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孫嘉夏 發自義烏
義烏,是我國改革開放典型地區之一。然而作為浙江省土地相對貧瘠、資源較為匱乏、工業落后、交通不便的縣級市,義烏是怎樣克服困難,打造出“全球最大小商品批發市場”的?正計劃在5年內初步建成區域性國際貿易中心的西部重鎮成都,又能從中汲取怎樣的經驗?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評價說,其重要原因,是義烏市把政府的角色定位在調控有度的“有為政府”上:黨委總攬全局、把好發展方向,政府調控有度、搞好公共服務。
在義烏國際小商品城,原先被認為“強勢”的政府部門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為駐場商戶提供便利、快捷服務的“服務機構”。在做好服務的同時,義烏市政府對市場的掌控也從未放松。在義烏當地眾多政府官員看來,義烏小商品城的產生、發展和繁榮,始終離不開政府的培育、促進、因勢利導和有效的規范、調控;而與此同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發揮。
“我們只有市場。我們所有的工作,也都是圍繞市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于浙江義烏采訪期間,多名當地政府機關負責人都表述了類似看法。
走進義烏國際小商品城,原先被認為“強勢”的政府部門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為駐場商戶提供便利、快捷服務的 “服務機構”。“觀念的轉變,關鍵在于各部門對市場作用的認識。”義烏市工商局局長邱增法說。
在做好服務的同時,義烏市政府對市場的掌控也從未放松。“比如對于市場和專業街的問題、對于新市場設立的問題,我們依據政府的規劃,在登記時就進行嚴格控制,絕不容許存在同質化的競爭。”邱增法告訴記者。
由此,義烏小商品城得以形成集聚效應、規模效應。而最終受益的,則仍是各市場經營主體。
對政府“有形之手”作用的重視,貫穿了義烏小商品市場起步、建設、培育、發展、壯大的始終。“雖然領導換了一屆又一屆,但在小商品城中,政府的作用從未缺位。”義烏市政府金融辦副主任張浪認為。
去年,義烏財稅收入突破100億元,其中30多億元直接來自義烏小商品市場。“這還不算市場衍生行業帶來的貢獻。”張浪說。
“自改革開放以來,義烏市政府始終圍繞興商建市進行規劃和開發,義烏小商品市場歷經6次易址、12次擴建,始終有賴于政府在其中的規劃、調控作用。”義烏市委宣傳部部長季金甫認為。
義烏市政府的“有為”與“無為”/
在考察過義烏后,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曾表示,其之所以能實現“小商品大市場”,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有了一個服務型政府。義烏市把政府的角色定位在調控有度的“有為政府”上:黨委總攬全局、把好發展方向,政府調控有度、搞好公共服務。
義烏地處浙江省中部,土地相對貧瘠,資源較為匱乏,工業落后,交通不便。但自“雞毛換糖”、馬路市場開始,義烏利用市場先發優勢和集聚效應,走“興商建市”之路,通過繁榮發展小商品市場,積極推進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走出了一條獨特的區域經濟社會可持續快速發展的成功道路,最終打造了“全球最大小商品批發市場”。
而在義烏當地眾多政府官員看來,義烏小商品城的產生、發展和繁榮,始終離不開政府的培育、促進、因勢利導和有效的規范、調控。
原義烏市委書記吳蔚榮認為,政府有3個“必須管”:市場資源、物流場站資源和市場環境。政府“有形的手”與市場“無形的手”有機結合,是義烏市場能夠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有形的手"始終牢牢把握著市場資源,政府調控有度,是義烏經驗的核心之一。”他認為。
“政府對市場資源持壟斷地位,誰來辦市場,是由政府說了算,這方面不存在競爭。但市場內的經營行為,則是充分競爭。”張浪告訴記者。
顯然,義烏市政府對自身角色的定位是,既充分發揮政府的引導、調控和服務作用,也注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讓“微觀主體”,即經營戶“各顯其能”。
在對市場的“壟斷”上,義烏市政府曾下了大力氣。
小商品城董事長金方平回憶說:“義烏小商品城剛成立時,僅僅依靠租金是虧損的,當時必須依靠其他方面的經營,來籌集市場發展所需資金。而由于專業街的大量存在,部分商戶也并不愿意進駐市場。”
在義烏市政府看來,大量市場主體的存在,一方面相互存在惡性競爭,另一方面,多地經營也已經造成商戶自身經營困難。“主體放開的結果,最終吃虧的還是經營戶。只有集聚才有影響力,必須把專業街搬到新市場,不允許第二個主體再辦市場,市場資源不能分散,不然市場培育不起來。”金方平說。
義烏的依據之一,是《浙江省商品交易市場管理條例》。“市場要開業,就必須先拿到開辦證明。這一內容由工商部門作前置管理。同時,市場的建設也必須符合義烏的城市規劃要求。因此,義烏由國有企業建市場、選擇市場經營主體、管理市場、制定統一的招商政策、提供配套服務。而民營、小型企業則因很難符合規劃要求,基本無法獲得開辦審批。并且不允許經營戶兩地經營。”義烏市國資委主任葛巧棣告訴記者。
先“市”后“場”/
除了帶有強制性的政策引導,義烏市政府還采取了不少 “放水養魚”的舉措,吸引經營戶入場。“先"市"后"場",先做好孵化工作,才能實現市場互動。”張浪說。
調整其實并不容易。
“涉及到利益的調整,政府在其中就要體現作用。”張浪認為。“這也需要一個過程。”邱增法說,“例如場與街的關系,要求不能有同質化競爭,我們在登記時就開始嚴格控制,將大量經營戶引入市場。”
一系列的措施后,義烏將分散的場街集納入新建的市場,規范管理,并且杜絕了商戶兩地經營的狀況,避免了惡性競爭。“進入市場的商戶,不能在外邊場街經營,否則會被 "請出"。由于市場的集聚效應,在市場內經營利潤更好,商戶都愿意在市場經營。”張浪告訴記者,“另一方面,義烏也將各類要素向市場傾斜。最好的地段、最好的資源都配給市場。”
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副研究員胡仙芝曾在評價義烏模式時認為,在義烏模式中,政府是一個有為政府,恰當地處理好了政府、市場、企業三者的關系,“是一直相互扶持、相互依賴、相互競爭的伙伴合作關系”。
實際上,在義烏市政府決定小商品市場的歷次遷址及擴建中,也都是在市場主體壯大、商戶經營攤位緊張的基礎上而進行的。
隨著市場的快速發展壯大,義烏小商品城的攤位已經供不應求。盡管如此,義烏并沒有盲目擴大攤位數量,政府始終堅持效益第一的原則,準確把握“市”與“場”的動態關系。“哪些市場經營戶進來,由政府說了算。”張浪告訴記者。
為此,義烏制訂了《經營商品市場準入制度》《經營者不良行為登記懲罰制度》等,強化監管力度。又建立了中國小商品城信用記錄局域網等,可查詢經營戶的相關歷史記錄。客商則可經由市場內的電腦觸摸屏了解商戶的信譽情況。對守法經營的經營戶則授予諸如“信用商位”牌子,引導經營戶誠信經營。
顯然,義烏市政府的“有為”中,甚少干涉企業的微觀事務,卻通過法律、法規的制定,來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解決市場自身不能解決的問題,如土地問題、假冒偽劣問題等。
著名學者馬力宏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市場機制加有為政府是對義烏發展模式的一種很好概括。只有打破與傳統計劃經濟相適應的政府管理模式,創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府管理模式,鼓勵市場和企業不斷創新,地方政府才能推動民營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