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甲歸田”的黃慶玖，是一位非典型基層公務員。

     調查他的種田背景，呈現的則是一些普通基層公務員的典型生存狀態：在鄉鎮基層干了一二十年，工資低，升職無望直至無欲，以養老心態活在官場，有的如黃慶玖則開始“謀錢途”，以至于觸到國家公務員法的紅線，盡管此舉在情理上容易獲得同情和理解。

     永州市零陵區，從主干道拐進區畜牧局的辦公大樓，需要經過一條有些破落的巷子。畜牧局的招牌被幾根竹架子遮住，工人在院子里挑沙土。這棟正在翻修的4層小樓，因遠離鬧市而顯得更加寂寥。

     黃慶玖的辦公室在3樓。他是這棟樓里唯一一個沒有具體職務的工作人員，工作內容是“協助副局長做事”。他的辦公室，也是唯一個沒掛科室門牌的。

     當初從鄉人大副主席申請調到此處，工作清閑無壓力是主要原因。同時，他當時已經獲得了第二個身份——在零陵區石山腳鄉擁有200多畝農田經營權的“種田大戶”。

     從實職走向閑職，在官員和農民兩種身份之間疊加糾纏，讓他仿佛坐了趟人生的過山車。

     閑職：“能謀得縣城里的清閑職位，是求之不得的事。”

     黃慶玖今年42歲，身材有些微胖，頭頂的發已稀疏到幾近“荒蕪”。

     他辦公室的隔壁是財務科和文明辦。財務科的幾個女同事對他印象不錯，“是個老實人，挺勤快的。”

     一名短頭發的女工作人員說，黃慶玖每天早上來到辦公室，便開始打掃衛生，有時候還幫她們把放在門外的垃圾倒了。除此之外，黃慶玖還愛學習，沒事喜歡鉆研網站，去年把畜牧局的網站重新搗鼓了一番，讓大家對這個來自鄉鎮的新同事刮目相看。

     同事們對黃的過去所知甚少，但黃慶玖種田一事，不少同事都表示知情，而且“十分理解”。有同事說，“他是跟別人一起種田的，這沒什么。”

     黃慶玖是在去年9月來到這個在編人員不到30人的單位。局里給他騰挪出3樓的一間辦公室，職務是副主任科員，主要協助分管養殖和動物防疫的副局長做事。

     局領導都在4樓。每天，黃慶玖都要爬辦公室左邊的Z字形樓梯，跑到副局長辦公室，聽他安排工作。

     這位副局長姓蔣，記者見到他時，他正打電話部署新一期的生豬養殖(閹割)計劃。對于黃的表現，他不愿做過多評價，只說，“我的事情都很雜，有事情就叫他，他一般也還能做好。”

     蔣姓副局長說，黃慶玖在職稱上跟他是平級(都是副科級)的，但黃不是領導。

     “每天都是做些瑣事。”黃慶玖說，在此之前，沒人做這份工作，所以不算接誰的班。

     從鄉人大副主席到非領導職務，黃慶玖并沒有經過多少掙扎。他不止一次跟記者說，“能謀得縣城里的清閑職位，是求之不得的事。”

    焦慮：孩子上初中了，將來上高中、考大學要花大錢。

     黃慶玖出生在農村。從學校畢業后，被分配到零陵區石山腳鄉任職。1999年，28歲的他當上了鄉鎮分管農業的副鄉長。2年后，任人大副主席。在這個職位上，他干了兩屆。

     對于以往的仕途經歷，黃不愿過多提及。“六局三辦一公司，只要跟農業沾點邊的，我都要負責接洽，很辛苦。”他說，最多的一次，他一連接待了5個不同的上級單位，忙得沒時間吃飯。

     在他的老同事眼中，他是個“舍得吃苦，舍得用力”的人。除此之外，也有缺點，比如沒有魄力，不善人際關系等等。

     “能吃苦”并沒給黃慶玖帶來多少收益。他說，直到離開鄉鎮，他的工資(包括福利津貼)每月才2300元——這個數目，是市區一名普通餐館年輕服務員工資的2倍左右，前提是餐館包食宿。

     黃慶玖說，在鄉鎮任職的20年時間里，他最初一個人擠在一間狹小的單位房里，每天數著日子過，很焦慮。后來遇到現在的妻子，住房條件有了一些改變，卻也增加了很多開銷。為了補貼家用，妻子后來去了一家紙板廠，工作環境惡劣，每月工資卻只有700多元。

    黃慶玖說，他的頭發就是那些年掉光的。

     2006年，他找親戚借了些錢，在郊區買了套100平米的房子，總房款10多萬，他選擇5年按揭，每月還貸將近2000元。

     這個數字曾讓他喘不過氣來。“當時想的是，趁孩子還小，不太需要錢，能過去就過去。生活嘛，總要逼一逼自己的。”

     妻子隨后去了市區一家酒店當服務員，每天晚上10點多才能回家，黃慶玖下班后要給孩子做飯，家務活也基本由他“承包”。盡管如此，他還是很滿足——用黃自己的話說，一家三口的生活，有了一絲光亮，畢竟，妻子的工資漲到了1000元。

     如今，黃慶玖的兒子已經上初一了。黃慶玖說，這是個讓父親焦慮的時候，“現在學費不要錢，等過了這3年，畢業擇校、上高中、考大學，哪個不是要死命花錢。”

     選擇：找親戚東拼西湊借來4萬元，帶頭“大戶包田”

     命運，似乎也在這個時候給了他“機會”。黃慶玖說，2012年3月份，他在石山腳鄉的南山村、文屯村督促春耕生產，發現有不少農田處于拋荒狀態，他覺得很可惜。

     跟村里幾個干部商量一番后，黃慶玖決定帶頭“大戶包田”，把這些農田全都利用起來。

     他躊躇滿志。之后，不到一個月時間，黃慶玖和村里另外兩個農民，通過土地流轉的方式，從村民手里租到了200畝農田，用于制種和傳統水稻種植。

     這些田地，大多遠離水利設施和鄉間公路，地勢不好，分布也零散。而要實現機械化大面積耕種，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土地要連片。

     黃慶玖說，要從農民手里租到田，不是容易事，“農民們都有‘離鄉不離田’的想法。”黃慶玖多次跟著村干部去說服村民，村民最終多半會被這個“領導”打動，黃慶玖便可以用其他零散的田換來相對集中的田。

     在獲得土地經營權之后的幾天時間里，黃慶玖聯系上了省內一家大型種業公司。按照公司慣例，黃慶玖免費獲得種谷，收成后再將谷種賣給公司——這個，也讓黃慶玖覺得滿意。

     黃慶玖投入了4萬元，他說，這些錢都是找親戚東拼西湊借來的。

     彼時，黃慶玖還在石山腳鄉鄉政府任職。鄉政府離農田只有2公里路程，黃慶玖有輛電動車，雖然工作忙碌，他還是經常抽時間下田。

     2012年6月，零陵區各鄉鎮換屆。零陵區組織部的工作人員下到各鄉鎮摸底情況，像黃這樣在同一個職位上擔任了兩屆的，要么交流到其他鄉鎮擔任職務，要么平調到區里，擔任非領導職務。

     黃慶玖選擇了后者。為此，他還寫了一份申請，理由是：“年齡已大，希望能換個環境工作”。

     他說，“鄉鎮事情太多，壓力很大，換到別的鄉鎮也是換湯不換藥，可能當上正科級，但沒幾個人愿意。”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鄉鎮公務員說，一個基層公務員，在崗位上做了很多年后，沒有后臺，沒有突出的能力，一般很難再往上升。那些基層干部如何安置?最常規的做法，就是平級調到縣里或區里，做份閑職直到退休，“也算是養老”。

     而這，也正合乎黃慶玖本人的解讀。他幾乎是高高興興地去區畜牧局報到的，因為“以后可以有更多時間照顧農田”。

    賬本：今年有望賺12萬元，這個數字相當于工資的五六倍

     今年5月2日，五一小長假后的第一個工作日。黃慶玖帶著一支由25個村民組成的“插秧隊”，浩浩蕩蕩地朝他的田地走去。

     他下到田里，指導別人怎么把泥巴糊到田埂邊上，以填好那些泥鰍鉆出來的洞，不讓田里的水流走。之后，又教一位村民怎么分辨母本四葉苗和五葉苗。折上岸頭，他隔老遠跟幾個做工的婦女喊話，某塊田要重新翻泥，太硬了播不了苗。

    他確實有些忙。今年，他承包的田地變成了400畝。

     他曾給記者算過一筆賬。從種子到入倉，一畝農田成本有谷種、插秧、機耕、收割、農藥、化肥、田管、曬谷等費用，正常情況下這些開支約為每畝500元左右，一塊畝產300公斤的水田，收成大概是600到700元，平均賺100多元;而用于制種(結出的稻谷不用于口糧，而是賣給種子公司)的水田，相對來說，成本和利潤都要高，純利潤大概為每畝200到300元左右——理想狀態下，100畝農田，如果全部用于制種，年利潤可達到兩三萬元。

     這也正是黃慶玖今年擴大生產的原因。算下來，400畝農田，可以賺得8萬到12萬元，加上政府補貼(零陵區為了鼓勵種田大戶，規定100畝以上大戶獎勵1萬元，而據黃慶玖說，今年政策可能更加利好，400畝有望獎勵4萬元)，最少也可以賺到12萬元——這個數字，是黃慶玖目前工資年收入的5到6倍。

     這個有著400畝農田種植經營權的人，身份卻不是農民。即使下到農田，黃慶玖的左上衣口袋依然別著一個圓形工作牌，上面寫著職務：零陵區畜牧水產局副主任科員。

    質疑：種田的事被媒體報道后，仿佛坐了趟人生的過山車

     此時，關于黃慶玖以公務員身份種田的質疑聲開始傳來。當記者再次見到黃慶玖時，他說，自己更多的時間是在辦公室，沒花在種田上。

     5月10日，記者來到黃慶玖的辦公室，辦公桌上零星堆著幾份過期報紙和諸如《讀者》之類的雜志。黃慶玖從抽屜里摸出一本綠殼日記本說，他最近都在研究十八大精神，每天都會抄上幾頁十八大報告，日記本現在已經被他抄了近100頁。

     電腦旁邊比較顯眼的地方，擺放了一個日歷本，黃慶玖用黑色水筆在上面寫了每天的工作日程，1月和2月都甚少標注，只在元旦和春節期間，寫著寥寥幾個字：制種、稻谷結賬。

     到了3月份，除去雙休日，日歷本上開始每天都有標注。不過，內容依然簡單，有的只寫了四個字：今天開會。

     黃慶玖說，自己的事被媒體報道后，他仿佛坐了一趟人生的過山車。“最初，是作為正面典型報道的嘛，我自己也吹了些牛，哪里曉得后來又說不能種田。”

     “根本沒賺10多萬呢。”黃慶玖說，只賺了點汗水錢，兩三萬的樣子，“當時覺得，大戶包田，科學種植，是肯定可以賺錢的，哪里想到會這么不掙錢。”

     的確，關于他的第一篇報道《副鄉長辭職種田》，被國內多家媒體轉載，在網上引發熱議，黃慶玖被看做是一個不戀官場、回歸農田的非典型基層官員。

     而后，關于身份的質疑隨之而來。據稱，黃慶玖還因此接到上級領導部門的電話，批評他“愛出風頭，惹了麻煩。”

     對于黃慶玖種田一事，零陵區組織部稱，他們不了解情況，也不作評價。“這是他的個人行為。”

     黃慶玖說，妻子跟他吵架，罵他蠢，讓他跟記者解釋，他不是一個人種田，去年也沒賺那么多錢。記者提出采訪黃慶玖的妻子，被他婉言拒絕。

     黃慶玖對記者說，他已經決定不再種田了。“今年投入的幾萬塊錢，算是借給別人了。我只收回成本，給我一點利息就可以了。”

     他說，自己來自農村，考上大學不容易，是村里和父母的驕傲，如果因為種田丟了公務員的工作，會被村里人看成是“舍本逐末”的笑話。

     黃慶玖說完這些，臉上顯出更深的疲倦。他捶了捶腦袋，眼皮耷拉下來，緩慢地關掉電腦，打了卡，走出辦公室。

     “兒子回家了，要給他做晚飯。”他望著記者，似乎欲言又止。

     不過很快，他從口袋里摸出了一塊錢，道別之后，坐上了正好趕來的公交車。

    公務員種田，于法于情都說不過去

     姜明安(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黃慶玖的行為已經違反國家公務員法，而且在情理上同樣說不過去，他這等于拿著國家財政、納稅人的錢，辦自己的事，納稅人能同意嗎?

     公務員閑職太多，那就精簡，國家和人民財政負擔也不會這么重。現在的情況是，公務員考到了中央就一直在中央，考到了基層，就不太可能到中央。應提高基層公務員待遇，并進行從上到下的職務流動，讓基層公務員也看到希望。

     竹立家(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在中國很多鄉鎮，有兩種現象越來越普遍：一是一些基層公務員通過參股委托他人辦公司、企業等經商活動來謀利;二是官員通過自己的親屬、妻子、兒女等辦公司或經商謀取私利。黃慶玖的情況雖然不是經商，也沒有利用土地開企業開公司，但作為一個曾經分管農業、現在依然在相關單位謀職的公務員來說，利用農田從事生產并獲得利益，本質上跟公務員經商并沒有區別。

    在情理上容易獲得同情和理解

     肖仁福(湖南作家，研究官場多年)：黃慶玖的情況雖然不容于法律，但是在情理上容易獲得同情和理解。類似黃慶玖這種公務員從事副業的情況，在中國基層比較普遍，所以矛頭不應對準個人甚至這種現象，而是制度，政府應該思考，為什么會有這么多官員人浮于事?公務員種田或者類似的現象為什么存在?大致可以理解為，他要生存，他的家庭要生活。當他在一個單位不需要操太多心，甚至可做的工作很少時，面對生活的壓力，他作為一個父親，一個丈夫，便會去尋找一些可能的“門路”。

     楊波(學者，研究公務員制度改革)：問題的根源在于制度。首先，基層公務員中很多職位的設置屬于雞肋，甚至成為擺設，基本沒有很多事情做，加上待遇偏低，升職無望，這幾乎已經構成了基層公務員另謀“錢”途的主要原因。另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一些欠發達地區基層公務員缺乏監督，這也間接促成了基層公務員在編不在崗、吃空餉現象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