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村不是村，有院沒有人。說地不是地，草有半人深。”
近年來，城鎮化的進程不同程度加劇了農村的“空心化”：隨著大量村民外出務工或搬遷，部分偏僻地區陸續出現“空心村”現象。另外，一些地方在缺乏產業支撐的情況下，盲目開建新型農村社區，導致農民上了樓卻留不下來，或者干脆拒絕上樓，最終形成了農村的“二次空心化”。
無人村莊
河南新鄉紅旗區關堤鄉油坊堤村共有2800多人，2009年動工興建名為和旺社區的新村，至今已完工多時。但偌大的新社區，約有10多棟5層高的樓房，多數都空無一人。
從安義縣城往北沿著山路行25公里，是贛西北的南坑村。鼎盛時該村有130多口人，現在一個叫鐘兆武的64歲老人成了村里唯一的居民。
作為中國著名的僑鄉，江門的“無人村”情況以臺山為最。臺山人出國的特點主要是親屬移民和勞工移民，時間一長整個村落凋敝。據不完全統計，臺山因為移民出國造成的無人村至少有20個。
《中國企業報》記者獲悉，在江西省黎川縣樟溪鄉上源村下家村小組，村里原本有20戶人家，由于交通不便，陸續有人外遷，如今村里只剩下6戶人家。該鄉有7600多人，至今已有近3000名農業戶口村民在外務工。在全鄉48個村小組中，有26個不在鄉鎮所在地，其中22個村小組已經成了“空心村”，“空心率”高達85%。
從江西省安義縣新民鄉政府到合水村下轄的11個自然村，原本有村民814人，現居住人口不足80人，平均每個自然村不足8人。
截至2012年末，珠三角地區城鎮化率高達83.84%，相當于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已進入城鎮化發展的成熟階段。但是被掏空的村莊實不少見。在廣東惠東縣，從1983年擁有2445個自然村，到2011年銳減至2010個，近30年時間全縣范圍內有435個村莊消失了，年均消失14.5個。
有媒體報道，山西全省1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采空區近3萬平方公里，“不適合人類居住的村莊”已超過700個。另一方面，按照山西省加快推進城鎮化的規劃，每年會有200個甚至更多的村子消失。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李培林提到一組數據：在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時間里，我國的行政村數量，由于城鎮化和村莊兼并等原因，從100多萬個銳減到64萬個。
“空心村”困境
早在2010年，湖南省政協委員、永州市政協主席陳金榮對目前湖南農村普遍存在的“空心村”現象甚是擔憂，呼吁有關部門加大對“空心村”的整治力度。
以永州市江華縣為例，該縣共有521個行政村，農區14個鄉鎮的430個行政村都不同程度存在“空心村”現象，這其中農村建新房不拆舊房的比例高達80%，形成“空心村”的村莊達60%以上，在經濟相對發達的鄉鎮比例甚至高達70%—80%。
陳金榮還介紹，由于現有村莊建設大多沒有規劃，致使房屋更新換代加快；現行法規對農民住宅占地只以戶均為限，而不以人均為限，給農民多占地提供了較大空間；農村大多處于偏遠地區，有關職能部門對于農村違規建房現象執法不力或執法缺位，導致農村“空心村”迅速蔓延。
2012年，由中國科學院地理資源研究所區域農業與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鄉村發展研究報告——農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指出，經綜合測算與分析表明，在分批推進城鎮化情景下，全國“空心村”綜合整治增地潛力可達約1.14億畝。
那么這也意味著，測算出來的全國整治“空心村”的潛力面積，能夠達到將近5個北京城的面積。
“無論自留地，還是承包田，想在哪兒建就在哪兒建；門樓、庭院、居室、屋面等沒有標高控制依據，想蓋多高就蓋多高，愛怎么蓋就怎么蓋。而農民外遷后空出的房屋、宅基地，又無人繼承或回收。”一位鄉鎮干部如此告訴《中國企業報》記者。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任遠認為，實際上，農村不僅通過農產品流通環節和土地流轉環節支持著中國城鎮化和城鎮發展，也通過人力資本的凈流失支撐著城鎮化推進和城市發展。在此過程中，由于優秀人力資本的流失，限制了農村更快發展的能力和潛力。
空心村雖然是村莊規劃中的難題，但是已經引起一些地方政府的重視。記者獲悉，目前廣州已把1146個村莊納入新編制的總體規劃，計劃在3年內完成所有村莊的規劃，嚴控出現新的“城中村”。
廣州市規劃局還公布了《村莊規劃編制要求》，今后廣州的一些村莊將分新村建設和舊村改造整治兩類規劃，規劃過程中所有成果應當及時公開，讓村民參與審查審批規劃。但是，即將完成的327個村莊規劃中，沒有一個是空心村。而廣州市建委鄉鎮建設處也表示，目前沒有對“空心村”制訂專項計劃。
思路與隱憂
從GDP來看，我國2011年比1978年增加了近130倍。與此同時，中國城鎮化人口由1978年的1.72億（城鎮化率為17.92%）增加到2011年底的近7億城鎮化率為51.27%，還有2億流動農村與城鎮之間的農民工未計算在內。實際上，我國的城鎮化率已經接近70%。30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需要上百年走過的歷程，故人口從農村到城市這一單向流動已經接近極限。
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2012）》則顯示，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達到6.91億，城鎮化率首次突破50%關口。這意味著中國已經結束了以鄉村型社會為主體的時代，開始進入到以城市型社會為主體的新時代。
《報告》顯示，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了51.27%，城鎮常住人口超過農村常住人口。然而一直到1978年這一數字還是82.1%。據預測，如果未來中國的城鎮化率以每年0.8至1.0個百分點的速度快速推進，到2020年前后中國城鎮化率將超過60%。
在中國社會學會會長陸學藝看來，歐洲已經變成一個完全的城鎮化社會。而中國的工業化已經實現，但城市化仍比較緩慢。城鎮化率今后的速度還要快，2050年會超過70%或者80%。
1978年，中國只有1.72億城市人口，2011年城市人口達到6.91億人。30年間增加了5億人，比歐盟總人口還多。其實，城鎮化率若按照1.3%、1.4%的速度增長，每年還要有1000萬農民進城務工。但農民工不是單單自己進來，他的家屬、小孩還要進來，要搞全體城市化。
有關專家對記者表示，鄉村發展“空心化”的后果不僅使農村經濟得不到發展，而且會增加治理的成本和難度。現在不僅要研究農民對土地束縛的掙脫，更要追問掙脫土地束縛之后的農村和農民的情景會怎樣。
“空心村的問題，根源在法律，癥結在土地，關鍵在管理。”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高級規劃師李志則認為，土地管理法中明確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每一戶農民都可以得到一塊宅基地，這只以戶均為限，而不以人均為限，給農民多占地提供了較大空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趙樹凱主持的一項大規模調查表明，在農村外出人口中，35歲以下的年輕人占總數的86.3%，且外出人口的整體素質普遍高于未出者。由于農村精英流出太多，以至于在家鄉務農的人主要是老人、婦女和兒童。在這種情況下，傳統農村生產方式由于缺乏知識、技術等先進生產要素的注入，只能維持原有水平的簡單再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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