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伯恩斯先后到訪韓國、中國和日本。由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使日本與中國、韓國的關系雪上加霜，在國際輿論看來，伯恩斯此行的“重任”便是“調停”日本與中國、韓國的關系。
說來肯定不是巧合，從本世紀初開始，美國上至總統、下至相當于中國司局級的助理國務卿級官員，每次東亞之行往往要囊括中日韓三國。似乎每一次訪問行程缺了這三個國家的哪一個，輿論都可能會問為什么。
針對這一現象，輿論存在各種解讀。有一點恐怕沒有爭議：美國很看重三國及其相互關系。中國是亞太正在崛起的大國，日韓是美國舉足輕重的亞洲盟國，美國要在亞太地區立足、站穩，其政策不管是叫“重返亞洲”，還是叫“戰略再平衡”，都離不開處理好同中日韓的關系。這一現象也顯示，美國在東亞地區事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美國不是局外人。
至于日本同鄰國齟齬不斷，著實給美國的亞太戰略出了個不大不小的難題。日本之所以走到今天這種“地區麻煩制造者”的地步，安倍這樣的日本政客到如今在挑戰鄰國方面變得有些肆無忌憚，美國有著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二戰后，美國對待日本軍國主義和德國納粹，存在很大差異。相較于對德國納粹的徹底清算，美國出于冷戰的需要，并未嚴格履行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規定的義務，沒有趁軍事占領日本之際徹底清算日本的侵略戰爭罪行和鏟除軍國主義勢力及其社會基礎，對于日本右翼勢力不斷坐大的現象則基本持放任、縱容態度，最近十幾年更是鼓動日本突破“專守防衛”，擴充軍備和防衛預算。
應該說，對于日本今后何去何從這個戰略問題，作為日本的唯一盟國，作為對日本有著最大影響的外部力量，美國有著不可推卸的現實責任。美國視美日同盟關系為其亞太安全戰略的基石，在對日政策上一直采取利用和限制的兩手策略，在相當長時期內更多的是重申美國對日本的盟國防衛責任，但自本世紀初以來，出于反恐和制衡中國的需要以及防務預算的限制，更多地強調要日本分擔美國的安全責任。美國因此縱容日本右傾化，把戰略平衡術和對日本的偏袒玩兒過了頭。這樣下去，對于美國在亞太的戰略利益將會得不償失。
美國擔心中國的崛起意味著把美國趕出亞洲。中國幾年前就開始表態歡迎美國在亞太地區發揮建設性作用。這表明了中國對于中美關系的積極態度，也是對于“中國威脅論”、所謂中國要將美國趕出亞洲論調和擔憂的回應。而對于美國在亞太的消極作用甚至破壞性作用，中方當然不會歡迎，而且會反對。從當前亞太局勢來看，美國要發揮建設性作用，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停止縱容和盲目偏袒日本，加大對日本的約束。顯然，對于安倍這樣執意“拜鬼”、鬼迷心竅的日本政客來說，僅僅表示“失望”是不夠的。
對于日本，美國有著歷史和現實的雙重責任。由于在日本問題上打著各種小算盤，美國能承認前一個責任，并承擔起后一個責任嗎？做不到這一點，伯恩斯或者其他美國高官跑中日韓次數再多，美國對亞太地區的“建設性作用”也會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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