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在哈爾濱市的調研顯示，超六成農村老人擔心“基本生活來源”——
養老金雙軌制改革，“以房養老”……近日，一系列養老話題持續占據著輿論中心。而公眾在關注城鎮退休人員待遇的同時，另一問題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農村養老。
“在城市，領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農村領取退休金的人群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養老。”在北京大學第八屆中國老齡產業高端論壇上，國務院參事馬力透露。
“中國農村的老齡化程度高于城鎮，農村老人的貧困發生率（指貧困人口占全部總人口的比率——記者注）也是城鎮的3倍以上。”中央國家機關青聯常委、中央農村調研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丁智勇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他近年調研發現，“隨著青壯年人口大批‘外流’、被占用耕地越來越多，農村養老問題顯得更加緊迫。”
在丁智勇2011年對哈爾濱市12個縣鄉的調研中，60歲以上農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過50%，60.8%的農村老人在為基本生活來源擔心。
55元養老金只夠買幾盒感冒藥？
全國老齡委辦公室的數據顯示：1999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超過了10%這條國際“紅線”；今年，這一數字將突破兩億大關，老齡化水平將達到14.8%。
這其中，農村老人占多少比例？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農村整體老齡化程度，比城市高出3%。另據《人民日報》報道，曾有課題組統計，截至2009年年底，農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過18.3%，規模是城市的1.69倍。
“低生育率和青壯年人口外流，是造成農村的老年人群體‘日漸龐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說，“但是，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使農村老人的經濟地位，遠比城鎮退休老人‘弱勢’。”
去年5月，有學者引用全國老齡委辦公室數據表示，我國城鎮老人的人均收入，是農村老人的4.7倍。從貧困率角度看，在全國約1010萬城鄉貧困老年人中，農村就占860萬，農村老人的貧困發生率是城鎮的3倍以上。
“當前，農村老人的養老方式主要有3個：社會保險養老、家庭養老和土地養老，有時也包括社會救助。”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唐鈞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但是，以每月55元為“起點”的新型農村養老保險，“顯然無法滿足一個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
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又稱“新農保”，是國家為未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廣大農村老人，提供其基本生活保障的主渠道。從2009年起，它在全國10%的縣試點，基礎養老金定為每人每月55元。換句話說，一個農村勞動者每年繳納100元，60歲后，就能每月領取55元。多繳多得。
“由于秉持‘廣覆蓋，保基本’等原則，當時55元的標準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記者注）還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唐鈞說，“如今4年過去了，這個標準基本沒有變化，遠追不上物價的漲速。”
丁智勇在調研中，已碰到了類似尷尬。
一位老村民告訴他，每月基本養老金“沒病時還可以，有病就麻煩大了”。這個村民算了一筆賬：一盒感冒藥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碼要吃幾盒，“一個月的養老金基本就沒了”。
“項目少、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丁智勇這樣總結新型農村養老保險的不完善之處。今年10月，據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發布的調研報告，2010年，農村能夠依靠養老金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老年人，僅為4.6%，而這一比例在城鄉老人間的平均值為24%。
報告同時顯示，從1990年至今的20多年里，城市老年人的在業率一直下降，現在保持在5%左右，但“有41.2%的農村老人，仍要靠勞動收入養活自己”。中國老年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所長杜鵬說。
過半“空巢率”讓家庭養老難以為繼？
中國有句俗話，“養兒防老”。新頒布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里也明確規定：“老年人養老以居家為基礎。”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發布的調研報告顯示，目前，我國約有40.7%的城鄉老年人靠家庭供養。在農村，這一比例更大，占到47.7%。
但是，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空巢”現象（即子女因為工作、學習、結婚等原因長期離家，中老年夫婦獨守空巢。——記者注）持續沖擊著家庭養老模式。近年來，由于農村的“空巢率”急劇上升，鄉村家庭養老功能嚴重弱化，農村養老“危機四伏”。
“農村的問題相比城市更嚴重，因為很多農村老人一旦生活不能自理，就沒有收入來源，得依靠子女撫養。”杜鵬表示。
根據全國老齡委辦公室副主任吳玉韶透露，中國的空巢老人數量，2012年為0.99億人，今年將突破1億大關。另據該辦公室副主任閻青春于2012年9月披露，目前，中國城市老人的空巢率接近一半，達到49.7%，農村過去沒有這種現象，但隨著農民工大量外出務工，農村老人空巢率也達到38.3%，“并且上升速度比城市更快”。
在丁智勇的調研中，蔓延至農村的“空巢危機”，似乎已經顯現。
調研顯示，截至2010年年底，哈爾濱市60歲以上戶籍老年人口為142.6萬人，其中農業老年人口69.8萬人。農村老年人“空巢”、“隔代空巢”和“季節性空巢”的比例高于50%，喪偶率達26.9%，失能、半失能的占17.0%。
“農村青年追求自身價值，外出打工，導致大量農村‘空巢化’。”丁智勇在黑龍江尚志市河東朝鮮族鄉南興村發現，原來1580人的村子，現在只剩下100多位老人，成為名副其實的“老人村”。在黑龍江方正縣某村，只剩下30多位老人在家留守，“兒女們三五年也回不來一次。”
“‘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誰照顧？生病誰來護理？家務活誰來幫忙？”這是丁智勇所擔憂的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發布的調研報告顯示，約四成城鄉老人自認是家庭的負擔。在丁智勇的調研中，反映“需要時沒有人照料”的農村老人，占到52%。“大多數老人獨自呆在家里，有的看看電視、打打牌，有的與鄰居聊聊天，有的耳聾眼花看不清電視，只能聽聽廣播。”這是丁智勇為農村“空巢”老人日常生活畫的一張像，“他們相互照顧、自娛自樂，有了大病才通知子女回家看看。”
此外，穆光宗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現實中，農村養老的“大頭”依靠的是土地和勞動力。但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土地養老”模式也不斷受到沖擊。
據統計，目前我國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農民達5000萬人，預計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超過7800萬。這對農村老人意味著什么？
“土地是農民最主要的經濟來源，也是家庭養老的主要經濟基礎。”丁智勇表示，“但隨著農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沒有經濟權，沒有發言權’，農村失地老人在許多應得利益面前被‘邊緣化’了。在農村，有經濟來源的老人，子女爭著贍養，無經濟來源的老人‘無人問津’的現象，屢見不鮮。”
對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來說，指望一塊土地養老，依然阻力重重。
丁智勇在對哈爾濱12個縣鄉的調研中發現，能自己種地的農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換得口糧，或是將土地交給子女或親屬耕種,后者約占44%。“老人把土地分給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積給老人生活費，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點的能給老人少量零花錢。所謂贍養費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額很少。”他告訴記者，“還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兒子結婚時就給了兒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政府應該是第一責任主體”
面對漸漸“老”去的農村，我們該怎么辦？
穆光宗認為，在“未富先老”的時代背景下，農民養老，不應再遵循“只交給土地和家庭”的傳統模式，“農村養老應該是多資助、多層面、多元化的，國家和政府要承擔起更多責任，政府應該是農民養老的第一責任主體”。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報就曾刊文提出，我國財政支出中社會保障的支出比重，遠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國家，而社會保障支出中的絕大部分又用于城鎮居民。“現階段構建城鄉統籌的社會保障體系，重點在農村”，并呼吁“提高財政用于社會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鄉人口比例配置”。
唐鈞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未來，政府加大對農村養老問題的財政投入，已是學界共識。
“建議農村老人的養老金和城鎮居民一樣，由‘基本養老金’和‘補充養老金’兩部分構成，并且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為標準，根據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費的數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鈞說，“2009年時，確定55元的基礎養老金，有財政負擔能力的考慮，也考慮到農民畢竟還有土地作‘后盾’。而現在，制度建立了幾年，一些情況也發生了變化，是可以考慮完善標準的問題了。”
丁智勇則認為，除了“養”，“醫”也是當前農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們不堪重負。
“現在的‘新農合’（即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記者注）政策，雖然緩解了農村老人的看病難、看病貴狀況，但報銷比例低、納入報銷范圍的項目少，縣鄉地方的醫療條件有限，‘當地看不好，外地報（銷）不了’，仍然是農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問題。”丁智勇告訴記者，“試想，如果一個農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統計，至少需要1萬～2萬元。而且看病費、住院費需要自己墊付，老人墊付不起，報銷比例又低，一部分農村老人也‘因病致貧’。”
記者了解到，近年我國已加大了對農村醫療的保障力度，比如“新農合”的補助標準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針對一些治療花費特別高的“大病”，建立了補充醫保報銷制度。丁智勇則建議，未來，在醫療方面還可以給予農村老年人以更多優惠和照顧：“減免特困、高齡農村老人參加‘新農合’的參合費用，提高‘新農合’的報銷比例、擴大報銷范圍。”
對失地農村老人，丁智勇進一步建議，可以考慮建立“被征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辦法”：“比如，對被征地農民的養老保險，實行‘先保后征、剛性投保’辦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們失地后養老的后顧之憂。”
對一些“空巢”現象突出的農村，老人養老該怎么辦？穆光宗的想法是，加快農村敬老院的轉型，使農村的“分散養老”變成“集中養老”，給農村“空巢老人”打開一條綠色通道。
這與丁智勇的建議不謀而合。
“可以利用農村老年活動室或閑置的校舍，建立‘農村居家養老服務站’。”丁智勇表示，“由村委會或農村老年協會具體運作。在生活、醫療、護理、文化生活等方面，重點考慮高齡、空巢和失能困難老人的需求，并積極促進鄰里之間互幫互助。”
中國青年報記者檢索發現，各地政府已經開始探索這種新型農村養老道路。比如浙江金華市金東區利用村莊閑置的場所，建設起了“日間統一照料、夜間分散居住”的農村居家養老服務中心；湖北恩施建立了農村老年人互助照料活動中心，進行“農村互助式養老”。
“總之，要解決農村養老困局，公共財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農村傾斜、向農民傾斜。”穆光宗最后說，“這可能是理想的說法，需要中央和地方財政‘聯起手來’，但這首先取決于中央的蛋糕做得多大，否則就是空想。我們適度普惠性的福利，不應該忽視老年農民的共享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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