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開發區發展進程中外資企業扮演了重要角色，外資企業進入開發區的動機有兩個：第一是低成本制造；第二是中國潛在的市場規模。

    根據十八精神，適應內外部環境的新變化，促進開發區轉型升級，使開發區成為新型區域開放高地，是江蘇開發區新一輪發展的定位和必然的選擇。

    第一，從“集聚產業”向“集聚要素、培育產業”轉型。

    開發區是集聚產業的載體，但是集聚產業在以前主要是通過產業轉移的方式實現的。招商引資是開發區發展的主要路徑，即便是到近些年有些開發區過渡到“招商選資”階段，但是基本發展途徑沒有變，也就是通過企業轉移的方式實現特定產業的發展，區別僅在于所轉移企業的層次。但是隨著國際產業轉移速度下降以及開發區承載能力的下降，開發區的發展方式需要轉型，從依靠產業轉移實現“集聚產業”向集聚高級要素、培育產業的方向轉變。

    開發區“集聚產業”的發展方式與開發區的發展目標是一致的，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制造業水平和比重較低的階段，開發區發展重點在增長，因此，產業轉移是有效的方式。在這種方式下，開放型經濟的重點在于通過引進外資來利用其他國家資源，而技術進步則主要是加工代工型和技術模仿型的。這種技術進步模式屬于國外創新技術的外溢和擴散，創新的源頭在國外。采用的創新技術，是國外已經成熟的技術，而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卻仍由外資掌握，在開發區配置的環節更可能是高新技術產業的勞動密集型環節。目前內外部環境變化已經使得依靠產業轉移實現開發區發展的方式難以為繼，開發區發展的重點應轉向“集聚要素、培育產業”之路。真正的高新技術產業是難以通過轉移的方式建立的，因此集聚創新要素，推動自主創新，培育新興產業是江蘇開發區未來轉型方向之一。

    第二，從外向型“出口平臺”向“內外兼顧、注重內需”轉型。

    江蘇開發區發展進程中外資企業扮演了重要角色，外資企業進入開發區的動機有兩個：第一是低成本制造；第二是中國潛在的市場規模。應該說低成本制造是主要動機，外資企業將開發區作為加工組裝地以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和土地等節約成本，然后將最終產品出口到歐美等主要市場，開發區在其中扮演了“出口平臺”的角色，開發區發展模式可以概括為“兩頭在外，用足國內要素，服務國際市場”。

    開發區從“出口平臺”向“內外兼顧、注重內需”轉型，一方面是因為內外環境的變化使得單純依靠外需已經難以實現開發區的持續發展；另一方面也是與我國經濟發展動力轉型的宏觀背景保持一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不僅市場需求的規模會擴大，需求的層次也會提升，這為開發區的新一輪發展提供了機遇。

    第三，從“產業園區”向“產城融合”轉型。

    開發區規模的擴大加快了城市化的發展，并逐漸在地理邊界上與原城市行政區融為一體。同時，在政策的高度聚焦下，開發區獲得了顯著的要素和產業集聚效應，成為城市功能的主要承載者。當城市發展的戰略目標發生變化時，開發區的單一生產功能也必然要做出適應性調整，由重點發展外向型經濟，驅動經濟增長轉變為圍繞創新轉型，引導城市發展方式轉變，并根據功能區的產業特點和經濟組織的演化需求，改革與創新管理體制和運行模式，以實現功能區與城市發展的一體化深度融合。總之，過去開發區承載的使命是經濟的“增長極”，依賴集聚功能和創新功能的發揮，推動經濟的快速增長。然而，在新一輪經濟形勢下，開發區更大的使命是營造成為國際化、現代化的新城區。開發區建設是城市國際化的重要內容，應將開發區與城鎮化的發展結合起來，這就是“產城融合”的內核所在。此外，開發區的“功能創新”，不僅包括產業的創新，也包括城市的創新。例如，蘇州工業園區的貢獻不僅是對蘇州經濟總量的貢獻，更是對園區新城建設和蘇州老城區保護的貢獻。

    第四，從“成本優勢”向“創新優勢”轉型。

    開發區傳統的發展模式主要是依靠生產要素的數量擴張推動發展，走的是“粗放型”發展道路，對土地、能源、原材料等基礎性資源依賴較大，其中土地開發是開發區發展的主要形式。從產業結構來看，這種模式一般依靠引進外資，大力發展加工制造業，服務業比重較低，且自有技術相對缺乏。然而，隨著資源、環境等因素制約程度的日益增強，這種粗放型的發展模式難以滿足開發區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為此，開發區的發展必須實現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從“成本優勢”向“創新優勢”轉型，使得開發區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生產要素質量和利用效率的提高。在開發區從粗放型轉向集約型的發展過程中，應強調特色園區的建設，如“臺資／德資集聚”、“生態集聚”和“知識產權園區”等，各地政府要依據自身的資源稟賦和發展條件，分類指導，打造特色。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依靠豐富且廉價的勞動力優勢，大力發展加工制造業，創造了經濟增長的奇跡，享受了“人口紅利”。然而，隨著勞動力從“無限”供給到出現相對短缺，中國將面臨人口紅利的消失，而靠人口紅利維系的制造業競爭力及其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優勢地位也將面臨風險。作為開放經濟的大省，江蘇已率先“感知”到人口紅利弱化的影響。本土企業招工難、生產受制約、訂單外流，對外資的引力也有所削弱。而應對人口紅利消失的挑戰，根本出路在于將壓力變成轉型升級的動力，通過科技創新，謀求低成本勞動力優勢向高素質人才支撐的轉變，用人才、技術、品牌等提升勞動生產力，即從“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創造“人才紅利”，就要通過人力資本投入，提高人口素質，做好包括農民工在內各類人才的教育培訓，增加勞動的知識含量和產品附加值，實現“人才紅利”對經濟發展更顯著、更長遠地支撐作用。此外，要有“大”人才觀的概念，不能將人才僅定位于科技、科研人才，而應有包括服務人才、技術工人等在內的更為寬泛的人才范疇。

    所以，概括起來看，江蘇開放區轉型升級的基本方向是開發區從“集聚功能”向“創新功能”轉變，注重新興產業的培育，注重內需的作用以及注重“產城融合”的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