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陸區位不可怕，可怕的是內陸心態。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成都不僅是四川的成都，更是中國的成都、世界的成都。成都雖然與國際化城市標準存在差距，但也有實現國際化的若干優勢。

    “一極兩化”是成都市未來五年發展的一個關鍵詞，它的含義即打造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成都在中西部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和國際化。本文以現代化與國際化的內在關系為切入點，結合當前的國際環境以及城市國際化初級標準，探析了成都國際化過程中面臨的劣勢與優勢。

    一現代化是一個與國際化緊密聯系的概念，離開國際化，既難以對現代化作出定性判斷，也難以進行定量分析。國際化既是現代化的必然趨勢，又是參與世界交流合作、塑造全球比較優勢的現代化。

    現代化既是數百年來整個人類的基本取向，又是全世界社會經濟發展總體目標。致力于推進國家現代化，是我炎黃子孫的奮斗目標，當然，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幾代成都人的共同夢想。追溯過去，成都人推進現代化的歷史過程大致經歷了“起步期”和“加速期”這樣兩個時期：從建國初期的五十年代至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尤其是“三線”建設時期，是成都人追求現代化夢想的起步時期；從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尤其是二十一世紀初全面鋪開西部大開發之后，進入了成都現代化建設的加速期。2012年上半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成都市委第十二次黨代會，確定了成都市現代化的未來目標，即在國家“十二五”規劃期間或者再稍長一點的時期內，把“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發達城市的整體水平作為成都著力追趕的既定目標，并且在會上還明確提出了要在中西部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

    然而，“現代化”不是一個靜態的概念。今天的現代化，已經不是我們在三十年前的改革開放初期所瞄準的那個“現代化”目標了。況且，處于高質量形態的事物，較之于處于低質量形態的事物，其量變質變周期更短，由量變到質變的頻率也更高，也就是說，現代化程度越高的國家，其“現代化”各種元素升級換代的勢頭就更為迅猛。成都作為后發的城市，如果孤立地就現代化談現代化，是難以擔當起在中西部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這個歷史使命的，那么“現代化”對成都而言，將始終是一個遙遙無期的未來目標。因此，成都提出的“一極兩化”，緊緊抓住了現代化與國際化之間的內在關系，一方面，充分參與世界城市分⊥和全球產業合作，另一方面，在迎頭趕上迅猛發展的國際化浪潮的過程中實現成都發展的現代化。未來幾年，既是成都加快推進“現代化”和“國際化”的攻堅克難期，又是成都在中國西部地區率先建成國際化大都市的基礎奠定時期，同時也是打造中國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一個核心增長極的時期。當然，這里的“核心”不是“中心”，“中心”只有一個，而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極“核心”則可能多個。目前，外部世界和成都本地為成都成為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核心增長極提供了兩個機遇：其一，世界范圍內的國際產業轉移浪潮正在興起，此次國際產業轉移浪潮被大多數專家視為人類有史以來的第四輪、也是最大規模的一輪。看到并充分利用此難得的機遇，把成都建成具有全球比較優勢的國際化城市，不是沒有可能。其二，從2012年開始推進的成都新區—天府新區建設，改變的不僅僅是川西平原數千年歷史形成的建城格局，還將為未來百年成都的發展奠定基礎。天府新區建設，就是國際產業轉移浪潮這個難得的機遇之外的又一良機。這兩大歷史機遇，有可能為成都在中西部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和國際化提供潛在支撐。“再造一個產業成都”，就是成都人利用好這兩個機遇的一個現實期待。

    二打造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是成都在中西部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和國際化的戰略舉措。“成都國際化”，是其中的一個亮點，也是一個難點。因為，成都的城市現代化、國際化水平還不夠高，成都面臨著優化城市功能、做大城市體量等多重任務。

    根據國內有關專家建立的城市國際化初級標準，將成都2011年有關數據與這一城市國際化初級標準表進行對比，可以看到，成都除人均住房面積、每萬人擁有機動車數量、空氣綜合污染指數、每萬人擁有電話數等少部分指標達到或超過初級標準外，大多數指標還未達到初級標準。與國內有關城市相比，目前成都國際化水平還存在較大差距。根據成都本土學者陳從和的相關研究，成都的城市現代化、國際化與城市國際化初級標準的明顯差距包括：“成都的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研發投資占GDP比重、本地產品出口占GDP比重、進口額占GDP比重等指標值低于國際化城市初級標準值，特別是進口額占GDP比重還不到國際化城市初級標準值的一半；人均公共綠地面積低于深圳市的人均16.4平方米、北京市的人均15平方米；國際醫院、國際學校不能滿足需要，一些公共場所和政務服務沒有雙語環境，外籍人士在蓉工作生活還有諸多不便；航空港年旅客吞吐量還沒達到國際化城市初級標準值；全市汽車保有量居全國前列，但人均道路面積僅為14.89平方米，中心城區交通較為擁堵；僅有27家外資金融機構入駐，與初級標準值的200家還存在較大差距；我市缺少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品牌展會，國際性的文化體育活動較少。”[1]此外，成都市的經濟外向度只有30%，參與全球生產鏈條和國際經濟合作還很不充分。2010年境外來蓉人員為52萬人次，外籍常住人員不到全市常住人口的萬分之七。總之，無論是成都城市綜合經濟實力、城市社會發展水平，還是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城市對外開放交流等各個方面，都有待加強、提升和拓展。

    基于此，今年召開的成都市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提升開放水平。具體來講，就是要堅定按照業已確定的“雙需驅動”、“兩型增長”這個路子往前走。“雙需驅動”，即依靠內需和外需協調增長來推動經濟發展，既要將提振內需作為支撐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也要把擴大外需作為促進發展的重要動能。“兩型增長”，即把內生型增長和外生型增長這兩種增長模式有機結合起來，既要把內生型增長作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路徑和總的方向，依靠自身的科技進步、結構優化、管理提高來推動發展，也要把外生型發展作為迅速做大經濟規模的現實路徑和重要機遇，大規模、成建制、全鏈條地把省外、國外的成套產業更多地轉移到成都來，采取“拿來”的辦法迅速做大經濟規模。特別是要把外需驅動的短板做長，把外生型增長的機遇用好。綜合研判今明兩年的對外貿易形勢，雖然國際需求總量增長的空間被大幅壓縮，但結構性增長的機遇依然存在。因為我市對外貿易以加工貿易為主要形式，以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為主體結構，國際競爭力和需求剛性比較強，所以，我市對外貿易今年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勢頭是大有可能的。要把握富士康、仁寶等一批重大加工貿易項目今年進入量產階段這個有利時機，突出抓好機電、高新等重點產品出口貿易，培育我市外貿出口的主要增長點。要認真落實外經貿專項促進政策，充分發揮綜合保稅區的支撐功能，繼續加大外貿主體隊伍孵化培育力度，全力做好生產保障和出口服務，力爭在不利的國際經濟形勢下實現我市今年出口增長18%以上的目標。即如中共成都市委第十二次黨代會所確定的舉措那樣：“突出抓好外需驅動和外生型增長，采取‘拿來’和‘移植’的辦法快速做大我市經濟規模、提升產業層次。要落實‘招大引強’方針和‘招商選資’原則，抓好重點企業招商、重點產業招商、重點區域招商，建設一批國際化、世界級的產業基地，增強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競爭優勢。大力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突出抓好機電產品和高新產品出口，積極培育服務貿易，努力保持對外貿易的強勁增長勢頭。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支持優勢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和海外并購融資。”[2]

    三應當看到，成都是內陸城市，越是身處內陸盆地，越要深化改革開放。內陸區位不可怕，可怕的是內陸心態。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成都不僅是四川的成都，更是中國的成都、世界的成都。成都雖然與國際化城市標準存在差距，但也有實現國際化的若干優勢。

    今后若干年西方經濟仍處于低迷狀態，西方市場對中國支撐能力下降，加之世界經濟貿易保護主義呈上升趨勢，商品進出口貿易處于困難階段。[3]因而，立足于國內市場，發現并瞄準成都發展的區位優勢，是一個重要環節。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黃仁偉從成都所處的特殊地位出發，闡述了成都縮小與國際化城市差距的區位優勢：“第一，成都實際上是中國的中心地區。成都和蘭州、西安、重慶、貴陽、昆明等城市都是等距離輻射。第二，成都有一系列的未來空間。一是昆曼高速公路，形成東南亞走廊。二是巴基斯坦瓜達爾港，形成西南亞的走廊。三是蒙古滿洲里到新疆阿拉泰東西走向的鐵路。這些在成都周圍形成屏障，成都的地緣經濟有向外擴張的空間。”[4]此外，成都還具備制造業優勢，成都是裝備產業核心區之一，有制造飛機等大型工程機械裝備的軍工企業以及其它大型軍工企業。同時，成都還有文化優勢，在中國把世界文化產業中的最強引進來提升國內文化產業之際，成都這樣文化底蘊濃厚、歷史悠久的內陸古城，其國際高度無疑將進一步得到提高。[5]從這個層面看，“國際化”與“成都化”就是一體兩面的整體，我們在文化產業化過程中要思考這幾個問題：成都文化核心是什么？價值核心是什么？什么是我們可以貢獻給國際化的最深刻的資源？成都在國際化進程當中學習其他城市國際化經驗時，一定要把這些經驗放在成都的文化身份上來消化并加以利用。[6]

    總之，后發是劣勢，這是客觀事實，但它也是優勢。成都人業已形成共識：“越是處在后發態勢，越要謀求領先發展。后發意味著發展差距，但也蘊含著高點起步、高位切入的可能。困難是挑戰也是機遇，越是面對困難局面，越要強調砥礪奮進。發展中的困難都是客觀存在的，我們難別人也難，關鍵是面對困難時我們要比別人更不怕難。只要有這種精神，成都就能擔當起在中西部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和國際化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