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湖南省湘潭縣婦幼保健院發生一起產婦死亡事件。12日，有媒體最先對此事進行了報道，文章中稱，“妻子赤身裸體躺在手術臺滿口鮮血，眼睛里還含著淚水，可卻再沒有了呼吸，而本應該在搶救的醫生和護士卻全體失蹤了”。報道一出，輿論嘩然，紛紛指責醫院草菅人命。
不過，很快有諸多醫務專業人士在網絡上表示質疑，并介紹羊水栓塞的高死亡率。13日，湘潭當地衛生局官微發布消息：產婦羊水栓塞，引發多器官功能衰竭，全力搶救無效死亡。此后，更多的事實被報道出來，輿論發生“反轉”，憤怒的網友回歸理性，紛紛開始反思。
日前，湘潭縣衛生局副局長齊先強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透露，產婦死亡一事將通過司法程序依法依規處理。
在醫患關系緊張的當下，如何才能更加理性地看待醫患糾紛、化解醫患之間的惡意揣測，相關各方又該如何承擔起自身責任？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了中國醫師協會法律事務部主任鄧利強，后者表示，協會正在思考如何應對醫療糾紛中的虛假新聞，日前剛剛向中國記協投訴了一個記者，這也是全國首例中國醫師協會投訴媒體記者案。
關于“情節反轉”
記者：您怎么看待湘潭產婦死亡事件的情節反轉？
鄧利強：在“湘潭產婦死亡事件”中，我們可以聽到兩種完全不同的說法，其中之一就是個別不負責任的媒體偏聽偏信發出的聲音。必須得承認，這又是一個“典型”的醫患關系報道，“產婦躶體”、“滿口鮮血”、“醫護失蹤”等具有沖擊性的字眼，在刺激人們神經的同時，又暗示其為一起醫生缺乏責任心的醫療事故。
我認為，媒體人對待醫療糾紛的態度，應該是慎之又慎。要知道，每個醫療個案都有自己的特點，用“外行”眼光去選擇“真相”，既背離了新聞工作者應有的準則，也會最終導致社會和患者對醫院和醫務工作者的痛恨。對醫院、醫生，我們應該給予寬松的社會環境、合理的法律環境和理性的輿論環境。
記者：“湘潭產婦死亡事件”中，為何出現院方人員“開溜”的情況？
鄧利強：在這件事中，院方人員發現病人死亡，覺得家屬會打人砸物，于是選擇悄悄離開，讓村支書代為通知。為什么躲？以往的一些醫療糾紛新聞，報道了不少打罵醫護人員的行為，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才有了醫護人員“躲避”的情況，畢竟尋求自保是人的本能。
關于“無責賠償”
記者：您認為事發醫院如果沒有責任，應該賠償嗎？
鄧利強：羊水栓塞該不該賠，不能籠統地說，還要看在羊水栓塞形成之前，醫院所采取的措施有沒有可能增加羊水栓塞的風險。此外，當羊水栓塞出現時，醫生是否及時發現其體征表現并予以處置。
如果醫院完全無責，就不應該賠。如果存在責任，應按專家確認的責任比例進行賠付。“湘潭產婦死亡事件”從整個進程看，醫院應該是盡力救治了，具體有無問題、責任大小，要看醫療鑒定。
我們應該看到，由于受到輿論的壓力，一些醫院不該賠也賠，導致醫療糾紛責任不清、是非不明。我們堅決反對在沒有鑒定或者專家評議的基礎上，為了息事寧人去賠，特別是這種已經被炒作起來的死亡案例，一定要有一個明確的責任認定。
記者：一些評論認為，醫患雙方選擇“私了”，源于現行醫療鑒定體制的信任缺失，因為我們的醫療鑒定體制有“醫醫相護”之嫌，您怎么看？
鄧利強：專業人士鑒定專業問題，這是全世界的通例，也只有專業人士才能做客觀評價。所以，請大家尊重科學。如果經過專家鑒定，認定醫院負有責任，不僅要對患者進行民事賠償，還應對負有責任的醫護人員進行處理。只有這樣，才能對引起新聞事件的醫療糾紛，有清晰的、對社會負責任的處理結果。
關于“報道追責”
記者：若如您所說，一些“噱頭”報道造成了醫患關系割裂，又導致醫生在診療過程中畏手畏尾、顧慮重重，為何很少看到受輿論傷害的醫院去訴諸法律？
鄧利強：從醫院的角度看，新聞事件如能平息就謝天謝地了，他們覺得與媒體打不起官司。不過，日前我們中國醫師協會剛剛向中國記協投訴了一個記者，他在“產婦縫肛門”、“走廊醫生”等一些涉醫報道中，都發表了與真相完全相左的文章。
在涉醫的“問題性報道”中，個別案例性質惡劣，某些記者極端不負責任，混淆事實，歪曲真相，惡意撕裂醫患關系。而且長此以往，樂此不疲。我們投訴的那名記者，其情況就屬于這樣。
就“湘潭產婦死亡事件”，我們會繼續關注其醫療責任認定。如果最后證實，事實與個別媒體報道有較大沖突，中國醫師協會法律事務部將積極聯系當事醫院，協商權益維護問題，追究相關媒體失實報道的責任。
記者：這里是否存在記者因涉及醫學專業而產生的“誤讀”呢？
鄧利強：這涉及的是兩個層次的問題。一種是因記者未盡到責任，沒在技術上、專業上尋求幫助，其缺失造成了文章報道的“外行”；另一種就是故意不做，制造話題煽情，以達到炒作的目的。第二種情況典型的莫過于“縫肛門”事件的不實報道。
為了減少醫患間的不信任，中國醫師協會正在思考，如何應對醫療糾紛中的虛假新聞，目前正著手設計制度化的應對方案：比如投訴、乃至訴訟。以此促進媒體在醫療糾紛的報道中，更加理性客觀地去維護，而不是去撕裂這條社會中的“生命保障線”。
關于“體制改革”
記者：記者在采訪“走廊醫生”事件中發現，無論事實如何，“走廊醫生”蘭越峰還是被很多網民追捧，對她的處理也被認作是貪腐者“報復”的加劇。這怎么解釋？
鄧利強：毋庸諱言，“過度醫療”確實有一定的普遍性。民眾覺得蘭越峰的說法符合自己的日常體驗，所以傾向于相信她是“醫界良心”。
個人認為，醫患關系之所以發展到今天的緊張局面，與政府對醫療的投入不足、醫療衛生立法的搖擺、媒體以保護患者為初衷導致的醫患關系撕裂等諸多因素都有關系，而首當其沖的，就是政府對醫療投入的不足。
從表面看，我國醫療占GDP的比重與世衛組織最低4%的規定相差不多，但我們醫療支出的來源、分配比例出現了問題。老百姓看病貴，即使有醫保，也要求個人有較大部分的支出，作為個人額外支出，顯然會增加老百姓的經濟壓力。
政府投入不足還表現在，經過三次醫療改革后，醫院、醫生養活自己的方式，主要不是來源于政府支出，而是來源于醫療行為的收入。而醫療行為的收入，主要不是靠醫生的知識和技能獲得的收入，而是來自于賣藥和使用醫療器械。
記者：尖銳的醫患對立似乎是越來越突出。
鄧利強：這和我們立法過程中的前后搖擺、朝令夕改有關。
我國對患者的權利保護經過了痛苦的過程。1987年《醫療事故處理辦法》雖然是國務院頒布的，但行業保護的色彩很濃；醫患間在醫療糾紛發生后，尖銳矛盾開始出現。媒體也及時地捕捉到了社會熱點，引起全社會對此問題的關注。1998至2000年，每周都會有大篇幅關于醫療糾紛的報道，立足點都是負面的，醫患關系甚至成了大眾對社會問題不滿的發泄點。在此情形下，最高法在2001年底出臺了以保護患者為初衷，但法律邏輯存在問題的“舉證責任倒置”。而2009年12月頒布的《侵權責任法》，又取消了“舉證責任倒置”，使醫療衛生立法滯后于社會期待，很多媒體又將其解讀為立法上的一次“倒退”。
記者：在當前復雜的情況下，媒體該如何更好地進行醫患報道？
鄧利強：醫療是比較專業的行為，報道需要專業的判斷能力，報道者可以求助專業人士，可以綜合列出各方意見，唯獨不能選擇性臆斷。
報道者更應該關注的是醫療體制應該怎么改革。只有進一步深化醫改，才能在根本上消除醫患相互惡意揣測的土壤。
醫學界尊重媒體的監督權，但在當前醫患關系緊張的特殊環境下，希望媒體的報道將醫患關系帶回到冷靜、理性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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