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行業的經濟利潤占到中國經濟整體經濟利潤的超過80%，美國該比例僅為逾20%。

 　　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的四年中，中國金融服務業的經濟利潤(收益)占比還較低。危機爆發后的四年，中國金融服務業的經濟利潤占比大幅攀升;同期，美國金融服務業的經濟利潤占比進入負區間。而在2012年到2014年間，中國金融服務業的經濟利潤占比進一步攀升;美國金融服務業的經濟利潤回到正區間。

 　　目前中國經濟80%左右的經濟利潤都是在金融行業，這一比例在全球可能是最高的;美國的這一比例，在20%左右。麥肯錫全球研究院聯席主席、該報告首作者華強森(JonathanWoetzel)在接受財新記者采訪時指出。

 　　對于經濟利潤這一概念，他解釋稱，其與一般所說的(會計/營業)利潤的差別在于，需減去資本成本。相當于考慮進機會成本——這些資本本來可以在不同的行業分散使用。對于一些仍然有正的營業利潤的企業來說，一旦將資本成本減去，經濟利潤就變為負數。

 　　對于整個經濟體來說，基本可以將其理解為一個稅。華強森說，每個人都要付這個稅，付給金融行業。

 　　這一對中美兩國經濟利潤的測算是基于超過3500家中國上市公司(營收相當于中國2015年GDP總量的55%)和7000家美國上市公司(營收相當于美國2015年GDP總量的85%)的數據。

 　　針對資本成本的計算，報告注釋稱，對非金融企業，資本成本為投入資本乘以加權平均資本成本(WACC)。對金融企業，資本成本為股本乘以股本成本。

 　　華強森表示，中國金融行業的經濟利潤那么高，不是因為他們有競爭勢——中國的金融行業跟國外的金融行業效率差距非常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金融行業是受保護的——不管是從書面政策還是從實際情況來說，進入這個行業有很多障礙。現在中國的經濟利潤大部分集中在金融行業，這個肯定不是那么健康的，對整體經濟運行會有影響。

 　　中國國有企業獲得的貸款占到銀行貸款總量的50%以上，這讓那些業績不良的公司得以生存下來。此類公司在金屬、采礦和化工等傳統行業中數量尤其多，而這些行業的整體利潤也都為負值。而在美國，經濟利潤則更廣泛地分布在各個行業中，并隨著經濟周期而變動。

 　　中國如果能將當前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轉向生產率主導的模式，能在2030年前新增5萬億美元的GDP和家庭收入。報告稱，目前中國各行業的生產率僅為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的15%至30%。華強森表示，中國目前僅越有20%的企業生產率水平達到發達國家水平。

 　　生產力主導模式不僅能推動長期增長，還能有效減少中國經濟硬著陸的風險，并改變中國經濟的結構。報告稱，到2030年，消費占比將可能從目前的38%增長至49%，而在現行的投資主導模式下，該比例只能達到40%。

 　　對于銀行業面臨的壞賬問題，報告分析稱，中國有能力出資拯救銀行業，但拖延行動將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該報告假定銀行繼續向低效、高風險企業放貸，且企業表現持續惡化，估計了該情境下3年內資本結構調整的要求，來預估銀行業可能面臨的代價。在該情境下，中國銀行業的壞賬率將增至15%，潛在貸款損失總額(包括影子銀行業務)會從3.9萬億元人民幣增至11.5萬億元人民幣。

 　　這就意味著到2019年，銀行的資本重組將耗費8.2萬億元人民幣，相當于目前GDP總量的12%。換言之，如果中國繼續延續現有的發展模式，每年處理壞賬的花費將增加2萬億至3萬億元人民幣。

 　　“我們相信中國有能力支撐并推動這樣的拯救行動。”報告寫道。中國的政府負債約占GDP的50%，德國和美國該比例在80%至90%之間,日本則為240%。將負債占比GDP增至65%，就能為中國新增10萬億元人民幣的資金，足以滿足極端情境中8.2萬億元人民幣的調整成本。

 　　截止2016年4月，中國政府管理著123萬億元人民幣的資產。出售部分資產也能帶來更多的資金。報告稱，自2010年以來，政府控制的土地資源每年能產生約3.5萬億元人民幣的稅收。此外，中國還擁有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必要時也可動用”。

 　　銀行和影子銀行繼續向業績不良的公司放貸的時間越久，處理壞賬的成本就越高，對經濟的打擊也就越大。報告寫道，一般而言，一國需要3至7年，才能從金融危機中恢復。在復蘇期間，投資者和消費者的信心必然低落，這也必然影響增長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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