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獨家獲悉，為推進城鎮化、緩解大城市病，現階段國家發改委已正式啟動編制跨省區城市群規劃。規劃或于明年年底前編制完成，并上報國務院批準實施。業內人士指出，設立城市群有助于我國打破行政區域規劃，并在帶給中小城市發展機遇的同時，起到疏解大城市資源壓力的作用，以緩解大城市病。

 

據中國政府網消息9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主持召開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試點工作座談會并作重要講話。

 

總理指出，我國各地情況差別較大、發展不平衡，推進新型城鎮化要因地制宜、分類實施、試點先行。國家在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方案中，確定省、市、縣、鎮不同層級、東中西不同區域共62個地方開展試點，并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為重點。

 

“大城市病”在我國已不容忽視。中國社會科學院17日發布《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7》，報告稱中國已進入大城市病高發期，當前287個地級及以上建制市近九成處于“亞健康”狀態，存在諸如二元結構加劇、環境質量下降、交通擁堵嚴重、房價上漲過快、城市脆弱性凸顯等問題。

 

數據顯示，1978年至2013年，城鎮常住人口從1.7億人增加到7 .3億人，城鎮化率從17 .9%提升到53.7%，已達世界平均水平，100萬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已達66座。“從全國城市發展的總體情況來看，相比于倫敦、紐約、巴黎等一些發達國家的城市，我國城市的健康發展水平普遍偏低，城市內部發展不平衡現象較為突出，特別是健康經濟、健康文化和健康社會指數遠低于健康管理和健康環境指數，城市健康發展面臨嚴峻挑戰。”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單菁菁對記者說，“以北京為例，雖然北京綜合排名第3位，健康經濟、健康文化和健康社會排名均位居前茅，但健康環境卻排在第206位，健康管理排名第85位。這表明我國健康發展指數綜合排名靠前的城市同時存在明顯的發展‘短板’，指標得分很不均衡。”

 

現階段，城鎮化對促進經濟發展有重要作用。日前，國務院召開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試點工作座談會強調，新型城鎮化是關系現代化全局的大戰略，是最大的結構調整，事關幾億人生活的改善。新型城鎮化是綜合載體，不僅可以破解城鄉二元結構、促進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民生產和收入水平，而且有助于擴大消費、拉動投資、催生新興產業，釋放更大的內需潛力，頂住下行壓力，為中國經濟平穩增長和持續發展增動能。

 

但值得注意的是，城鎮化勢必意味著農民進入城市，而特大城市多已呈滿負荷狀態，因此，擁有更大發展空間和承載力的中小城市便成為此次城鎮化的重點，而發展城市群則是發展中小城市的重要方式。

 

為發揮城市群的戰略平臺作用，此前，國家發改委已經印發《關于開展跨省級行政區城市群規劃編制工作的通知》。據悉，目前包括長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哈長城市群規劃編制的地方層面前期研究工作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國家相關部委將在實地調研的基礎上，確定這三個城市群的發展目標、開發方向、空間結構，以及城市群內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和分工、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治理，協同發展體制機制等。

 

對此，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發展規劃部主任文輝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設立城市群有助于我國打破行政區域規劃限制，進行資源的整合和再分配。另外，由于城市群針對中小城市抱團，因此，中小城市將迎來發展機遇，同時倒逼大城市進行部分功能疏解，以達到緩解大城市病的作用。

 

“有研究表明，健康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在地域空間上呈現聚集狀態或集群狀態，說明城市之間存在明顯的學習效應、協同效應和網絡效應。城市管理和生態環境建設的空間相關性較高，更需要跨區域的協作和治理。”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副所長魏后凱稱。

 

除設立城市群跨區域協作外，對于治理城市病，魏后凱還建議加強人口調控，設置人口聚集的“底線標準”。他說，對于特大城市非正規就業人員，政府應采取“以房控人”的策略制定出租標準，并頒發房屋出租許可證加強對房屋出租行為的監管，同時采取“以業控人”策略對非正規就業和低端就業人員進行必要地控制。

 

此外，由于城市發展聚集到一定階段，產業聚集成本會大大提高，聚集效應會隨之下降，魏后凱建議：為促進產業升級，應制定特大城市產業規劃和目錄，并以此為依據制定產業準入和退出標準。推動空間結構優化，并與功能疏解結合，順應特大城市成長過程產業擴散和疏解的客觀規律，分階段推進產業擴散和功能疏解，同時強化環境治理、加大風險防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