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農業逐步融入全球化浪潮，國內糧價會逐步向國際糧價低位趨近，我國農業領域面臨的全球性競爭壓力亦將會逐步加大。因此，提高我國農業現代化水平與國際競爭力，并漸進地將糧價決定權逐步還予市場方為順應時代發展的明智選擇。
 

　　據報，隨著各地秋糧陸續豐收，我國三大主糧收購價格呈大幅跌落態勢。其中，玉米價格跌幅顯著，農戶價格平均跌幅高于20%，同比最高下跌約30%;小麥在10月前一段時期斷崖式下跌;水稻收購價與往年相比總體上亦穩中趨跌。由于農產品需求價格彈性較小，糧價低迷可能直接導致農民種糧收入大幅縮水。相關人士指出，糧價20%至30%跌幅可能使農民收入降低約1000億，如按農村居民約70%至82%的邊際消費傾向模糊測算，通過消費渠道可能影響GDP增速約1%。
 

　　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低迷及國內供需失衡錯配與庫存積壓交互疊加，是本輪糧價下跌的根本原因。由于全球經濟停滯周期與債務周期雙重疊加，通縮風險加劇，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普跌。近期國內外大豆、小麥、玉米和水稻的每噸差價約處于500至1000元區間。隨著國內市場與全球市場的壁壘逐步消弭，國內、國際糧價的價差逐步收斂，何況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與實際有效匯率長期內呈穩健升值趨勢，我國糧食進口持續增加，以往國內糧食供需平衡被打破，國內糧食銷售空間受到擠壓，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減緩了糧倉去庫存化過程。與此同時，正如國家糧食局近期發布消息稱，“目前我國糧食庫存達到新高，各類糧油倉儲企業儲存的糧食數量之大前所未有，儲存在露天和簡易存儲設施中的國家政策性糧食數量之多也前所未有”。國內存在嚴重存糧過剩現象，倉容不足使糧食交易市場行情出現供大于需、收購困難，糧價被大幅抑制。
 

　　從宏觀層面分析，國內糧價下跌對國民經濟可能會形成一定沖擊。除了通過影響農村居民現期收入，并由消費渠道影響我國GDP之外，若基于一般均衡分析視角，糧價下降還可能對其下游行業如糧油、面粉等食品價格構成下行壓力;可引起飼料價格低迷，降低養殖成本，加之下半年正是生豬大規模出欄周期，也會抑制豬肉等畜產品的市場價格。在我國CPI編制權重中，食品約占三分之一份額，這將通過價格體系的多層傳遞效應，對我國既已低迷的物價構成更大下行壓力，進而加劇潛在通縮預期。
 

　　然而，我國不同地區農村人口的從業分布差異較大。對人多地少的東部或中部的一些省份而言，農民收入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外出務工與經營，糧價下跌可能對其生活影響不是那么大;而對西部偏遠貧困地區和一些產糧大省而言，糧價下跌會使本來就微利的農業生產遭到打擊，農民生活可能會受很大影響。再說，近年來經濟較為低迷，農民進城務工與經營難度加深，這樣一來，農村問題可能就會較為嚴峻。
 

　　面對國際糧價低迷沖擊與國內供需失衡，當務之急是積極采取措施穩定糧食收購價，并切實改善受糧價下跌沖擊較大地區的農民收入困境。一方面，各地應及時落實糧食收購的政府保護價政策，有效遏制三大主糧收購價全線大幅下跌局面，切實維護種糧農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由于世貿組織對糧食補貼設有一定限額約束，因此應大力貫徹落實“精準扶貧”思想，對貧困地區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民中收入較低的群體給予大力扶持，提高最低生活保障與養老金標準，改善其生活與消費水平，切實維護貧困地區的社會穩定。此外，鑒于近期潛在通縮壓力激增且貨幣流通速度處于相對低水平，可實施穩中趨松的總量性貨幣政策，定向精準發放支農信貸。
 

　　而從長遠來看，隨著我國農業逐步融入全球化浪潮，國內糧價會逐步向國際糧價低位趨近，我國農業領域面臨的全球性競爭壓力亦將會逐步加大。因此，提高我國農業現代化水平與國際競爭力，并漸進地將糧價決定權逐步還予市場方為順應時代發展的明智選擇。所以，當下應積極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在尊重農民意愿的前提下，規范有序推進農村土地流轉，推進科學化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實施農業規模化經營，積極開展農產品深加工，并建立高效的農業信息傳播渠道，化解供需雙方在不同區域間的信息不對稱困境，從而有效提高農業生產能力以及農產品加工與流通效率，最終實現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的跨越，從根本上改善農村居民收入較低的局面。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農村地區人均耕地面積相對較少。在現代市場經濟之中，如果農民僅僅局限于小面積農地上精耕細作，則可能會異化為“地少傷農”的尷尬局面，最終演變成為農村地區貧困的根源。因此，各地區在基于自身客觀現實考量的前提下，尤須著力推動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推行規模化和集約化的糧食生產模式，漸進性地穩步釋放農村土地和農業剩余勞動力，并發展符合地域特色的相關產業，有效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高質量就業。同時，強化農業科技投入，推進高標準的現代農田建設，切實提高農業勞動效率以及農產品的質量與產量，發展現代化的高端型、集約型、優質型大農業，并重視開展農產品深加工，提升農產品的市場價值鏈。當農業勞動人口的人均耕作量能達到上百畝土地時，我國農業生產效率與農民收入將會得到大幅度提高;而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鎮化有序推進過程中，通過對其合理轉移及相關職業培訓成為高端產業工人后，其收入亦能得到有效改善。
 

　　另外，供需博弈中的信息不對稱亦是當前糧食供給呈現區域性與結構性過剩的關鍵。今后，相關部門可充分運用“互聯網+”等新興經濟載體優化農業市場信息傳遞渠道，降低市場主體的搜尋成本與交易成本，建立現代化的糧食收購、銷售、加工與流通體系，有效彌合市場體系中的信息斷層，促進農業產業價值鏈的完善，從而推動農業生產、加工、銷售和流通的一體化，形成全國性高效運作的市場體系，切實預防和化解可能出現的農產品區域性的積壓局面。　　隨著我國農業逐步融入全球化浪潮，國內糧價會逐步向國際糧價低位趨近，我國農業領域面臨的全球性競爭壓力亦將會逐步加大。因此，提高我國農業現代化水平與國際競爭力，并漸進地將糧價決定權逐步還予市場方為順應時代發展的明智選擇。
 

　　據報，隨著各地秋糧陸續豐收，我國三大主糧收購價格呈大幅跌落態勢。其中，玉米價格跌幅顯著，農戶價格平均跌幅高于20%，同比最高下跌約30%;小麥在10月前一段時期斷崖式下跌;水稻收購價與往年相比總體上亦穩中趨跌。由于農產品需求價格彈性較小，糧價低迷可能直接導致農民種糧收入大幅縮水。相關人士指出，糧價20%至30%跌幅可能使農民收入降低約1000億，如按農村居民約70%至82%的邊際消費傾向模糊測算，通過消費渠道可能影響GDP增速約1%。
 

　　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低迷及國內供需失衡錯配與庫存積壓交互疊加，是本輪糧價下跌的根本原因。由于全球經濟停滯周期與債務周期雙重疊加，通縮風險加劇，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普跌。近期國內外大豆、小麥、玉米和水稻的每噸差價約處于500至1000元區間。隨著國內市場與全球市場的壁壘逐步消弭，國內、國際糧價的價差逐步收斂，何況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與實際有效匯率長期內呈穩健升值趨勢，我國糧食進口持續增加，以往國內糧食供需平衡被打破，國內糧食銷售空間受到擠壓，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減緩了糧倉去庫存化過程。與此同時，正如國家糧食局近期發布消息稱，“目前我國糧食庫存達到新高，各類糧油倉儲企業儲存的糧食數量之大前所未有，儲存在露天和簡易存儲設施中的國家政策性糧食數量之多也前所未有”。國內存在嚴重存糧過剩現象，倉容不足使糧食交易市場行情出現供大于需、收購困難，糧價被大幅抑制。
 

　　從宏觀層面分析，國內糧價下跌對國民經濟可能會形成一定沖擊。除了通過影響農村居民現期收入，并由消費渠道影響我國GDP之外，若基于一般均衡分析視角，糧價下降還可能對其下游行業如糧油、面粉等食品價格構成下行壓力;可引起飼料價格低迷，降低養殖成本，加之下半年正是生豬大規模出欄周期，也會抑制豬肉等畜產品的市場價格。在我國CPI編制權重中，食品約占三分之一份額，這將通過價格體系的多層傳遞效應，對我國既已低迷的物價構成更大下行壓力，進而加劇潛在通縮預期。
 

　　然而，我國不同地區農村人口的從業分布差異較大。對人多地少的東部或中部的一些省份而言，農民收入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外出務工與經營，糧價下跌可能對其生活影響不是那么大;而對西部偏遠貧困地區和一些產糧大省而言，糧價下跌會使本來就微利的農業生產遭到打擊，農民生活可能會受很大影響。再說，近年來經濟較為低迷，農民進城務工與經營難度加深，這樣一來，農村問題可能就會較為嚴峻。
 

　　面對國際糧價低迷沖擊與國內供需失衡，當務之急是積極采取措施穩定糧食收購價，并切實改善受糧價下跌沖擊較大地區的農民收入困境。一方面，各地應及時落實糧食收購的政府保護價政策，有效遏制三大主糧收購價全線大幅下跌局面，切實維護種糧農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由于世貿組織對糧食補貼設有一定限額約束，因此應大力貫徹落實“精準扶貧”思想，對貧困地區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民中收入較低的群體給予大力扶持，提高最低生活保障與養老金標準，改善其生活與消費水平，切實維護貧困地區的社會穩定。此外，鑒于近期潛在通縮壓力激增且貨幣流通速度處于相對低水平，可實施穩中趨松的總量性貨幣政策，定向精準發放支農信貸。
 

　　而從長遠來看，隨著我國農業逐步融入全球化浪潮，國內糧價會逐步向國際糧價低位趨近，我國農業領域面臨的全球性競爭壓力亦將會逐步加大。因此，提高我國農業現代化水平與國際競爭力，并漸進地將糧價決定權逐步還予市場方為順應時代發展的明智選擇。所以，當下應積極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在尊重農民意愿的前提下，規范有序推進農村土地流轉，推進科學化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實施農業規模化經營，積極開展農產品深加工，并建立高效的農業信息傳播渠道，化解供需雙方在不同區域間的信息不對稱困境，從而有效提高農業生產能力以及農產品加工與流通效率，最終實現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的跨越，從根本上改善農村居民收入較低的局面。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農村地區人均耕地面積相對較少。在現代市場經濟之中，如果農民僅僅局限于小面積農地上精耕細作，則可能會異化為“地少傷農”的尷尬局面，最終演變成為農村地區貧困的根源。因此，各地區在基于自身客觀現實考量的前提下，尤須著力推動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推行規模化和集約化的糧食生產模式，漸進性地穩步釋放農村土地和農業剩余勞動力，并發展符合地域特色的相關產業，有效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高質量就業。同時，強化農業科技投入，推進高標準的現代農田建設，切實提高農業勞動效率以及農產品的質量與產量，發展現代化的高端型、集約型、優質型大農業，并重視開展農產品深加工，提升農產品的市場價值鏈。當農業勞動人口的人均耕作量能達到上百畝土地時，我國農業生產效率與農民收入將會得到大幅度提高;而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鎮化有序推進過程中，通過對其合理轉移及相關職業培訓成為高端產業工人后，其收入亦能得到有效改善。
 

 　　另外，供需博弈中的信息不對稱亦是當前糧食供給呈現區域性與結構性過剩的關鍵。今后，相關部門可充分運用“互聯網+”等新興經濟載體優化農業市場信息傳遞渠道，降低市場主體的搜尋成本與交易成本，建立現代化的糧食收購、銷售、加工與流通體系，有效彌合市場體系中的信息斷層，促進農業產業價值鏈的完善，從而推動農業生產、加工、銷售和流通的一體化，形成全國性高效運作的市場體系，切實預防和化解可能出現的農產品區域性的積壓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