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近年來的改革與創新，成都市農村金融創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城鄉金融體系日益完善。不僅成都市金融機構的種類和數量在西部地區最齊全、最多，而且成都市各項金融業務量持續上升。

    作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成都，經過8年多的創新性實驗，初步探索出一條城市與鄉村共繁榮、經濟與社會同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科學發展路徑，實現了以“三個集中”為主要內容的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在這一進程中，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成都市在農村投融資機制方面的創新性實踐則是以此為基礎展開的。

    (一)成都市進行農村投融資機制改革的做法

    1.建立起農村產權直接抵押融資體系。長期以來，農村擔保物的缺失與道德風險的存在使得銀行不重視農村業務.為解決農村有限擔保物不足的問題，成都市于2008年先后成立了互為配套的農村產權流轉擔保股份有限公司和農村產權交易所，并于2009年出臺了《農村產權抵押融資總體方案及管理辦法》等文件。隨著相關配套政策的逐步完善，正式啟動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農村房屋和土地承包經營權直接抵押融資方案。農村產權制度的改革帶來了農村投融資機制的創新，從而推動了農業產業化，進一步提高了農民收入。

    2.加快地方金融機構改革和發展。一方面，成都銀行經過努力已完成增資擴股工作(資本充足率達到15%左右)，跨區域經營加快進行，廣安分行、重慶分行相繼營業。同時，成都銀行與馬來西亞豐隆銀行聯合組建了錦程消費金融公司，是全國首家中外合資消費金融公司，是全國3個試點城市之一。另一方面，成都最大金融機構——成都農村信用聯社股份有限公司籌建成都市農村商業銀行，總股本為58.98億股，僅小于上海農商銀行(70億股)和廣州農商銀行(60億股)，股本規模在全國農商行中列第三位，在西部地區列第一位。這些改革大大增強了地方金融機構對成都“三農”服務的功能。

    3.搭建農村投融資平臺。成都市政府先后出資成立了農業發展投資公司、小城鎮建設投資公司等政策性投資(擔保)公司，成都各區縣也在陸續成立類似的公司與之對接。這兩類公司的主要任務是融合使用財政支農資金和政府其它涉農資金，通過貸款貼息、委托貸款等多種方式，為“三農”發展搭建融資平臺，引導大量金融資源投入“三農”。就郫縣而言，一是縣財政投入3.4億元注冊資金組建了成都惠農投資建設有限責任公司，現已實現融資8.6億元，帶動社會資金近80億元投入現代農業發展和新農村建設。二是財政投入1億元組建了成都惠農產權留轉擔保有限責任公司，已為32家農業產業化老頭企業、集體經濟組織和種植大戶提供擔保融資貸款12450萬元。

    4.積極探索新型農村金融組織。大力發展村鎮銀行、貸款公司和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組織，加快構建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一是大力推進村鎮銀行試點工作。目前邛崍、彭州、都江堰、雙流、金堂、新津等7家銀行已相繼開業，并于2011年共同成立了“四川省銀行業協會村鎮工作委員會”，為農村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金融支持。二是積極開展小額貸款公司試點。截至2010年12月底，成都市已有27家小額貸款公司籌建，全市小額貸款公司向農戶發放貸款余額7137萬元，占發放貸款余額總額的2.5%，較上年同期增加了1.94個百分點，對“三農”客戶的貸款支持力度不斷加大。

    5.積極開展政策性農業保險。成都市近年來正在積極地開展政策性農業保險的試點工作，通過政府補貼、市場化運作的方式，引導和鼓勵全市政策性保險，支持范圍由玉米、大豆、水稻等傳統糧食作物擴大至生豬、奶牛、煙草花卉等優勢特色產業。例如，由成都市農投公司和郫縣人民政府共同出資建立了食用菌風險基金450萬元，專項用于食用菌種植大戶和龍頭企業的食用菌種植保險費補貼。同時，成都市還引進了農險經營較為成功的法國安盟保險公司。2010年，安盟為農業生產提供風險保障5.74億元，總保費收入2921.72萬元，賠付金額為1253.5萬元，共計4.8萬農戶收益。安盟現以成功競標水產養植和食用菌種植保險等特色農險，分別在5個鄉鎮進行試點。

    (二)成都市進行農村投融資機制改革創新后的情況

    通過近年來的改革與創新，成都市農村金融創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城鄉金融體系日益完善。不僅成都市金融機構的種類和數量在西部地區最齊全、最多，而且成都市各項金融業務量持續上升。

    2010年，成都市全部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余額15277億元，比上年末增長23.1%，全部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余額12139億元，增長23.0%，增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通過農村投融資機制創新，成都市2010年全年共發放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農村房屋產權和林權抵押融資513筆，融資金額9.7億元，較前幾年水平大大提高。一方面，成都市大力培育農村市場主體，著力構建以產權為紐帶、以農戶自愿聯合為基礎、以現代企業制度為核心的農村專業

    合作社、股份合作社、勞務公司等新型市場經濟組織，扶持培育農村龍頭企業，對發展潛力大、帶動能力強的企業給予重點支持。截止2010年底，新增農民專業合作組織325個：新增市級以上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90家，累計達412家。另一方面，成都市積極開展政策性農業保險試點工作，到2010年，成都市用于農業保險的保費收入為1.3589億元，賠付支出為1.0014億元。

    (三)當前成都農村農業投融資機制創新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成都市農村投融資機制創新性實踐取得了一系列成績，有效地推動了統籌城鄉發展，其在實踐操作和運行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也是需要我們重視的。

    1.農村產權職能不充分，農村投融資機制改革效果打折。由于農村產權職能依然不充分，使得以農村產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和農村房屋所有權)作為農村投融資中的替代抵押品這一機制尚不完善，制約了農村產權抵押融資改革。

    農村產權職能的不充分，主要是由制度、法律和流通環節等因素決定的。首先，我國的土地制度決定了農村產權職能的先天缺陷。產權的基本內容包括所有權、使用權、轉讓權和收益權，這四種權利可以合并使用，也可以分割開來。我國農村土地屬于集體所有制，不明晰的產權劃分使得農村產權的所有權得不到有效表達。其次，法律風險的存在使得農村產權其他權益的獲得存在不確定性。由于國家政策和法規對土地用途的限制，成都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在投資人獲得其它權益的保障方面并不充分。同時農民也面臨著產權入股后的退出問題。最后，農村產權流轉的局限性導致權能表達不充分。由于前兩個因素的存在，使得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有限，而無法處理的農村小產權房問題使得宅基地流轉僅成為理論上的可能。

    2.現有農村產權抵押擔保融資機制使得地方政府承擔了過大的風險。由于我國地方債務不確定的巨額數字，地方債務風險問題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心。可以說，地方債務的產生是和地方政府謀求經濟發展不可割裂的。巴曙松(2011)就曾指出，在城鎮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地方政府通過以“土地財政”為支撐，搭建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籌建資金，一度成為城鎮化建設融資的主要模式和資金來源。統籌城鄉發展一樣如此，不可否認是成都市地方支出的大部頭都是由土地財政提供，這也會在相當程度上加大成都各市縣乃至鄉鎮一級的債務風險。

    另一方面，農村產權抵押債權保障機制的設立，使地方政府承擔了過大貸款的風險，從而進一步加大了地方債務風險。抵押物的市場化處置存在問題，抵押融資風險基金更是政府牽頭融資而成，而地方司法機制受到《擔保法》和《物權法》的約束，這些都是保障機制運行加大風險的緣由。例如，成都市財政從2007年起就安排資金6億元，之后每年安排資金增幅不低于10%。而風險基金每年的籌集規模按上年度農村產權抵押融資余額的4%籌集，通常損失的80%由基金承擔，銀行只承擔20%。這無疑將由地方債務支撐。

    另外，政府承擔過大風險的同時實際上是給予了農民一種違約的激勵，農民在自身風險被轉嫁的情況下更容易產生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

    3.農村投融資機制創新僅以正規金融為主導，缺乏非正規金融參與。我國典型的農村金融二元機構決定了農村金融市場的發展需要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相結合。不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不但存在著正規和非正規金融之間的垂直聯系，而私人借貸中相當比例的借貸資金來源于正規金融部門，而且非正規金融之間還存在著橫向聯系，如一些農業大戶充當著農戶與生產資料供應商、農產品收購商之間的金融中介。然而，現階段成都農村投融資機制的創新實踐中，缺乏非正規金融的有力參與。

    一方面，由于統籌城鄉發展是政府主導推進，政策性金融遠大于商業性金融的參與。雖然商業性金融機構如成都農商銀行、郵政銀行、農業銀行均積極參與，還涵蓋了大量村鎮銀行、小額農貸公司，但政府主導意義過重，涉農業務在各機構總業務中占比過低。同時合作金融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發展，而新興的農村資金互助社也還處在探索階段。特別是商業性農業保險的缺失，也使農村投融資機制創新滯后。另一方面，非正規金融發展不足。雖然在民間特別是農村這種小農經濟盛行的區域，廣泛存在著民間借貸，然而其非正規的地位往往讓人們忽視它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