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聯想收購IBM PC業務，海爾品牌的全球化擴張，吉利汽車并購沃爾沃，中石化、中海油聯合收購美國馬拉松石油公司，到去年一些民營文化企業進行大規模海外并購，如萬達集團并購美國AMC院線，小馬奔騰聯合收購美國數字王國特效公司等，這些國內文化企業主動出擊、去海外市場拓展產業鏈的交易引發極大關注。
 
     然而，同樣是跨國兼并，文化企業遇到的風險卻比其他實業要大得多。在諸多的并購案中，風險控制將成為影響兼并重組是否最終能夠成功的關鍵因素。在文化企業的跨國并購中存在的風險，除了對并購企業和目標企業的整體評估風險、政治法律風險、資源整合風險、資金流動風險外，還有較為突出的文化兼容風險。

別為國外的負資產埋單

     企業的兼并重組往往發生在某個行業市場供需關系發生變化的過程中。在某一產品社會剛性需求總量增長的情況下，原有企業不斷擴張提高產能，新生企業趁勢進入，市場需求總量達到飽和，超過這個臨界值就會生產過剩。一般的消費產品都可能通過對市場的消費預期進行判斷，企業間通過市場競爭和資本實力獲得一定的市場份額，保持產業鏈的循環和資金鏈的銜接。相比較而言，實業的市場預期一般是可測定的，而文化產業的所有產品特別是內容產品，首先不一定有剛性需求，其次產能并不受人口增減而變化。無論經濟是否景氣每個人都得穿鞋，而人們不一定都得上電影院看電影，同樣人口增長并不意味電影產量因此應該增長，只可能增加部分賣座率。無論是50億人口還是100億人口，每年能上院線有效運營的也只有那幾十部最賣座的電影。這就說明，文化產品的市場不可預見性決定了它極大的風險。其風險還在于它的投入產出比可以是無窮大，而且還必須預先全部投入才能完成產品，任何環節資金鏈的短缺和斷裂都會造成企業難以維持而破產。

     隨著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不景氣，雖然一方面出現有利于文化消費的“口紅”效應，卻在另一方面出現大量品牌企業難以維系甚至破產倒閉。僅在電影圈，米高梅的倒閉、盧卡斯的拍賣、數字王國和R&H海外并購，都形成一片蕭條景象。有許多苦心經營的世界一流知名品牌，也照樣在頃刻間銷聲匿跡。

     同時，內容生產的文化企業是“活”著的企業，它的品牌聲譽靠不斷生產大眾喜愛的作品而維系。他們的核心資產和價值也一般不具備“可轉移性”，不像其他實體經濟的生產型企業，有固定資產和庫存等看得見、摸得著的可估價值。例如有很多特效公司，性質其實和包工頭類似，靠承擔一個個項目來調集資源，他們的設備和人員都是一次性的，按預算完成項目的同時也幾乎已經花光所有經費。公司的存在和規模的大小完全由所承接到的項目多少和大小決定，一旦斷檔就面臨關閉風險。因此對這類公司的整體評估要特別慎重，不能盲目替他們的負債買單，而是應挖掘有價值的可轉移的資產，估算其品牌價值來做綜合核算。

    文化公司的核心競爭力是品牌，品牌對于文化消費的號召力極其重要。然而，品牌的靈魂是理念，關鍵是人才。海外并購重組中，對海外文化公司的版權庫、數字制作流水線等相對看得見的資產應加以關注，對于其中的人才隊伍更應重視。如果沒了人，對方的核心優勢也已流失，再著名的品牌未來的前景也可以預見。
并購別打政策“算盤”

     文化企業跨國兼并應避免不必要的政治法律風險。是否能夠贏利或能否形成長遠的品牌價值，完全靠企業自行判斷，并應該嚴格按照國際市場運行機制來完成重組，避免過度宣傳引發國際輿論的反彈。企業應當充分了解和掌握跨國并購法律體系，對跨國并購的審批程序、外匯進入、資金融通、稅收政策等了如指掌，在積極參與制定跨國并購國際規則的過程中，不斷熟悉業務。

     有些企業往往利用國家的優惠政策和政治口號來進行跨國兼并，不認真對待風險，向國家伸手要補償，產生對國家扶持的依賴性。政府的資金是全民所有，它只能投入到能義務提供社會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項目中去，不能為企業承擔風險。

     當重組企業需要保持一定跨國空間分布和本地雇員時，文化差異帶來的管理風險是不可避免的。中西方的價值觀差異根深蒂固地影響企業的整體運營，由文化差異衍生出來的種種問題，甚至爆發出文化沖突，會造成管理成本提高和生產效率的降低。人是最復雜的問題，又是文化企業不可回避也無法找到簡單解決方案的難題。如何在團隊建設中融入與企業發展有共同理念而又精通中西文化兼容的人才，是跨國企業成長的關鍵。并不是只有經濟實力就一定能夠成功“走出去”，只有利用雄厚的資本善于發揮國際人才的作用，才能把握機遇，出奇制勝。應當記住，機遇并不一定選擇在“抄底”，有時文化企業落底了，可能真的是個死谷。如果不十分了解國際文化行當，盲目抄底，大筆的資金就可能扔進了深淵，聽不到任何回響。

“并購時代”的反思

     近兩年，走向海外并購重組的文化企業越來越多，大部分中國企業通過海外并購可以實現產業化運作的需要，解決品牌、整個產業鏈資源的配置，技術發展過慢、進入對方市場等問題，這也正是當下的海外并購潮的主要目的。

     國家應當主要在政策完善上加快進度，出臺能為所有類型企業創造公平機會的政策。政府應當搭建良性公共服務和開放性政策平臺，如跨國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保護我國對外投資企業的利益，在政策上加大對海外并購的金融支持力度，逐步放寬對外匯及信貸額度的限制，同時簡化申請程序和審批過程，減少企業的成本，使各項金融支持措施充分發揮作用。建立海外投資風險基金和完善海外并購的社會中介服務體系，積極培育金融、法律、會計、咨詢等市場中介組織，為企業海外并購提供規范的中介服務，政府和駐外機構也可利用各種資源，為國內企業尋求境外合作伙伴搭建信息平臺。

     企業按照海外并購的戰略規劃，合理選擇并購投資對象，挖掘并購對象可利用的發展潛力，要熟悉并購企業所在國家和地區的投資環境，包括社會政治環境、物質技術環境、自然區域環境、生產資源環境、銷售市場環境、金融貨幣環境、投資法律環境等，根據兼并重組的需要整合資源，培養企業的跨國核心競爭力和重組國際化人才隊伍，一方面要對企業內部的人員進行培訓，另一方面，還應利用好國際上現有的人才，只有組建好自己的人才隊伍，中國企業海外擴張才能進一步發展。文化產業是人才密集型產業，文化企業的跨國經營，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人力成本的巨大差額加以維持。可是，例如影視動畫企業的存在主要是靠創意人才和先進的管理模式來支撐的，如果中國企業自身不具備具有國際先進理念的管理團隊和一流的創作人才，并不能改變兼并對象所留存的負債局面而成為企業的負擔，這種掛名的代價是極其深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