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等收入群體占多數的橄欖型社會，作為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產物，在發達國家基本成型。

 　　瑞士信貸研究院5月發布的報告認為，中國中等收入人群已有1.09億人，盡管從絕對數量看已是世界第一，但從占人口比重來看則僅有11.3%，遠低于發達國家。該報告顯示，美國中產階層占全國人口的比例達到了50%，日本更是高達到68.6%。

　　發達國家中產群體或達六成

　　從二戰結束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發達國家中等收入群體擴張較快的時期。

 　　“在二戰之前，基本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中等收入群體占到人口多數。大概在20世紀70年代后，美國的中等收入者就逐漸占到50%左右，顯現出橄欖型的社會結構。”李強說。

 　　白領人群作為中等收入群體的主體擴張非常明顯。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提及，在美國，白領人群規模從20世紀40年代的1000萬左右上升到20世紀70年代的5000萬，30年間擴充4倍，1980年白領人群已占全部勞動力的50%以上。

 　　當前，多數發達國家中等收入群體占人口比重已經過半。根據瑞信研究院的報告，2015年澳大利亞中等收入群體占66%，比利時和新加坡占60%以上，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國也達到55%以上。

 　　在李強看來，發達國家之所以形成了中等收入群體占人口多數的社會結構，離不開一系列前提條件，比如產業結構、職業結構、管理階層、科學技術隊伍、藍領階層白領階層、收入分配、社會福利和教育。“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進程，一方面帶來居民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帶來產業結構和職業結構變化，農民占比減少，專業技術人員、管理階層或科研人員等藍領、白領人群逐漸增加，進入到中等收入群體中。”

 　　不過，近年來由于發達國家遭遇金融危機等影響，橄欖型社會結構也受到一定沖擊，中等收入群體比例出現下降。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統計數據，美國中產階層占總人口比例從2000年的55%縮減至2014年的51%。中產階層家庭收入占美國家庭總收入的比重也從1970年的62%降至2014年的43%。

 　　李強說：“與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相比，金融危機發生時，股票、房產價值下跌對中等收入人群的沖擊最明顯。”

 　　李強提及，政府在培育中等收入群體中的作用很重要，通過收入分配調整減少低收入者的比重，通過社會保障制度避免中等收入者落入到社會的下層。

　　日本政策扶持改變社會結構

 　　與歐美國家主要因為產業結構升級和職業結構變化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相比，日本政府通過扶持性政策改變社會結構的特征較為明顯。

 　　在總人口僅1.27億的日本，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宣稱建成了“1億中流”。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常興華說：日本在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等相關措施的過程中，著力縮小農業與非農業之間、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地區相互之間存在的生活上和收入上的差距，使國民經濟和國民生活得到均衡發展。

 　　例如，為縮小城鄉、地區間的差距，日本政府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就制定《山村振興法》《欠發達地區工業開發促進法》《新產業城市建設促進法》等法律，促進了不發達地區的工業開發，縮小了城鄉間和地區間的差距。

 　　另外，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下是當時日本收入分配領域的主要問題之一。常興華表示：“日本政府不僅通過推進城市化進程而提高農村遷移者的收入水平，還通過補貼等手段直接增加農民收入，從而整體上提高了社會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使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快速擴大。”

 　　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課題組將人均可支配收入介于22000元到65000元之間視為中等收入者。照此計算，2010年全國中等收入者人口比重為21.25%，即1/5強，約2.85億人。

　　基于發達國家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經驗，李強認為，我國可以從七個方面共同發力：即推動產業創新升級、推動城鎮化、提升農民工收入和社會地位、推進收入分配調整、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升教育水平，以及拓寬市場準入。更多最新數據分析報告、行業分析報告、市場分析報告、市場調研報告、市場調查、市場調研、行業分析、調研報告請關注靈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