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穆爾西成為埃及這個阿拉伯大國歷史上首位民選總統時，為民主在中東地區“成功”的歡呼聲不絕于耳。如今，埃及乃至整個中東地區都在問一個問題：效法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然建立，為何會有如此波折？地區轉型變革的出路究竟何在？
　　回顧埃及這兩年多的動蕩歷程可以看出，簡單移植西式民主，無法解決迫在眉睫的發展問題。過去一年，與埃及政治過渡進程相伴而行的，是主要經濟指標的持續下滑——經濟增速放緩到2%，通脹率超過10%，失業率高達31%，外匯儲備急劇縮水，民眾生活水平嚴重下滑。迷茫、失望、不滿情緒不斷積累，最終以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集中爆發。
　　照搬西式民主同樣沒能給埃及帶來穩定。相反，泛民主化反而成為局勢動蕩的催化劑。據埃及媒體統計，穆爾西執政時期，民眾抗議示威達到9400多次，2013年以來每月平均超過1000次，“創下法老時代以來之最”。缺乏穩定的社會環境，不僅令投資者和游客望而卻步，也使必要的經濟社會改革無法推進，反過來又加深了經濟困難和民生疾苦。
　　事實上，埃及的困境在利比亞、突尼斯等其他轉型國家也有體現。在舊政權被推翻后，從西方搬來的一整套“民主制度”，并未能與地區的政治傳統、宗教習俗和社會文化實現融合。在片面強調“一人一票”的過程中，各國原有的政治、宗教、族群矛盾被充分釋放并放大。水土不服的西式民主，不僅未能彌合社會分歧、凝聚社會共識，反而淪為黨派和政治斗爭的工具，成為撕裂社會的誘因。
　　耐人尋味的是，當初極力向中東地區兜售“民主”、植入“民主”的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面對埃及政局突變時左右為難。對他們而言，推行價值觀外交的沖動，終究得服從于現實利益的盤算。對那些以為西式民主能包治百病的人，這無疑是莫大的諷刺。
　　中東地區轉型變革路在何方？答案不可能在地區之外找到。實現地區人民求變革、謀發展的愿望訴求，終究需要扎根于本地區現實，探索適合國情、民意的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