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號為“獵狐2014”的全國公安機關緝捕在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人專項行動開展135天以來，先后從60個國家和地區抓獲外逃經濟犯罪人員428名。
公安部4日召開全國公安機關“獵狐2014”大決戰視頻會，對外通報了這一最新戰果。
32人逃往境外超過10年
公安部“獵狐2014”行動辦負責人介紹，行動開展4個多月以來，公安部先后派出60余個緝捕組赴境外展開集中緝捕。
在已抓獲的428人中，涉案金額千萬元以上的141名，逃往境外超過10年的32名。共有231名在逃境外經濟疑犯主動投案自首，占全部緝捕數的54%。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外交部聯合發布敦促自首通告后，主動投案自首的有173名。
期限已過，仍有人想投案自首
據介紹，在行動中，全國公安機關始終堅持緝捕與勸返并重的原則，充分利用《關于敦促在逃境外經濟犯罪人員投案自首的通告》，千方百計做好規勸，最大限度地給予疑犯等爭取寬大處理的機會。
記者了解到，通告規定的12月1日投案自首最后期限已過，但目前仍然有部分在逃境外經濟疑犯想回國投案自首。
對此，公安部有關負責人表示，目前，雖然通告規定的截止日期已到，但在逃境外疑犯如果是在通告發布期間，向辦案單位、駐外使領館等有關部門正式表達了投案自首意愿，只是由于辦理證照或工作安排問題等原因，沒有趕在通告截止最后期限回國，只要在12月31日前回到國內投案自首，依然適用通告，可以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積極挽回受害單位或受害人經濟損失的，可以減輕處罰；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
“尚有一人在逃，追逃絕不停止”
專項行動離結束還有20多天時間。公安部副部長、“獵狐2014”專項行動領導小組組長劉金國表示，尚有一人在逃，追逃絕不停止。
劉金國說，“獵狐2014”已成為我國開展國際追逃追贓的顯著標志。各級公安機關要堅決堵死經濟犯罪人員和腐敗分子的后路。
■ 揭秘
在語言風俗迥異、情況異常復雜的海外，如何讓潛逃多年的“狐貍”束手就擒？記者深入“獵狐2014”行動組，揭秘“獵人”們高超的“獵狐術”。
如何鎖定“狐貍”？
可以協調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紅色通緝令”，迅速在成員國定位疑犯
陸某等人打著美國美洲礦業的旗號，發展會員180多個層級，涉及多個省份的8萬多人，涉案金額高達8億多元。案發后，陸某等多人逃往泰國。
今年11月，泰國曼谷，一家高級酒店的會場內，當涉嫌非法集資的陸某被中國警察控制住時，詫異不已：“你們怎么找得這么準？”
赴泰國行動組成員錢松介紹，獲取相關線索的第一時間，行動組趕往泰國。憑借我國公安部與泰國警方良好的合作關系，到達泰國第二天，行動組就獲得情報：陸某將在當地一家酒店召開一個大型“產品發布會”，現場來了700多人。
該如何實施抓捕？“根據抓捕經驗再加上現場的研判分析，比如所坐的位置、派頭等，很短時間內鎖定疑犯。”行動組相關成員告訴記者。
陸某等人的落網是“獵狐”的一個縮影。事實上，準確鎖定外逃疑犯的藏匿地，正是順利開展追捕行動的第一步。
“整合公安部經偵局、出入境管理局、港澳臺辦等部門力量，同時協調駐外使領館等資源，并充分利用國際刑事司法合作機制，做好疑犯藏匿地情報信息的收集及研判工作。”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黃風介紹。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國際警務執法學院副院長趙宇說，為了鎖定潛逃境外的疑犯，我國公安機關可以協調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紅色通緝令”，迅速在成員國對疑犯進行定位，及時報告行蹤；一旦確定了嫌疑人的大致逃跑路線，可以在沿線國家都部署查緝。
另外，“獵狐2014”的隊伍中警察學歷高，有著經濟、公安、法律等多樣學科背景，逮捕部分經濟疑犯也即所謂的“精英犯罪者”，能派上大用場。
如何實施抓捕？
“海外抓捕能否成功的關鍵，在于所在國警方的配合程度”
林坤是公安部赴瓦努阿圖行動組的成員之一。令他高興的是，瓦努阿圖政府為行動組特別簽發了執法證，為緝捕潛逃海外7年之久的經濟疑犯魏某提供了很大便利。
據介紹，福建三明籍人士魏某因涉嫌非法集資犯罪，2007年舉家逃到南太平洋上的島國瓦努阿圖，更名改姓后過著隱居生活。
“魏某已經入了當地國籍，但瓦努阿圖移民部迅速注銷了他的國籍。”林坤介紹，趕到當地后，有了執法證再加上當地執法部門的配合，抓捕行動順利完成。
“海外抓捕能否成功的關鍵，在于所在國警方的配合程度。”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志軍告訴記者，在國外實施抓捕與在境內有很大不同，必須尊重所在國司法主權，通常無法在不打招呼的情況下實施抓捕，而是需要當地執法部門配合。
公安部辦案人員表示，抓捕一般有兩種方式：一是由所在國警方或其他執法部門實施抓捕，然后移交給中國警方，此類最為常見；二是由所在國警方和中國警方共同實施抓捕，抓捕魏某就屬于此類。
除了主動出擊，“獵狐”的另一大法寶就是“攻心術”——勸返、發布自首通告。
公安部“獵狐2014”行動辦負責人、經偵局副局長劉冬介紹，從目前抓獲和接觸的情況來看，外逃疑犯總體上狀況都不太好。
“很多人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就是在外漂泊的日子不好過，比如，居無定所，沒有合法身份，甚至窮困潦倒。有不少逃犯遭到黑社會敲詐。”劉冬說，“警察出現的時候，不少人說，‘我知道這天遲早會來的’。”
“所以，我們發布敦促自首通告也是這個目的，讓他們抓住機會，抓緊回國。”劉冬說。
如何押回“狐貍”？
押回前需要辦理相關法律手續；所在國協助抓捕并不一定同意帶回
最后的押解程序，也并非易事。
林坤介紹，在瓦努阿圖抓捕到魏某后，魏某妻子聘請律師，要對移民部取消魏某國籍的行為進行審查，到當地法院申請禁止令，致使遣返行動要經過審查以后才能進行。
當地執法部門最終及時將疑犯移交我方。然而，在途經新喀里多尼亞轉機時，行動組遇到了新的麻煩。
“我們手里的是我駐瓦努阿圖使館發出的回國證明，新喀里多尼亞只認護照，拒不放行。”林坤告訴記者，在當地使館的大力配合下，最終實現在當地轉機，這在通常的情況下是不太可能的。
楊晨在馬來西亞的行動中，他們同樣遇到了嚴峻考驗：一名被抓捕疑犯的妻子為阻止辦案，在馬來西亞動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給遣返工作設置重重障礙。
“我們緊密依靠大使館和駐外警務聯絡官，最終成功完成了遣返行動。”楊晨說。
陳志軍表示，如何將外逃疑犯帶回國的問題，會受到所在國法律規定、與中國是否存在雙邊引渡條約、是否存在共同參加的國際條約等多邊機制、與中國之間的關系友好程度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具體來說有兩個問題。”陳志軍說，一是所在國是否同意由中國警方帶回的問題。所在國警方協助抓捕并不意味著同意由中國警方帶回，可能會有一個司法程序，審查是否存在不應當移交的事由再作出決定。
二是中國警方在帶疑犯回國前需要辦理的相關法律手續。這需要根據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簽訂的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引渡條約規定的程序辦理，或者依據共同參加的國際條約，例如《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等規定的程序辦理。
“追逃工作比較復雜，我們會利用已經建立好的渠道，力爭取得更大戰果。”劉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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