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傳志：你比如說，像國務院、政府精簡機構的問題，現在確實有點機構的龐大，它不僅是要花更多的錢給人發工資，而是確實人多越添亂，真的是，我說一個例子，這個例子，我1983年，就是我在辦公司以前，被調到中國科學院干部局，最長最多的時間是干嘛呢？你都想象不到，不是去調研跟所里面談話，更多時間是給中組部報這個名單和文，為什么呢？當時中組部的要求是科學院的所有的所長和黨委書記，都要報中組部批，報他們的時候，就是要每個字標點符號都不能錯，那個時候還沒有今天的打印這些做法，所以全得手寫，寫錯了就得重寫再抄，花了大量的時間，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就在那干了一年，我就堅決不干了，我回來要辦公司了，實際上就是可能精簡機構本身會能夠使效率更提高，讓市場的力量更多的發揮。

 　　但這里邊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如果精簡機構的話減下去那些人，往哪分流，他們手里邊現在都有職有權等等，所以這就是改革的深水區了，假定把它全都砍掉的話及只是堵沒有疏的過程，這事能做成嗎？我們有點擔心。

 　　陳偉鴻：當時跟現在的整個的環境是不一樣的，包括企業生存的條件也不一樣，如果回過頭來總結說，聯想的成長跟改革之間的關系，您會怎么來總結這樣的一種關系？

 　　柳傳志：聯想實際上就是在中國改革的環境中，不停地適應環境，當大環境合適，我們就努力發展，當大環境不適合的時候，我們就努力給自己創造一個小環境，咱們小環境也不行，我就待著不動了，我絕不越過紅線，絕不越過雷池，這樣才能保住命。

　　陳偉鴻：這個跟您說到的那句話，我可能會軟弱，但是我絕不搖擺，是不是一脈相承？

 　　柳傳志：差不多，我只能服從環境，我從來沒有想過說堅決要給環境動個手術什么的，我沒有這雄心壯志，也不敢。這就是軟弱的地方，不搖擺的地方就是說永遠知道不會做那個，有的人做的那個事，當時很勇敢，他覺得不怕死，實際上是他不知死，不知死跟不怕死是不一樣的，譚嗣同革命失敗被抓，然后說，殺了我，快哉快哉，我豁出去了，我知道這結果，那叫不怕死。不知死的人是不知厲害，一弄完了就慫，我是經歷過各種情況，我知道死，我怕死，所以我就軟弱了，但是就絕不做過頭的事，這就是軟弱不搖擺的意思。

 　　陳偉鴻：那是一個充滿了喜悅，也充滿了悲傷，充滿了堅定，充滿了樂觀，當然也充滿了苦惱和憤懣的一個時代。而企業家在這個過程當中，毫無疑問，也把他們的命運和時代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我請各位看幾張照片。

 　　1984年，這是當時的聯想的一個雛形，20萬元十來個人，就掀開了聯想最初創業的篇章，從那一刻開始，很多人都在猜，聯想究竟會成為什么樣的一家公司，他們的未來將會面對什么樣的挑戰，我們不妨一起走回到歷史的長河當中去。

 　　解說：在中國特殊的社會背景下，政策的變化與企業家命運息息相關，從1981年開始，每隔3到5年，中國必有一次政策變化，每次整治的對象都是民營企業。1985年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專業戶今天的“怕”，提出專業戶最怕的就是政策改變。在這樣的宏觀環境下，柳傳志卻要做著自己的企業夢想，他借用計算所的血緣關系搞起了企業，但他不甘心做貿易，更重要的要自己生產計算機。上個世紀80年代，在國內生產計算機首先要獲得生產許可證，聯想作為體制外的企業，根本就無法獲得，那是一個計劃和市場還在爭論的年代，那是一個企業憑著條子生存的年代，那是一個規則還沒有建立的時代。聯想并不甘心只做貿易，下定決心要做生產商，柳傳志選擇突圍，采取了被他稱作為“拐大彎”的方式。

 　　1988年1月，柳傳志來到了香港，他要在這個沒有計劃的城市成立一家公司，為生產個人電腦做資金、技術和市場準備。

 　　柳傳志：大的環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環境，小環境還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適應環境，等待改造的機會，我是一個改革派，之所以到今天還算成功的話，因為我不在改革中做犧牲品，改革不了趕快脫險。

 　　陳偉鴻：今天這個短片讓我印象最深的是風華正茂的柳傳志先生出現在我們眼前了，那個年代所有的批文，所有的條子，那是最熱門的商品，但你們當時沒有。

　　柳傳志：國家不給我們指標，我就在香港辦了一個生產小作坊。

　　陳偉鴻：曲線救國。

 　　柳傳志：在臺灣那地方，這個作坊干嗎呢，就是專門生產主機板，因為我原來是計算所出身，我們有這個技術，于是我從國內就帶去了一些同事，年輕的工程師在那兒，這主機板生產完了以后，研制完了以后，小批量生產以后，就拿到了拉斯維加斯的展會上去展覽，在展覽的時候，眾多的攤位上，竟然我們國家的電子部的考察人員到那里看，看見了一個攤位，竟然還說普通話。

　　陳偉鴻：他們覺得很意外吧。

 　　柳傳志：很意外，非常意外，而且一打聽，怎么是個香港公司，原來鬧了半天，我們是被逼到香港去的，后來回去以后，就給了我們國內的生產許可證，雖然臺數很少，比如一年給我們兩千臺，但畢竟就是說允許你在國內生產了。你要買元器件從哪買呢？你又沒有進出口的批文等等，一個就是買走私品，一個就是買正規產品，就是不走私的，你發現什么，根本就沒有不走私的。

　　陳偉鴻：那怎么辦在那一刻，你怎么做抉擇？

 　　柳傳志：所以我們面臨的問題就是你要是堅決做一個非常干凈的公司，不走私，那公司就真的就別辦了，我們再后來內部研究了半天，就決定畫了五顆星，一顆星是一點不走私的，五顆星就是純走私的。

　　陳偉鴻：中間有一些過度階段。

 　　柳傳志：三顆星是什么呢？三顆星就是你買的是走私的東西，但是我的手續健全，發票所有東西證明我沒走私，別人買走的，我不知道，后來我們就選擇第三條路，三顆星，三顆星就是你利潤上，你要把走私的那份誰愛干什么干什么，跟我無關，他們把那份利潤拿走，我就是按這個錢買回來，我做我的電腦，我就賺這份錢，這個就比較安全，我們就是做的這樣的事。這種事弄不好也會出婁子。

　　陳偉鴻：你可能都挑戰了當時政策的一種底線，才能夠完成聯想最初成立或者說成長的這種夢想。

 　　柳傳志：其實，各位在座的朋友，是不是有做企業，或者MBA準備將來做企業的，其實都可以這么去想，實際上，當你把你的目標定下來以后，你要想想，實現你這個目標中間有沒有死扣，就是根本不能完成的事，或者是冒著紅線以外的事，如果沒有的話，在當時那種法制法規不明確的情況下，實際上確實是你可以通過各種迂回曲折的手段，是能達到目的的。

　　陳偉鴻：您在那兒碰到過什么麻煩嗎？

 　　柳傳志：碰到的最大的麻煩就是，當我們決定，我剛到香港先做AST(美國虹志電腦)的代理，當下決心要做生產的時候，我們是買了一個香港的小的有生產能力的公司，然后就準備要參加拉斯維加斯的展覽，先參加一個漢諾威的展覽。

　　陳偉鴻：工業展。

 　　柳傳志：在參加這個展覽的時候，要多少錢呢？大概要一百萬美元，連買下這個公司，同時預備好生產的環節，當時北京聯想已經有了一定規模，然后我就拿北京聯想全體東西做抵押，再加上科學院幫我再去努點力，我借到了一百萬美元，連自己的錢，借到了一百萬美元，就把這一百萬美元打給了香港的負責人，是個香港總經理，香港人呂譚平，到了大概就在6月2日、3日前后，我跟他開會協調了解情況的時候一問出事了。

　　陳偉鴻：出什么事了？

 　　柳傳志：就是離預定計劃差遠了，根本就趕不上漢諾威那個展覽，在電話里邊，我聽對話，呂譚平的副總叫吳禮益，他們給我解釋說，他們為了買一個便宜的波峰焊爐，因為這里面最大的一個環節就是波峰焊爐，花了多少多少時間，說了很多，頓時我就火了，因為他們真的是，對這工作程序太不明白了，你比如說我五個環節，你每個環節就是70分，波峰焊爐差點你這東西就能出來，你波峰焊爐買的再便宜，再好，你100分，別的環節是20分，沒做呢，你就完了，就是6月4號的第二天，到香港去，不要讓他們任何人知道我來，不讓他們接我，不要到機場，你知道為什么嗎？

　　陳偉鴻：你怕走漏風聲是嗎？

 　　柳傳志：不是，沒什么走漏風聲的問題，因為這火氣非發出來不可，你不說他們不知道厲害，你要在機場，你見了面，我跟你照樣握手微笑，我不說，到第二天，全體人員開會的時候，我到那時候再跟他發火，再說，這不太象話。

　　陳偉鴻：這很奇怪。

 　　柳傳志：這人不挺陰嗎，這算什么，如果在那發完火，第二天就沒法發火了，沒法發火教育不了員工，所以這話那天就甭見面，第二天就組織開了會，沒幾個董事，然后就是高層骨干的會，一共幾十人開會，開會的時候，上去話茬就不善，我就說，主要就是講你們知道我們做出這板子是為了參加漢諾威展覽的，如果要是參加不上的話，現金流就斷了，現金流斷了這公司就完了，而這錢哪兒來的呢？一百萬美元是我用國內的全體員工的辛苦勞動，再加擔保和借貸來的，這一百萬真沒了，我就應該跳樓，我說現在我就是個跳樓的人，跳樓的人說話，所有人都得聽，而且不能光聽還不算，我得問你們問題，你們就得回答，你們就得以這種心情對待我，你想那氣氛，現在大家聽著像好聽一樣，當時那個氣氛實際上是充滿了火藥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