控時，發現賬目存在高達4.82億美元聯行資金的缺口，事發地點被鎖定在廣東開平。當年10月12日，銀行方面發現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長許超凡、余振東、許國俊下落不明，隨即向有關部門報案。經公安機關的緊急偵查，發現涉嫌挪用巨資的這三任行長已潛逃到香港，隨后轉機到了加拿大、美國。
另一金融大案——中國銀行黑龍江省分行哈爾濱河松街支行原行長高山案，則將“裸官”的概念演繹得淋漓盡致。
心思深沉，外表踏實的高山，給同事制造了一個假象：妻子李雪在北京師范大學攻讀心理學碩士，女兒高山雪蓮則在河南鄭州的外祖母家。實際上，從2002年起，李雪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學習心理學；高山雪蓮則已在加拿大溫哥華定居。
2004年12月，高山外逃。2005年1月4日，高山案發。此后查證，高山主要作案手段是票據詐騙，涉案總金額超過10億元。2012年8月13日，高山回國投案自首，今年9月29日出庭受審。
“三步走”實現外逃
一、親屬先行 “裸官”的特征之一，即是安排配偶和子女定居國外。對于預謀外逃的“裸官”而言，這種安排無疑是最安全和最可靠的。這一步并不難實現。作為在境內利益訴求和政治資源的交換，諳熟此規則的中介公司，以及負責接應的業務客戶、生意關系均是這一步的鋪路石。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貪官的情婦也扮演了外逃過程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成克杰案中，其將情婦安排在香港定居，將巨額贓款都轉移到情婦名下。
二、資產隨后 轉移資產的手段及方式多樣，概括起來大體有如下種類：現金走私，由官員直接隨身帶出境；通過合法金融系統的現金交易、賬戶付款、海外業務、貸款和其他金融交易實現交易套現；以貿易為掩護的方式，即非法所得通過進出口貨物，虛構或偽造進出口合同、海運單據、海關報關單和其他相關文件的方式套現；通過地下錢莊系統轉移資產；借助電子貨幣、網上金融服務以及股票期權、遠期外匯匯率合同等新的金融衍生品向境外轉移資產；通過設立海外空殼公司的方式轉移資產和套現。
三、擇機外逃 首先是獲得出境證件的問題。已有的樣本顯示，這些外逃官員或制作假證，或持有多個護照，有些也并未上交其私人護照。這些證照不在審批和報備之列，不僅導致單位無法對其進行監控，一人多證的現象，也給案發后追查財產、資料帶來阻礙。
至于所列出境的緣由，除了最常見的養病、休假，官員外逃還經常發生于公務考察時。兩者的特點呈現為突然消失以及滯留不歸。
監管趨嚴，需法律規范
2010年是中國反腐的又一高潮期。當年2月，國家預防腐敗局發布《2010年工作要點》——這是在該局成立3年后，監管“裸官”首次作為工作重點被提出。
2010年5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頒布實施《關于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
隨后，2010年7月，新版《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頒發。
2012年1月4日，廣東省委發布《關于加強市、縣領導班子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其中規定，公職人員的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原則上不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敏感崗位的領導職務。
2013年，一個無法被忽視的反腐現象，是紀委的強勢發力。嚴管“裸官”干部，已被高層領導放入明確目標。
對“裸官”的規制從黨紀黨規轉入立法軌道，讓預防腐敗的議題走向法制化。不過，要想“裸官”問題獲得根本治理，仍有待在國家層面的強有力的反腐敗法律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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