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殷可來到香港，擔任剛剛創立的中信資本副行政總裁。十余載拼搏后，他是中信證券副董事長、中信證券國際董事長兼行政總裁，同時也是一位新香港人和資深“港漂”。
內地人看香港，香港人看香港，往往受制于角度。身份疊加的殷可，對香港有自己更深入的看法，對兩地溝通融合有更獨到的見解。這位管理著幾百名香港員工的新香港人，將每一天的工作當作是內地香港交融的實踐。
在他看來，這幾乎已經成為了一種使命。向來低調的殷可近日接受了媒體專訪，他說，是因為這個話題讓他有了共鳴。
國企改革相關研究報告
中信證券是中資投行國際化的先鋒，短短幾年，通過香港H股上市和收購里昂證券，中信證券的經營遍布了15個國家和地區，成了最為國際化的中資投行。
而中信集團不久前更做出了大膽的決定。今年8月，中信集團將通過注資中信泰富，從而實現整體上市，新中信將成為香港注冊的企業，為國企改革畫出濃墨重彩的一筆，也釋放出對香港未來的信心。
殷可建言中信集團未來為香港的民生發展做出更多投入。他正忙于為久負盛名的“里昂投資全球論壇”在深圳建立永久會址：國際投資者們上午在深圳聽政府官員解讀中國政策走向，下午回到香港聽分析師不同獨立觀點，進行腦力激蕩，晚上去跑馬地香港賽馬會小賭怡情。“這就是活生生的一國兩制。”他說。
香港作為國企改革的前端
記者：中信集團今年通過注資中信泰富上市，新中信將成為香港企業。據您了解，為什么是香港？
殷可：中信集團常振明董事長已經多次講到香港對國企改革的作用，香港的法律環境、公司治理、全球化的市場體系，這些環境、根基和基建基礎是推動國有企業改革的另一個途徑。
一方面，內地無疑是國企改革的主戰場，比如說通過混合所有制、引進民營企業機制或利用資本市場進行市場化改革；但另一方面，香港是一個完全市場化的社會，國企作為香港企業要符合香港的法律，在這里對企業市場化的要求，對公司管治的要求，對于滿足全球化規則的要求，顯然要比內地高。
因此把大型國企一步到位放在香港這個前端，我理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自我挑戰，也是一種倒逼。每個企業根據自身情況會嘗試不同的途徑，我的認識是這樣一條路徑比較符合中信集團35年發展的使命，也比較符合中信集團國際化、全球化的目標。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信在香港設立子公司，香港業務屬于中信對外開放的一個橋梁，這和此后中資企業用香港作為全球化橋頭堡的作用一樣。
在香港回歸前，中信在香港的投資已經達到一個高潮，主要是由于中信香港（后通過買殼上市成為中信泰富）的投資和并購活動。中信入股國泰航空、港龍航空，在香港投資建設了海底隧道，進入了香港的貨運物流業、買入香港電訊，還在新界擁有垃圾處理站。
可以看到，回歸前一些國際企業看淡香港的時候，中信大舉增加了在香港的投資，這些投資都是對香港經濟、民生有幫助的。這些投資和中信集團其他投資相比并不是特別大，但這些舉動極大增強了香港回歸前，商業領域內商家們對于內地的信任。
那時候實際上信任達到一個空前的危機，如怡和遷冊（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進入關鍵時刻，英資怡和集團把注冊地從香港遷移到英屬百慕大）的沖擊。雖然一些人對香港的未來失去信心，但也有很多企業家覺得香港仍然是一個完全市場化、做生意的天堂，可又覺得對內地的脈絡和規矩不了解。那時候中信有個中信泰富作為一家商業企業，跟他們在商業上有合作，他們很自然地就通過中信這樣一個合作伙伴或者一個股東，了解到中國的政策、中國相關的法律，還有中國改革的一些方向。
所以中信這么多年，對香港的支持，從某種角度上看也賺了錢，但從根本上來講，賺得更多的是信心。
記者：但在香港回歸以后，中資并沒有在香港大量增加投資，反而有收縮的情況，比如說中信泰富在2008年后出售了很多在香港的項目。為什么中資在回歸后沒有抓住在香港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機會？
殷可：你的觀察從一個側面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反映出回歸后如何在商業活動中加深對“一國兩制”的探索或摸索。那時候國有企業自覺身份的特殊，特別注意對香港保持所謂的距離，“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個過程促成了中資機構在香港從事商業和投資各方面比較小心、步伐比較緩慢，這是一個客觀的理由。
但另外一個理由是，那個時候正恰逢新的國企改革浪潮，大型壟斷性國企比如說電信、銀行開始了大規模的改革，中國的經濟發展為投資提供了一個非常難得的機遇。也就是說，香港回歸之后內地的經濟出現了又一輪蓬勃發展，在商言商，投資一定要得到回報，顯然內地的市場對中資和華資而言投資機會更多，當然也就成為國企發揮重要作用的一個舞臺。
所以兩相權衡，可以看到，香港回歸之后國有企業在香港的投入相對就減少了，發揮的作用也相對小了。
香港是否邊緣化？
記者：內地市場取代香港市場，既是現實也是趨勢。這就回到大家關注的一個話題，香港是不是在走向邊緣化？
殷可：這十二年來我一直在香港，我經常跟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和企業家說，香港并沒有被邊緣化，香港是被自己或者被不了解香港的人給邊緣化了。不了解香港的，主要是因為身在此山中、不識廬山真面目。
香港一些本地的企業包括民眾和商家，對香港的優勢和香港的客觀認識越來越少，其實不能責怪他們。主要是因為內地發展非常快，香港發展速度不可與內地相比。
他們沒有看到，香港在回歸之后在國家的改革中突顯了新的地位。這個地位其實很關健，就是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和自由經濟體，在中國金融體制改革里面的作用。幾乎所有大型國有和股份制銀行、證券、保險都借助香港走向了全球資本市場，而金融行業走向全球是最難的。
還有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中的“近水樓臺”作用。客觀來講，如果沒有香港這個市場，我很難想象，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改革能夠取得今天的地位和成就。而國有商業銀行如果改革不到位的話，也很難想象加入WTO以后中國發展會像今天一樣。這種邏輯關系，實際上內地及香港人都沒有認真分析過。
我們總覺得加入WTO后我可以直接跟美國、直接跟歐洲和全球對接，已經不需要香港了。可是你仔細坐下來分析，有多少東西是直接對接歐美來做的，有多少還是通過香港的自由貿易、金融中介、仲裁和司法體制？香港的證券監管體系、自由市場體系、法制獨立的體系，運行和維持得非常好，可是有多少人去欣賞和感激過香港這些方面的努力？
我們一直認為，香港的優勢還沒有完全發揮，它的邊緣化只是表面上被邊緣化了，是屬于泛邊緣化的。香港的法律、市場和人才機制，是目前大中華任何一個地區不能替代的。
香港前途在哪里？
記者：請和我們分享一下您在香港多年來對兩地融合的感受，對加強兩地溝通交流有哪些建議？
殷可：23年前為建立深交所，我第一次到香港聯交所了解香港資本市場，那時候香港人覺得很多東西內地肯定都做不到，很多概念都不懂。但是幾個月后深圳交易所建立，實行無紙化進而全電子化交易，他們對內地人敢想敢干，不怕砸了自己飯碗的勁頭還是不敢恭維。
今天不一樣，這幾十年來，香港對內地的理解有了深刻和明顯的變化，香港人為與內地的融合付出了相當多的努力。比如說我們香港的員工以前能講流利普通話的非常少，可是他們下了班之后上普通話課程，現在普通話都講得非常好。
我在香港生活十幾年感受到，社會的怨氣現在確實比我十多年前來時感覺要重。怨氣在哪兒呢，我自己的感覺是，老一代和這一代香港人并不覺得不滿足，他們也常說自己很幸運了，但他們往往會想，他們孩子的將來在哪里，有迷失和焦慮。
我覺得內地人應該從感性的角度來看香港普通市民，后者的生活這些年并沒有隨著內地共同進步，內地人的生活這十來年發生了眼花燎亂的變化，而香港普通市民卻沒有感受到，香港的泛邊緣化給他們的心理帶來了沖擊。
這些微妙的變化，我認為解鈴還須系鈴人，未來需要找到交融的新方向。內地也要成為一個smartplayer（聰明玩家）,用更具現代文明的行為方式處理和香港的交融，包括自上而下溝通的轉型。
記者：去還是留，是不少“港漂”考慮的問題。作為資深“港漂”，您有什么建議？
殷可：我覺得香港市場更廣闊，可能大部分人不同意。我認識的一些在香港的大學畢業的內地學生，在我們這里實習，跟我抱怨說，父母以為他們生活在一個美好的物質世界里，根本不知道他們在香港有多苦，每天晚上十點回到一個空間狹小的地方，經常掉眼淚。
前不久有人說準備回去了，我說，你過不了這一關，我不相信你這一輩子有多大的作為，不管你在哪里。內地發展快，機會確實更多，又沒有文化差異，當然好。但在香港更像是對自我價值的追求和實現，而且干預很少，信息更加自由，有成為專業人士的最佳土壤。
我剛到香港來的時候，工資還無法覆蓋生活支出。但我堅持了，不為別的，就是覺得全世界就這么個地方，既能了解內地又能熟悉海外，產生出“一國兩制”的專才，有價值啊。多年來的堅持也讓自己的人生有了更多內涵。我認識的幾個學生后來通過香港又去了英國、美國發展，更有回到北京高就的，說明香港確實是全球化的中轉站，克服了眼下的困難，也許就能打開另外一條路。
因為他們是在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看看今天香港市場上五湖四海的職業經理人就好了。如果對此沒有概念的話，看看香港有多少中小學國際學校，德國、瑞士、日本、韓國、英、法國、印度、新加坡等，就知道有多少不同母語的高級管理人在香港了。
記者：用10分來評分，您對香港未來發展的信心，有多少分？
殷可：7.5分。我對香港是有信心的，剩下2.5分是融合的風險，如何做到融而不合？如何讓內地及香港都能充分享受“一國兩制”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的獨特價值？其中60%~70%取決于我們這些在香港運作的機構的行為方式。從香港的基本架構和它在中國大環境內不可替代的作用來看，未來十年二十年，這里都是我想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我愛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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