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攻堅戰。國有企業改革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從以往的放權讓利、政策調整進入到轉換機制、制度創新的階段。大批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了有益探索。2012年11月，十八大報告就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等主題作了深入闡述，受到了中央企業系統的十八大代表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方向方針

 

　　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一中全會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本世紀末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首先要盡最大努力實現這一目標。要從不同行業和地區的實際出發，根據不平衡發展的客觀進程，著力抓好重點行業、重點企業和老工業基地，把解決當前的突出問題與長遠發展結合起來，為國有企業跨世紀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必須堅持以下指導方針：

 

　　（一）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積極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增強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控制力，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公平競爭和共同發展。

 

　　（二）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改組國有企業。著眼于搞好整個國有經濟，推進國有資產合理流動和重組，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積極發展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放開搞活中小企業。

 

　　（三）改革同改組、改造、加強管理相結合。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著力轉換企業經營機制，提高企業整體素質，構造產業結構優化和經濟高效運行的微觀基礎。

 

　　（四）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現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健全決策、執行和監督體系，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實體和市場主體。

 

　　（五）推動企業科技進步。加強企業的科研開發和技術改造，重視科技人才，促進產學研結合，形成技術創新機制，走集約型和可持續發展道路。

 

　　（六）全面加強企業管理。推行科學管理，強化基礎工作，改善經營，提高效益，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形成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

 

　　（七）建立企業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實行鼓勵兼并、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和再就業工程。依靠各方面力量，擴大就業門路，確保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

 

　　（八）協調推進各項配套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建立權責明確的國有資產管理、監督和營運體系，保證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加強法制建設，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幫助企業增資減債、減輕負擔。

 

　　（九）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發揮企業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加強企業黨組織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企業經營管理者隊伍素質，堅持和完善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業民主管理，切實維護職工合法權益。

 

　　（十）推進企業精神文明建設。加強思想道德教育和技術業務培訓，全面提高職工隊伍素質，培育積極向上的企業文化，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協調發展。

 

　　改革目標

 

　　到2010年，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目標是：適應經濟體制與經濟增長方式兩個根本性轉變和擴大對外開放的要求，基本完成戰略性調整和改組，形成比較合理的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建立比較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經濟效益明顯提高，科技開發能力、市場競爭能力和抗御風險能力明顯增強，使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更好地發揮主導作用。

 

　　改革背景

 

　　工業革命以來近代經濟的發展，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我們所稱的“市場經濟”的發育和發展過程。當今西方的發達國家，在早期工業革命的推動下，由中世紀的封建經濟制度逐步過渡到近現代的市場經濟制度。在這個過程中，盡管不同的國家由于歷史背景不同呈現出過渡的差異，例如，由于國家介入程度的差別而有所謂的“美國式道路”和“德國式道路”的區分，但在總體上，自由企業制度和主張自由競爭、抵制國家過多干預的意識形態占主流地位，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具有“自然發育”的特點。十月革命以后特別是二戰以后相繼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一批國家，在其初期則采取了計劃經濟體制。其中的一些國家，如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此前資本主義經濟曾經獲得過一定程度的發展，另一些國家如中國，整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只是在局部地區有所發展，更大范圍內則處在萌芽狀態。在實行計劃經濟的初期和中期，這些國家曾有過工業和經濟的高度增長，但體制內部不可克服的矛盾，最終促使這些國家以不同的方式開始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重要意義

 

　　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從總體上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和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對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國有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始終要依靠和發揮國有企業的重要作用。在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不斷加快的形勢下，國有企業面臨著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發展是硬道理。必須敏銳地把握國內外經濟發展趨勢，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拓展發展空間，盡快形成國有企業的新優勢。

 

　　國有企業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有效結合，最重要的是使國有企業形成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必須繼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根本標準，大膽利用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努力探索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在深化國有企業的改革上邁出新步伐。

 

　　搞好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和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必須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要同國力和社會承受能力相適應，努力開創改革、發展、穩定相互促進的新局面。

 

　　在“自然發育”的國家，市場的擴展顯示了從商品市場到資本市場的軌跡。

 

　　為生產服務的金融制度雖然也在發展，但證券市場的興起和大規模發展則直接受到大量融資和企業間購并需求的刺激。而我們屬于“轉型”國家，已經基本建立了現代工業基礎，建立在有些領域已達到很高的、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競爭的水平，工廠制度不僅確立，而且具有較為系統的管理制度。與“自然發育”不同的是，這些工廠不是在市場擴張的刺激下成長起來的，而主要依賴于政府的計劃安排。所以，它們是“工廠”而不是“企業”。在這樣一個起點上，如何實現這些工廠的市場化“轉型”，“轉型”中依據何種順序和邏輯，就成為我們面對的問題。

 

　　商品市場的一個時期的發展，使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所有企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生了某些實質性變化，那種完全指靠國家吃飯過日子的企業已少見了（盡管不能說完全沒有）。對國有企業改革來說，商品市場所帶來的變化給資本市場的發展創造了不可缺少的前提。這里我們關注的是前面述及的市場發展的順序問題。理論上可以假設資本市場先于商品市場發展，或者二者同步推進，但資本市場上的經營者很快將會發現企業不會按照市場需求生產和銷售產品，不知道那些企業能在市場競爭中生存和獲利，并成為優勢企業，不知道企業重組中誰去兼并誰，也不知道哪些企業領導人是真正的而非冒牌的企業家。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市場能有什么樣的發展是不言而喻的。

 

　　重要成果

 

　　不論理論和政策上采取了何種“說法”，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從開始實際上就是“市場導向”的。改革之初，企業對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按什么價格出售無法自主決定，國家計劃“管得過多，統得過死”，被當成是企業體制上的一大弊端而需要改變，因而要求企業“面對市場組織生產”。企業首先進入的是商品市場，在商品市場中則首先進入的是消費品市場。決非偶然的是，價格改革構成了80年代經濟改革的重點，首先得以放開的是大多數消費品價格，爾后通過“雙軌制”的調放結合，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放開了大多數投資品價格。中國國有企業首先經受了商品市場的競爭洗禮，產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1、明確并初步學會按照市場需求組織生產。

 

　　2、刺激了供給增加和買方市場的形成。

 

　　3、產品和企業的分化加快，一批有競爭力的優勢企業脫穎而出。

 

　　4、在劇烈的市場競爭中涌現出一批企業家。

 

　　改革矛盾

 

　　簡介

 

　　在商品市場取得重要進展、解決了一些問題的同時，它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則越來越顯而易見。這些問題有些是根源于傳統體制的老問題，在新的形勢下趨于明朗和尖銳，有些是隨著商品市場發展而引出的新問題。概括地說，它們集中表現為幾個重要矛盾。

 

　　矛盾一

 

　　第一個矛盾是國有企業“所有者虛置”與市場競爭對所有者作用要求提高之間的矛盾。所謂“所有者虛置”不是說沒有法律上和形式上的所有者，而是指這樣的“所有者”不能切實負起應有的責任。這是傳統體制遺留下來的老問題，但在市場競爭趨于激烈的新環境下，對所有者的要求提高了，所有者的“質量”不同，企業競爭的后果便會有大的差別。這一點經常被用來解釋國有企業經營不善、持續虧損等現象。分析近年來國有企業大面積虧損原因，人們甚至有理由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人是否存在明確的盈利動機表示很深的懷疑。這是一方面的情況。

 

　　在另一方面，國有企業以及其他公有企業的治理結構、經營者的行為呈現出復雜狀態。在企業擴權的背景下，相當多的企業，特別是從差到好的老企業，改革以來“從無到有”的“新國企”，高層經營者實際上掌握了大部分剩余控制權和部分剩余索取權。這些人已不同于改革前的企業經理人員，也不同于西方國家老一代企業家打下江山后雇傭的支薪經理，他們不同程度上具有創業者的性質，對他們掌握的剩余控制權和索取權，人們似乎多少持一種默認態度，認為“人家搞起來的企業，應該有一份合法權益”。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經營者已是某種程度上的“風險承擔者”。但現有的正式經濟關系和法律關系并不全部承認并保護他們這種事實上的權利。與此同時，市場化過程使企業經營者損害法律上的所有者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如職工）的利益，有了比計劃經濟時期大得多的空間，從在職消費到轉移資產都可能發生。于是，合理的不承認，非法的管不住，經營者行為陷入了矛盾、扭曲的狀態，確實有人完全是“吃”、“挖”公有制，也有人是“正路”不通而走“邪路”的。公有制的所有權可能落不到實處，經營者作為一種特殊的人力資本的所有權從來都是實實在在的，如果既有制度不承認、不保護它，它就會以與既有制度相沖突的方式表現出來。近年來一些知名企業家“出事”，以及普遍存在的“窮廟富和尚”現象，僅僅用個人品質顯然是無法解釋的。對具有中國特色的“內部人控制現象”，應有更切合實際的說明。無論如何，我們面臨著一個能否創造出有利于企業家穩定、長期發展的制度環境的問題。

 

　　矛盾二

 

　　第二個矛盾是國有資本事實上的部門、地區所有與生產社會化程度提高之間的矛盾。國有資本名義上或法律上歸國家所有，大多數實際上是部門、地區所有，已是不爭的事實。在非市場化的環境中，國有資本要有運營的實際可能性，“條塊分割”是無法避免的選擇。對“條塊分割”的弊端，已有諸多分析，如人為割斷生產經營內在聯系、重復建設和地區封鎖等。在企業規模擴大、分化加劇的新形勢下，“條塊所有”至少又帶來了兩方面的突出問題。一是“條條”和“塊塊”越來越難以對迅速擴張的優勢企業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特別是直接融資的支持，同時對在競爭中失敗的劣勢企業越來越難以在自己的行政勢力范圍內予以消化。二是“條條”和“塊塊”在自己的行政范圍內越來越難以提供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稱職的企業家人才。撇開其他問題不論，這意味著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張，原有的所有者在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上都出現了“短缺”。如果說西方國家曾存在私人、家族及合伙人資本占有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的話，我們的經濟中目前也出現了明顯的“條塊所有”與生產和資本經營日益社會化之間的矛盾。這兩種情況雖然在具體國情和所有制性質上有很大差別，但所有制形式的封閉性和狹隘性上卻有類似之處。在西方國家，矛盾一定程度上通過企業股權結構的“公開化”、“社會化”，即通過對外擴股包括企業上市加以緩解的。我們所面臨的“條塊所有”所帶來的矛盾，也需要而且只能通過股權結構的開放和流動得到解決。

 

　　股權結構變化深層意義

 

　　股權結構的這種變化有著更深一層的意義，即為政企分開問題的解決提供必要條件。對此依然可以從比較的角度得到理解。西方國家的所有者職能與部分經營者職能的分離，雖然不排除股權依然封閉狀態下雇傭職業經理的情況，但多數是在股權“公開化”以后出現的。“公開化”一方面使企業的股權不再等同于（一般應大于）原有所有者的股權，另一方面由于有了多個所有者，使所有者（投資者）能夠相互競爭和流動，形成了資本市場，以及在資本市場上產生的便于所有者了解企業經營狀況的基本信息。這些變化都使所有者和經營者職能的分離成為可能。對我們所面對的政企分開問題而言，在堅持國有制的前提下，政府作為事實上的所有者具有邏輯上的必然性，在政府之外尋找其他國有所有者是徒勞的。但是，如果一個企業只有一個作為所有者的政府部門，而且這種隸屬關系有著很長的“歷史性”，要實現所有者與經營者職能分離意義上的政企分開將是很難的。積極的變化只有當引入了新的所有者，而且新老所有者具備了流動性，并且能夠以某種方式提供關于企業經營狀況信息時才能開始。

 

　　矛盾三

 

　　第三個矛盾是國有經濟戰線拉得過長與隨著市場競爭的擴展而出現的“市場失效”問題之間的矛盾。準確地說，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這個矛盾不可能突出，甚至不足以成為問題，因為當國有經濟一統天下時，不存在其“戰線過長”的問題，當市場經濟未得到大的發展時，也不可能存在“市場失效”的問題。這個矛盾一旦突出起來，一個隱含的前提就是市場經濟已經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近來強調國有經濟縮短戰線、調整結構，就是以市場經濟在我國的資源配置中開始發生基礎性作用，特別是競爭性行業的市場競爭加劇為背景的。在這一背景下，國有經濟在競爭性領域并無確定的優勢可言，雖然也可以找出具有競爭力、表現優秀的國有企業，但大多數企業卻陷入困境。在另一方面，僅靠市場力量管不了、管不好和不愿管的事情大量增加，矛盾逐漸突出，如何把有限的國有經濟資源按照優先順序轉移到最需要從而也是最能發揮作用的領域去，就成為緊迫的問題。

 

　　國有經濟的這種戰略性調整所涉及的是國有經濟在新體制中的“定位”問題。近年來在國有經濟問題上存在著強調“產權改革”、強調經營者作用和強調建立競爭性環境等不同的觀察角度，彼此有一些爭論。在“產權改革”論那里，或明或暗地遵循了“公家的東西不可能象私人的東西那樣受到關心和愛護”這樣一條簡單、樸實的邏輯，其結論的傾向性也是較為清楚的。強調經營者作用的論者則考慮到近現代企業中職業經理階層出現且重要性上升的趨向，近來又受到人力資本理論和中國實踐經驗的支持。重視競爭性環境的觀點則認為最重要的是創造平等的競爭環境，以獲得評價企業業績的充分信息。對同一問題從諸多角度開展討論，對問題本身的理解無疑是有益的，同時也表明了問題的復雜性。對強調產權改革者來說，需要對這樣一個事實提出解釋，即在最崇尚私人資本、最“自由放任”的國家，如美國，也都存在著一塊“國家資本”或“社會資本”。對強調經營者作用的論者來說，需要對國有企業經營者代理成本普遍高于非國有企業的現象作出解釋，而且將會發現重組后的國有經濟經營者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企業經營者。對強調競爭性環境者來說，也將會發現重組后的國有資本大部分并不處于競爭性領域。如果繼續用一般的產權和企業理論來分析國有經濟問題，將難以擺脫邏輯上的困境，因為其隱含的前提是把國有企業仍然當成一般意義上的企業。顯然，對立足于解決“市場失效”問題、大部分將處于非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來說，或者說實行戰略性重組的國有經濟來說，需要一組更切合實際的理論，其中包括國家理論、外部性理論、政府管制理論等，以對問題本身提出更好的說明。

 

　　矛盾特征

 

　　上面述及的三個矛盾相互交織，不完全處于一個層次，但仍然可以由統一的邏輯加以解釋。不難理解，第三個矛盾是基本的，它需要通過國有經濟的職能轉換和戰略重心的大幅度調整才能解決，其結果很可能是多數或大多數國有資本將會轉入非競爭性領域。在理論上則要求擺脫把國有資本參與的企業看成一般企業的局限。對由于種種原因，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仍然處在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來說（盡管隨著時間推移這部分國有資本將呈現遞減趨勢），第一個和第二個矛盾是無法回避而且必須解決的，其基本途徑是在引入資本市場的基礎上逐步實現企業產權結構和內部治理結構的“現代化”，其核心是在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形成有利于企業長期穩定發展的機制。

 

　　其次，上述三個矛盾的出現和解決具有顯著的階段性特征，或者說只有當轉軌“轉”的一定程度后才會發生。如果沒有商品市場的發展，這些矛盾或者缺少發生的依據，或者雖然存在但不會尖銳。也就是說，商品市場在解決了一些問題以后又提出了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是商品市場本身無法解決的，必須依賴于資本市場的培育和發展。這樣我們對前面提出的問題就有了答案：國有企業的市場化取向改革同樣遵循了由商品市場到資本市場的順序，這一點完全是由市場化進程的內在邏輯決定的。

 

　　面臨問題

 

　　簡介

 

　　從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的角度看，國企改革期待資本市場解決的主要有以下幾個問題。

 

　　經濟收縮戰線

 

　　第一，支持國有經濟收縮戰線，重點是從競爭性領域的退出。當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的目標確定以后，也就是國有資本在某些領域“要不要退出”的問題確定以后，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退出”。我們不排除某些國有資本直接以實物形態上改變用途的方式“退出”，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由于資產專用性存在，首先要解決國有資本變現即由實物形態轉化為價值形態的問題，否則仍然無法實現“退出”。例如，國有資本要從一個紡織廠退出，該廠的機器設備、廠房、存貨等顯然不適合國有資本新用途的需要，所以首先要適當的交易者，通過拍賣、股權轉讓等方式將國有資本變現，而且在變現的過程中應給出合理的價格，不能發生低估國有資本的問題，這就需要有一個資本市場，通過這個市場解決國有資本退出過程中的“尋找交易者”、“定價”、“變現”、“轉讓”等問題。

 

　　企業組織結構合理化

 

　　第二，推動企業組織結構的合理化，核心是大企業的成長和新分工協作體系的形成。近年來出現的產品和企業兩極分化，將導致兩個重要結果。一個結果是大企業的成長，特別是一批按照國際水準衡量的大企業的逐步形成。商品市場的競爭勝利，給企業“長大”在生產、技術、銷售、管理、品牌諸方面打下了一個初步基礎，但沒有資本市場的支持，企業擴展的速度將相對緩慢，有的企業可能就停滯于既有水準。國際上知名的大企業大都有良好的金融支持系統，比如幾乎都是上市公司。這一點也可解釋在發達國家上市公司通常只占公司總數的很小比例（如千分之一、二），但大公司卻很少不是上市公司的。另一個結果是占到企業總量多數的、在競爭中失敗或至少未占到優勢的企業，將與大企業之間有一個分工協作關系重新組合的過程。新的分工協作關系包括橫向關聯（如成為大企業生產體系中的最終產品生產者）、縱向關聯（如原材料、另部件供應商，產品推銷商）以及混合關聯（如跨行業納入大企業多元化的經營結構）等。現在有一種值得注意的傾向，就是對中小企業持一種蔑視態度，認為這些企業，沒有規模優勢，因而沒有競爭力和發展前途。其實，在合理的經濟體系中，大中小企業有適宜的比例關系，大多數企業仍然是中小企業。至于“規模經濟”問題，按照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勒得到大量實證經驗支持的觀點，所有在競爭環境中能夠生存下來的企業，都有其規模上的合理性。我們過去的問題主要并不在于存在大量的中小企業，而在于中小企業與大企業之間缺少有效率的聯系，如一個行業中大中小企業都生產最終產品。在這種狀況下，出路只能是通過收購、兼并、破產、托管等方式重建大中小企業間的分工協作關系。在這個過程中，資本市場不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是最具優勢的。

 

　　企業產權制度

 

　　第三，有助于企業產權制度和內部治理結構中一系列基本問題的解決。現代企業制度作為企業改革的目標已經明確，在實現這個目標的過程中，人們往往注重組織結構的變化，追求組織形態上與國際經驗的相似性，如形成股東大會、董事會、高級經理組成的企業治理結構，建立國有股本的持股機構等，而容易忽略作為其基礎的資本市場的作用。然而，離開了資本市場，產權邊界的確定、股東作用的發揮、對經理階層的監督、經營業績的評價等都根本性的解決辦法。以人們談論很多的產權問題為例，如果缺少資本市場上的“交易”，資產的價格將無從確定，產權的價值邊界也不可能清晰。其次，在存在市場交易的條件下，資產將向對其評價高的主體流動，進而產生資源配置效率改進的結果。如果不出現由于流動而產生的效率改進，所謂的“產權明晰”也不會有多大意義了。盡管我們無法斷言有了發育良好的資本市場，長期困擾我們的產權和企業組織結構方面的諸多難題一定能夠解決（可能需要其他條件的配合），但若沒有資本市場的作用，這些難題肯定是無法解決的。

 

　　如果說十幾年來產品市場的發展使國企經濟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并且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的確立，伴隨著資本市場的培育和發展而對前面分析過的諸多矛盾的解決，將使我國國企體制轉軌發生一個質的進步，從一定角度看，它將意味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基本確立。

 

　　三大熱點

 

　　簡介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召開。十八大報告就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等主題作了深入闡述，受到了中央企業系統的十八大代表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國企工資

 

　　群眾心聲

 

　　王夢奇（26歲，澳大利亞碩士畢業，求職中）：相對于民營企業，我更愿意去國有企業就業。首先，國有企業工作相對穩定；其次，國有企業相對收入較高。我有一些同學在國企工作，雖然工資只有幾千元，但年終獎卻有近10萬元，這對我來說是一種誘惑。

 

　　施晶（37歲，北京一民營廣告公司人事主管）：聽說國企領導層的年薪很高，特別是電力、金融方面的大型國企，同樣的職位，人家僅年終獎就比我一年的工資還多。

 

　　熊群力（十八大代表、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總經理、黨組副書記）：我們集團公司去年人均收入7萬元左右。我們10萬員工中50%以上是科技人員，而且相當一部分是從事軍工最前沿技術研究的科技人員，人均收入7萬元是比較低的。按理說，應該人均15萬元左右，這樣才能留住一流人才。

 

　　李慶奎（十八大代表、華電集團黨組書記、副總經理）：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分配不公、差別過大問題是存在的。在我們集團，從主要領導到基層員工，收入差別不大，但是在發電廠可能有些差別，我們把差別控制在3倍左右。我們的分配原則是盡量做到內部控制和縮減。

 

　　專家看法

 

　　許光建（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國企收入高不高，要客觀地看。社會上關注的是少數大型具有壟斷地位的國企，其職工特別是領導層的收入偏高。這應該是政府監管的重要方面，要對高收入適當進行調整。事實上，并非所有國企收入都高，比如燃氣、自來水、地鐵等領域的國企，工資并不高。

 

　　國企對比民企

 

　　群眾心聲

 

　　某民營礦產企業負責人：像我們公司的這些礦，都是國企看不上的一些邊邊角角。國企和民企不是對立的關系，他們能干的往往是一些大項目，一投就幾十億元、上百億元，我們干不了。相反，我們能干的往往是一些邊邊角角，他們就算干，成本上也受不了。其實國企和民企是可以相互合作、發揮各自優勢、做到共同發展的。

 

　　馬莉（全國工商聯石油業商會秘書長）：站在石油業商會的角度看，國企和民企應當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我國經濟發展，既要有大國企的主導，也要有民企的補充。我們希望出臺有可操作性的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實施細則。從十八大報告中我們看到了希望，希望能夠盡快落實，給民營企業一個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

 

　　宋志平（十八大代表、中國建筑材料集團公司董事長）：去年世界500強中，我國央企占43家，他們基本是這10年產生的。央企有一定規模實力，有一定研發能力，有一定國際經驗，因此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能夠迅速成長。這其實不是“國在進、民在退”，而是我國大企業生產和產業規模集中的表現。

 

　　現象解析

 

　　很多企業以央企為核，把規模做大。這個核又通過社會資本、民營資本的進入，把企業進一步社會化。這符合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是“國在進、民也進”。民間資本進入國企，國有資本得到稀釋，通過上市、資本投入等，大家一起分享財富、分享成就、分享發展。

 

　　專家看法

 

　　許光建：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民營企業發展很快。像華為、中信、三一重工和聯想等企業，都是優秀的民企，對國民經濟起著重要作用，在有些行業里是主力軍。在關系國計民生的戰略性行業，由國企占主導，而一般競爭性行業，民企應唱主角。國企和民企之間，不存在誰打壓誰的問題。

 

　　所謂“國進民退”，是一些政策執行的問題，而非政策本身的問題。國家對民企的支持是一貫的。國企壓制民企的發展，這種情況不是主流。

 

　　國企社會責任

 

　　群眾心聲

 

　　趙瑛峰（北京律師）：作為國企，擁有一般民企所不具備的資源、能力以及國家政策支持，理應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從法理上講，央企作為全民所有企業，其利潤應為全民所有。從道理上講，國家這幾年做大做強央企，目的是希望他們做強后更好服務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更好地服務社會。

 

　　王勇（十八大代表、國務院國資委主任）：在實現發展成果全民共享方面，國企貢獻巨大。單是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從2003年到2011年，就累計上繳稅金17．1萬億元。

 

　　現象解析

 

　　不算所得稅，國有企業繳納的稅費平均每100元收入是8．4元，大大高于私營企業的3．7元和外資企業的3．5元。2011年，國企上繳稅收占全國稅收收入的38．4%。截至2011年底，全國國有企業劃轉到社保基金的國有股權2119億元，占國家社保基金財政收入的43．1%。

 

　　中央能源企業克服價格倒掛困難，全力保障電力和成品油供應；電網電信企業全力投入“村村通”工程，為支持民生工程建設做出了貢獻。92家中央企業定點幫扶189個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占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總數的43%，而其他所有制企業沒有這個任務。另外，44家央企在新疆、40家企業在西藏開展了各類援助幫扶工作，在應對雨雪冰凍災害和汶川特大地震等嚴重自然災害中，在急難險重時刻，央企挺身而出，在人財物上不計成本，一些職工犧牲在抗震搶險救災第一線。

 

　　專家看法

 

　　許光建：從2006年中石油中石化上交特別收益金開始，中央企業逐步建立上繳紅利制度，這是重要的改革措施。應該說，上繳紅利政策推出是很及時的。上繳紅利的比例，大家有不同看法，需要進一步研究，究竟上交多少比較合適，每個行業情況不同，應廣泛論證。

 

　　其他信息

 

　　一是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這包括加快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完善要素市場體系和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深化國有企業和壟斷行業改革。

 

　　二是進一步理順中央與地方及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要按照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要求，逐步實現以中央、省、市縣三級財政為基礎，重點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劃清各級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改革和完善稅收制度。重點是合理調整消費稅征收范圍和稅率，研究將部分高能耗、高排放的產品納入消費稅征收范圍。

 

　　三是進一步理順城市與農村的關系，推動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完善農村發展體制機制。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將城鎮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到農民工，放寬中小城市落戶條件，把在城鎮穩定就業和居住的農民工有序轉變為城鎮居民。

 

　　四是進一步理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關系，深化社會領域改革。這包括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體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