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文獻研究室組織編寫的《鄧小平傳（1904-1974）》，即日起在全國出版發行。這是官方首次為鄧小平立傳。
鄧小平“文革”期間被打倒的經歷如何展現，尤為引人關注。該書用三個章節，講述了鄧小平從“文革”初期被打倒到1973年復出工作的歷史。
該書稱，促使毛澤東重新起用鄧小平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鄧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終沒有消極應對，而是積極地頻繁地用書信的方式保持著與毛澤東的聯系。
從中央文獻研究室獲悉，書中引用的毛澤東、鄧小平書信往來，展現出當時兩人關系的微妙變化，其中部分書信首次公開。
鄧小平一開始對“文革”認識不清
鄧小平曾說過：“我一生最痛苦的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標志著“文革”正式開始。
“文革”開始后，北京大學內突然張貼出攻擊北大黨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報。針對當時一些報刊的反常舉動和北大出現的混亂局面，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召集會議，決定向《人民日報》社和北大派遣工作組。
圍繞著派遣工作組問題，劉少奇、鄧小平等和林彪、江青等展開了爭論。最后工作組被迫撤回，劉、鄧在“文革”初期的這次抗爭以嚴重受挫而告終。
1966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作檢討：“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錯誤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在全黨范圍內，就是少奇和我兩人。”
會上，毛澤東對鄧小平表示了一種特殊的不滿。毛澤東說：“他這個人耳朵聾，聽不見，開會坐得離我很遠，對我是敬鬼神而遠之。”“1959年起，6年來從來不找我。”
對于上述史實，《鄧小平傳》稱：“毛澤東的話，反映了一段時間以來鄧小平與毛澤東之間關系的某種疏遠。這種疏遠的背后原因之一，是他們對一些重大問題認識上有分歧。”
“特別是，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鄧小平表現得‘很不積極’，還屢次堅持派工作組‘阻礙運動’。另外一個原因是：黨中央領導人在八大以后分為一線、二線，毛澤東退居二線，鄧小平作為在一線主持工作的中央領導人之一，在處理經常性工作中向毛澤東直接匯報少了。”《鄧小平傳》寫道。
毛澤東轉告鄧小平：要忍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的署名文章不點名地批判鄧小平，稱他為“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鄧小平看到這篇文章后非常震驚。他感到，《人民日報》發表這樣的文章，意味著對他的批判已經公開并且大大升級了，他的問題很可能由此“定性”。
4月3日，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主席：從1月12日起（在家中受到中南海造反派圍攻批判——編者注），我一直再想見見你，向你求教。只是覺得在群眾激烈批判我們的反動路線及其惡果的時候，求見主席是否適宜，所以一直憂慮著。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覺得我所犯錯誤的性質，似已確定。在這種情況下，我求見主席，當面聆聽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認為適當，請隨時通知我去。靜候你的指示。”
信轉呈毛澤東后，沒有立即得到回復。
五月的一天，汪東興來到鄧小平家告訴他，毛主席最近剛回北京，讓他來看看。汪東興還告訴鄧小平，毛澤東還讓他轉告三點意思：第一，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劉、鄧可以分開；第三，有事可以給他（毛澤東）寫信。
《鄧小平傳》稱，毛澤東讓鄧小平有事給他寫信，這一方面是他想看到鄧小平思想的“轉變”，另一方面是他對鄧小平的一種保護。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態度，使鄧小平避免了遭受劉少奇一樣的厄運，而且還為他在政治上東山再起保留了余地。
通過頻繁寫信維系和毛澤東關系
1968年5月，鄧小平寫信給汪東興，再次求見毛澤東。毛澤東看到這封信后說，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讀一下，議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見是否與鄧小平談話。江青、陳伯達、康生等極力反對毛澤東見鄧小平。
當年六七月間，鄧小平又先后兩次致信汪東興，希望見汪東興或是能夠得到毛澤東的指示。他在信中說：“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黨內，做一個普通黨員。我請求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參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給我補過自新的機會。”
對于頻繁“致信”，《鄧小平傳》寫道：“鄧小平深知，只要能保留黨籍，繼續留在黨內，他的問題就不會無法解決。此外，他也想通過這種頻繁寫信的方式，維系同毛澤東的關系。”
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會議的一項重要議題是批準“劉少奇專案組”對劉少奇的審查報告。由于劉少奇、鄧小平一同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司令”，這就意味著這次會議同時決定鄧小平的前途命運。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全會開幕式上，毛澤東就說：“鄧小平這個人，我總是替他說一句話，就是鑒于他在抗日戰爭跟解放戰爭中間都是打了敵人的，又沒有查出他的別的歷史問題來，什么叛變哪、自首呀，這些問題。”
毛澤東說：“他（鄧小平）的意思要求保留黨籍，不要開除黨籍，最好嘛還能夠做點工作。一講到做工作，許多同志都搖頭。我說，現在很大的工作也難做，叫他做點室內的整理材料，這樣的工作，總是可以嘛。”
毛澤東對鄧小平始終留有余地
1969年10月，在京老干部全部戰備疏散。臨行赴江西前一日，鄧小平給汪東興寫信說：“我保證在自己的余年中，努力在工作和力所能及的勞動中，好好地學習毛澤東思想，向工農兵學習，好好地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從頭做起，重新做人。”他想繼續用這種方式保持與毛澤東的聯系。毛澤東圈閱了這封信。
1971年林彪叛逃，對中國的政治形勢產生很大影響。毛澤東重新考慮用人問題。
1972年建軍節前夕，陳云、王震、滕代遠、陳再道等一批在“文革”中受打擊的老干部，出席國防部招待會。這對鄧小平是很大的觸動。
8月3日，鄧小平致信毛澤東，對毛澤東對他的一些不滿再次做了檢查，并說：“我過去最大的錯誤之一，就是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我覺得自己身體很好，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做些技術性質的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澤東看過信后，作出批示：“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
周恩來看到毛澤東批示的當天，即批示汪東興“立即照辦”。《鄧小平傳》稱，對于鄧小平來說，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轉折，意味著他的政治生命開始復蘇。
《鄧小平傳》分析，毛澤東對鄧小平之所以始終留有余地，一是鄧在中央蘇區時堅決擁護和實行毛澤東關于反“圍剿”的作戰和根據地建設主張；二是，沒有歷史問題；三是，民主革命時期作戰有戰功；四是，新中國建立以后做過好事。
“促使毛澤東這個時候來解決鄧小平問題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鄧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終沒有消極應對，而是積極地頻繁地用書信的方式保持著與他的聯系。在這些書信中，鄧小平數度含蓄、婉轉地向毛澤東作了檢討，承認自己所犯的‘嚴重錯誤’，并多次誠懇地表達了重新出來工作的愿望。”《鄧小平傳》寫道。
1973年2月22日，鄧小平一家從江西回到闊別3年多的北京。3月29日晚，鄧小平到中南海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問他這些年是怎么過來的，鄧小平回答了兩個字：“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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