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家庭經營向集約化農業轉型中，一方面，新型經營主體面臨高成本、高投入、高風險壓力，另一方面，在種糧比較效益偏低背景下，出現新式非糧化傾向
日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基層調研發現，隨著傳統農區勞動力的轉移，當前土地流轉速度和規模正呈現“雙加速”局面，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不斷涌現，生產分工日益精細化。
但在傳統分散的家庭經營向集約化農業轉型過程中，一些“苗頭性”問題已經顯現：隨著農業生產經營從傳統小農模式向土地、資本、技術密集型轉變，新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明顯具有高成本、高投入、高風險的特點，而且，在當前種糧比較效益偏低的情況下，土地轉入大戶后，為企業對接提供了便利，一些地方出現工商資本驅動下的“非糧化”趨勢。
針對上述種種問題，農業專家以及多位業內人士開出“藥方”：因地制宜，適度規模，創新機制。
流轉加速新型經營主體涌現
從外表看，60歲的王福軍已經脫離了傳統農民形象。“我是老農民也是新農民，準確地說，我是有頭腦的農民。”他半調侃半認真地說。
王福軍是河南省武陟縣喬廟鄉馬宣寨村稻米合作社理事長，他所在的合作社2006年成立，至今流轉土地1700畝，有大米加工廠，并注冊了稻米商標，還在城里開了直營店。
類似王福軍的新型農民日漸成為農業生產的生力軍。
本刊記者調研發現，當前傳統農區的農業生產經營漸具“二元并立”態勢：一方面，隨著大量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種地兼業化、農業人口老齡化加劇；另一方面，農業生產經營正從傳統小農模式向土地、資本、技術密集型轉變。
在此背景下，兼業戶的農業功能正在萎縮。重慶涪陵區農委農經站站長何澤富介紹，此前的調查顯示，全區農業家庭23.8萬戶，其中近7萬戶是兼業農戶，“農忙時種地，農閑時打工”。但是，“近年來新型經營主體發展加快，專業大戶、合作社、農業企業不斷涌現。以農民專業合作社為例，全區每年新增30～50家。”
新型經營主體涌現的背后，是土地流轉速度和規模的雙重加速。在安徽界首市，2012年流轉土地11萬畝，是前十多年流轉面積的總和。陜西省農業廳提供的數據顯示，2008年該省土地流轉規模僅106萬畝，2012年升至456萬畝，增幅330%，占家庭承包土地面積的比例從2.3%升至10%。
隨著集約化程度加深，農業分工開始精細化。河南滑縣種糧大戶付東選流轉了800畝地。他說：“以前種幾畝地，耕種收全得自己干，現在機耕隊一天作業幾百畝，合同一簽就不用問了，種得多倒覺得輕松了。”
河南省農業廳總經濟師魏仲生認為，種種現象顯示，在家庭承包經營基本制度不變的基礎上，傳統農區的農業生產開始念起了“合”字訣：土地、資本及其他要素的多重聯合，推動了農業技術的集成應用、農業節本增效，最終提高了土地產出率、勞動生產率、資源利用率和科技貢獻率。
河南省農機局局長張開倫介紹，作為農機應用大省，2007年到2012年，河南拖拉機從339萬臺增加到387.7萬臺，增長14.4%，其中大中型拖拉機增幅高達130%，小型拖拉機僅增長9.2%。“在一個常年外出務工人數達2000萬的農業大省，糧食生產能實現連年增長，與規模化、機械化的發展緊密相關。”他說。
專業大戶高成本、高投入、高風險
2003年，重慶涪陵區焦石鎮農民余登合嘗試食用菌栽培，首筆投入7500元；2012年，他牽頭成立的合作社流轉土地達300畝，入社農戶53戶，年收入1400萬元。
今昔對比，余登合感慨地說：“合作社‘烏雞變鳳凰’，但規模大了投入也大，剛建的保溫庫投入200萬元，將來還要建設烘干房，延伸產業鏈做食品加工，隨便一個項目投資都得上百萬，當年那種小打小鬧的時代再也沒有了。”
本刊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和傳統分散經營農戶相比，新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明顯具有高成本、高投入的特點。在外部條件尚未成熟、自我管理經驗不足的背景下，一些專業大戶時刻處于高風險運行狀態，其間“掉鏈子”虧損的并不鮮見。
依托自己的農機合作社，河南息縣孫廟鄉農民陳新偉流轉了400畝地。但2012年遭遇旱災，虧損20多萬元。同在息縣的種糧大戶徐從立，100多畝旱稻全部枯死。
“以前看著大量的撂荒地覺得可惜，加上租金便宜，就流轉過來。等到干旱了才發現，上百畝的地塊連口井都沒有，現在合同都簽了，想退地也來不及了。”徐從立說。
何澤富認為，除了薄弱的基礎設施、難以預測的自然災害外，一些政策瓶頸也對新型經營主體的發育形成制約，比如融資體系不配套、農業保險不健全等。
全國種糧大戶、河南息縣彭店鄉農民柳學友所在的合作社流轉土地超過1萬畝。他說：“現在種地成本越來越高，地租、農資隨便哪項投入都得百八十萬，以前的小額貸款‘不解渴’，有時候應急只好到處借錢。”
重慶江津區石蟆鎮種糧大戶陳立群去年種地賺了10萬元，高利貸利息就還了3萬多元。他說，跑農村商業銀行貸款，只能貸到兩三萬元，程序還很繁瑣，完全是杯水車薪。要解決資金困難，找民間高利貸是唯一辦法。
王福軍也擔憂，高利貸種地蘊含很大風險：資金投入過大，一旦遭遇天災人禍，種糧大戶多年積累可能一夜之間“血本無歸”。還不上高利貸，則很有可能成為“壓倒農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村里人都說我們種地像賭博。我也感覺自己像個空中飛人，沒啥保險措施，看著飛得高，表面風光，一摔下來就是傾家蕩產。”柳學友說。
由于上述多方原因，農業生產急需的人才資源也遭遇回流受阻現象。余登合介紹，2011年，一家高校的兩位大學畢業生來到村里，投資12萬元包了4畝地種植食用菌，一年不到就失敗了，只好又回城里上班去了。
滑縣農業局副局長韓國凱表示，以前常說“莊稼活不用學，人家咋著咱咋著”，但現在這樣的局面正在改變。他說：“隨著農業集約化程度的加深，專業人才匱乏的短板也將日益凸顯。像大學生這樣的‘好苗子’，稍加鍛煉就能成才，如果留不住，實在可惜。”
新主體加快“非糧化”勢頭
本刊記者在采訪中注意到，為防范盲目規模化，對于達到一定額度的農業產業投資項目，一些地方正探索事前風險評估機制，但尚未引起足夠重視的是，伴隨新主體出現的“非糧化”新動向。
在安徽阜南縣苗集鎮，一家專業合作社流轉了2000畝地種植黃梨。這家合作社的理事長興致勃勃地介紹，掛果后每畝年收入接近萬元，而前期苗木投入每畝僅1000元，算下來比種糧劃算多了。“不少做生意的都回來包地搞這個，搶手得很。”他說。
安徽瓜農于慶海在河南息縣流轉了1500畝地種植西瓜。他告訴本刊記者，自己種的都是“精品地”，土壤成分、交通位置、灌排條件都很好。“以前，這都是當地大戶租來種糧食的，但西瓜效益好，我們出的地價高，農戶當然愿意租給我們，種糧大戶只能種賴地。”于慶海說。
在河南滑縣、武陟縣，安徽界首市等地農區，地租成本一般占到種糧大戶種地投入的一半左右，地租價格水漲船高，明顯擠壓了種糧利潤。界首市光武鎮種糧大戶齊崗說：“種糧一年趕不上種菜一月，糧食一畝地年均純收入也就1000元不到。如果土地租金被‘非糧’農地抬高兩三百元，種糧就更沒賺頭啦。”
有關專家指出，新型生產經營主體出現后，內有不斷擴張發展的壓力，外有資本逐利的沖動，在種糧比較效益偏低的情況下，很容易引發“非糧化”，而這和此前傳統農戶調整種植結構所形成的“非糧化”有明顯不同。此外，土地轉入大戶后，為企業對接提供了便利，由此還可能形成工商資本驅動下的“非糧化”，這些都值得警惕。
陜西楊凌示范區黨工委書記梁桂表示，面對不斷涌現的新型經營主體，“應在適當引導控制規模的同時，做好政策配套，降低專業大戶風險，并對外來資本嚴格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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